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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归祖国第四节土尔扈特部落的安居-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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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封爵
    清政府根据土尔扈特部落首领原有地位的高低,对朝廷效忠的程度与功劳的大小,此前在俄国兀鲁思的多少,以及归来后剩余属民的多少,分别授予他们①汗、②亲王、③郡王、④贝勒、⑤贝子、⑥镇国公和辅国公等爵位。上述6等爵位以下又有一、二、三、四等台吉或塔布襄,担任现职的首领称为执政札萨克,不担任现职首领称为闲散王、闲散公、闲散台吉、闲散塔布襄。他们领有与其爵位相应的额定的人丁,如汗有100个人丁,亲王有60个人丁,最低的四等台吉有4个人丁。人丁也称随丁,为各自的主人服务,不另外负担官差赋役。“这些人丁也称为优免人丁(内蒙古蒙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6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1771年10月24日(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颁布对土尔扈特部落首领封爵谕令:
    渥巴锡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哩克图汗。
    策伯克多尔济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毕锡呼勒图亲王。
    舍楞为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弼哩克图郡王。
    恭格为巴图色特奇勒图和硕特部土谢图贝勒。
    默门图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济木哈朗贝勒。
    达什敦多克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一等台吉。
    沙喇扣肯为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乌察喇勒图贝子。
    奇布腾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伊特格勒贝子。
    雅兰丕勒为巴图色特奇勒图和硕特部阿睦尔聆贵贝子。
    1771年11月7日(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初一),乾隆又在避暑山庄根据舒赫德、渥巴锡的上报资料颁布了对土尔扈特部另外34名首领封爵谕令,共封有贝勒1名,辅国公1名,贝子2名,其余为台吉。
    二、胜利后的骄傲情绪
    东归的胜利,得到清政府众封,原先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出现了骄傲和裂痕。
    首先是策伯克多尔济争权。为争夺土尔扈特部汗权,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早有矛盾,但是当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他们只有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而在东归胜利的形势下,争夺汗权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又以争夺东返之功表现出来。清政府奏折中:“策伯克多尔济却以此次归顺者,皆伊意而为者,故不可封渥巴锡为汗,而应封伊为汗。颇露争执之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一日,第二件)。及至为亲王,多加赏赐后,伊尚感悦备志,毫无陶怀异心之状。”其意这次东归,都是出自我策伯克多尔济的主意,并付诸于东归的行动,因此不能封渥巴锡为汗,而应当封我策伯克多尔济为汗,多次流露出和清政府争辩并执意坚持意见的面容,封了亲王后,才高兴一点了。
    至于舍楞,由于得到清政府的宽大和赏赐感恩戴德,合起巴掌直磕头感谢,等到又封为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弼哩克图郡王,更是多次表示:“我的愿望,就是这样。”他在离开承德前夕曾向清廷官员说:“我是有罪于大皇帝的人,害怕罪不容诛逃离祖国,投奔俄罗斯,原不是与旧土尔扈特共处,今得到皇帝的恩典特别深厚,都是出乎我意料之外,而无法报答万分之一。”舍楞自封爵之后,见渥巴锡面不打招呼,渥巴锡和他谈话连理都不理,颇露自满自恃有功之状。策伯克多尔济更是自傲争功,清政府巧妙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想从速实施分而治之的方针。
    三、保持汗位,暂不设盟
    渥巴锡的承德之行,审时度势,忍辱负重,接受了清政府“以众封而分其势”的政策。但是他在放任盟长问题上,致使清政府不得不慎重从事,暂不设盟。
1771年11月1日(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接《福隆阿奏渥巴锡对设盟长以分其势不悦折》:
    “窃昨日奴才福隆阿、白和卓、巴朗、法福里等会同询问渥巴锡等人,言:‘尔等回到部落后,乃设四个盟长,再委为副盟长,尔等属员内委何人为好?’渥巴锡乃曰:‘恭格、舍楞等人,均属我之封俗,系我携来者,若将伊等委为盟长,伊等乃并驾于我,久后伊等势必不理我也’云,殊露不快之貌。于臣等之见,设此盟长事,须待其部落住定,编讫旗分佐领后,方按照各自管辖的情况,设置盟长为妥,拟将此暂且不必赶办,而令舒赫德兼理为佳。”
    乾隆御批:“是也”(《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159页)。
    对这一奏折,乾隆予以全部采纳。
    然而第二天又下一份和前一日互相矛盾的廷寄。《谕舒赫德将渥巴锡等分别安置居住事》:“渥巴锡言辞中,却称伊为正统汗之后裔,而此次投顺之台吉,均系伊所携来者,其心意是,返回伊犁,将各部俱为伊所辖之下,此断然不可,朕早已洞察此事,倘使伊等聚居一处,则于事不利,故乃令各自间隔而居,不得互通音息等情,已陆续降旨,遣谕舒赫德等,在此方针指导下,其具体措施是,在安置此辈之时,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舍楞、默门图、恭格等人,分别远隔指地而居,此六人即放为盟长,此系重要之事,率伊等至各游牧后,将放伊等为盟长之处,亦即刻传谕降旨(《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164页)。”
    事隔3天,(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得知这一廷寄后,大发脾气,指责军机大臣拟旨时错误地领会了自己的意思,表示要对九月二十五日拟旨军机大臣垂训治理,速发又一廷寄:
《谕舒赫德指派大臣分别照管来归各部等事宜》
    伊等业已归附,趋至我地,虽不敢奈何,但由于目前业已露出此种可疑之迹象,我等若不予先尽心揣度,善以防范,则尚一旦发生意外之事,势必反遭恶果,其关系重大矣,故一着手办理此事,将其部落间隔而迁者,固属重要,而若使其迁只虑分散其力而行,又使伊等不致怀疑方妥,前日军机大臣拟旨,辄使其部众间隔而处,诸皆赖朕颇费心机,重训治理。该如何方妥耶?就以此事而言,我等现使迁移其牧,又不使伊等见面,亦不准互相往来,则势必招致妄生疑心,而且促激伊等生事,皆难测也(《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168页)。
    以上就是没有立即实施设盟的主要原因。清政府从策略上考虑,设盟之事不可太急,急则生变,接受福隆阿的建议,应力求保持渥巴锡汗的名号和尊严;只是先用封爵和划分牧地两条分而治之的方针,而且要做得巧妙,不要让渥巴锡汗和各部首领疑心,而且还允许土尔扈特各部互通音信,互相会盟,以俟时机成熟再设盟长。
    四、安置
    乾隆对土尔扈特部安置时指出:“土尔扈特、绰罗斯等,现宜指地令居,若指与伊犁之沙喇伯勒等处附近西边,易于逃窜乌鲁木齐一带又距哈密、巴里坤卡路甚近,朕意令居塔尔巴哈台,科布多西之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密勒、斋尔等处地方(《清高宗实录》卷887,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后来考虑到承德入觐结束后,已到深秋季节,塞外边陲之地早已冰封雪飘,因此提出如下补充措施:“为使厄鲁特等免遭损之,即先于分别指地遣住,暂住斋尔越冬,待明年春季再行前往(《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折)。”清政府为尽快实现指地安置、间隔而居的意图(《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日折,第一件),在1771年秋冬即根据首领的分封情况,进行了安置。
    由于东返归程,损失过大,定居之初,仍困难很多,特别是渥巴锡部众有8251户35909人,加附牧于渥巴锡的其它各部,人数不会少于4万多人。
    这时传染病流行起来。乾隆三十六年秋冬以来,天花在渥巴锡所属部众中流行,“几个月的时间出痘而亡者。已达3390人,就连渥巴锡的母亲、妻子、幼儿都出痘而亡((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2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再则,6万余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斋尔之地,矛盾不时发生,渥巴锡所率各部和舍楞所率各部、策伯克多尔济所率各部已露端倪,矛盾不时激化,偷盗时有发生,械斗之事不可胜计,清政府为了及时调和矛盾,迅速给他们划分了牧地。
    清政府的收抚政策制订的是较完备的,收容部众也比较容易,抚封上层也比较顺利,但要抚养众生却是困难重重,比较复杂,几万人挤在斋尔如此狭小的地方,远地而来,矛盾蜂起,生活艰难,身体较弱,传染病无情肆虐着这部分人,随时都有全部人被传染的危险,即使在冬季,清政府还是及时地对人口进行安置疏散。
    将东归的各部安置为6路,以渥巴锡为首的旧土尔扈特为4路,以舍楞为首的新土尔扈特为1路,以恭格为首的和硕特为1路。
    清政府首先是对舍楞的安置,害怕其心怀多变,滋事扰边。1771年11月上旬,舍楞在清官员吉福、阿育锡陪同下“率其属众,移往科布多、阿尔泰一带,以耕牧为业。”“次年5月,舍楞被安置在阿尔泰乌拉台地方,与杜尔伯特同居之,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节制,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十一日折)。”
1772年1月,策伯克多尔济移驻和布克赛尔。策伯克多尔济察看后,以为该处水草俱佳,殊甚感激:“俟其弟奇哩布病愈”,即迁入和布克赛尔。该部归伊犁将军节制,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兼辖。
    同时,巴木巴尔移驻济尔噶勒乌苏,归乌鲁木齐都统和伊犁将军节制,库尔哈喇乌苏办事大臣兼辖。默门图、达什敦多克移驻精河一带,归伊犁将军节制,库尔哈喇乌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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