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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来， 一天只写得头二百个字。 从来不曾这样懒过， 也从来不曾这样没兴致。 为什么“不能安坐”，为什么“这样懒”，为什么“没兴致”，胡适在《烦闷》之后的《小诗》里，道出了答案： 放也放不下， 忘也忘不了。 可能是他觉得这样写太直白太直露，恐后人耻笑，便将此两句用笔圈掉了，重新写： 刚忘了昨儿的梦， 又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 也许是烦闷，胡适日记自1月27日以后就中断了，时间长达一年。因而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已无法知道他与曹诚英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是否又见过面。可以肯定的是，他俩的通信始终未断；他俩的爱，也始终未消。1925年1月25日，他补记了一份“1924年的年谱”，其中将《小诗》定为“最得意的一首小诗”。其实无论从诗的技巧上还是内容层次上，这首诗不一定称得上最好，但因为诗里渗透了他对曹诚英的一份情，所以他自认为“最得意”。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屈服于妻子的菜刀 整个1925年，胡适的日记记得很简单。但是，在这一年中，却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的本身是胡适在日记里刻意回避的理由。这年7月，他收到曹诚英的一封信。 这封信的封面是用英文写的“北京大学胡适博士收”，实际上它是由曹诚英的哥哥曹诚克自天津转的。当时，曹诚克在南开大学任教授。该信的邮戳显示，发信邮局是“天津府”。 为什么要这样呢？从信中的内容看，曹诚英似乎在担心被别人知道他俩的关系。因为她这样写道：“……我们在这假期中通信，很要留心！你看是吗？不过我知道你是最谨慎而很会写信的，大概不会有什么要紧……你有信可直寄旺川。我们现在写信都不具名，这更好了。我想人要拆，就不知是你写的。我写信给你呢？或由我哥转，或直寄往信箱。要是直寄信箱，我想你我的名字不写，那末人家也不知谁写的了。你看对吗？” 这样的偷偷摸摸很让胡适痛心，他能感受到曹诚英不得不做一个无名无份的地下情人的委屈。而信的末尾一段更让他几乎要落下泪来：“……贰纾≡谡饫锶梦液耙簧装模院笪医婢氐厮祷傲恕７‘哥！我爱你，刻骨的爱你。我回家去之后，仍像现在一样的爱你，请你放心。……祝我爱的安乐！”也就是这句爱的宣言，让畏缩的胡适痛下决心，他要离婚，他要和娟结婚！ 于是，胡适向江冬秀提出离婚！ 江冬秀反应的激烈大大出乎胡适预料。她拿着剪刀要刺胡适，被人拦下后，又冲进厨房拿了把菜刀，威胁胡适说：“你要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儿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儿子不要了！” 胡适相信他那“庸俗的”妻子能够说得出做得到，他傻了，也清醒了。如果真的离婚，两个儿子的小命难保是其一，他胡博士长久以来精心维护的好名声也将毁于一旦而大失面子是其二。与其如此闹得鸡飞狗跳人尽皆知，不如悄然舍弃自己的爱情。就这样，胡适妥协了：不离婚了，让曹诚英去堕胎。 “堕胎”一说，在胡适日记中当然是找不到的，而只是知情者说。 曹诚英的苦楚，是能够想见的。她堕了胎，但无法堕掉对胡适的爱。为此，胡适在1926年写了一首诗《扔了？》： 烦恼竟难逃—— 还是爱他不爱？ 两鬓疏疏白发， 担不了相思新债。 低声下气去求他， 求他扔了我。 他说，“我唱我的歌， 管你和也不和！” 不久，曹诚英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与后来的物理学家吴健雄、生物学家吴素萱同学。再后来，由胡适推荐，她考入胡适当年就读的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 “表妹”要去当尼姑 藕断丝还连。胡适与曹诚英分手却并不绝情，他俩一直有来往。这在胡适日记中也有体现。 1931年1月7日 车到浦口时大雪。过江已误点，车开又迟，故到晚上十一点始到上海。 珮声来接胜之，在渡船上稍谈。胜之与她在下关上岸。我们在江口搭车。 在上海时，他俩幽会在友人汪孟邹家。这让江冬秀怒不可遏，但她忍着，因为至少胡适不再提离婚。 曹诚英学成归国后，曾在四川大学农学院任教，结识了曾某，并决定结婚。可是节外生枝，曾某的亲戚与江冬秀相熟，闲聊中透露了此事。江冬秀抓住了这个报复机会，也不顾及丈夫的颜面，将他与曹诚英的旧情翻了个底朝天。“丑事”很快传到了曾某的耳朵里，他随即取消了婚约。 伤心欲绝的曹诚英在1939年的“七夕”之夜，给正在美国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寄去一封信后，愤而登上峨嵋山，准备出家当尼姑。胡适是通过吴健雄的来信知道一切的，他很感伤，在日记里这样写： 1940年2月25日 吴健雄女士来信，说，友人传来消息，珮声到峨嵋山去做尼姑了。这话使我感伤。珮去年旧历七夕寄一词云：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 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嵋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 此外无一字，亦无住址，故我不能回信。邮印有“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八个字可认。 看样子，尽管曹诚英仍然“被恩情牵系”，但她不留字、不留地址的行为，也足见其决绝之心，更可知其悲愤之情。 远隔重洋，胡适纵然也牵肠，但却无力而为，他只有通过友人不停地探询曹诚英的讯息。 得知妹妹要做尼姑，曹诚克即赴峨嵋山苦劝，不惜动用“结婚不成可以独身”这样的极端说辞，终于劝得曹诚英下了山。这样的打击摧残了她的身体，她终于病倒。远在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记： 1941年1月6日 吴素萱来信说珮声去年六月病倒，八月进医院。 胡适没有记下他听说曹诚英病倒后的心情。也许此时此刻，他不知该说些什么。他留给曹诚英的，除了负了她之后的伤痛外，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都是没有意义的。他只有背负这份情债，遗憾终生。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难解徐志摩“八宝箱”之谜 诗人殉难 那天，满天湿湿的灰雾。一架小型飞机在雾气中艰难地找寻着方向。它缓缓地越过泰山后，盘旋着渐渐往下。前面不远处，就应该是济南机场。经验丰富又对济南地形了如指掌的济南人卫姓机师，此时信心满满。他操纵着飞机摸索着朝他认为的机场方向滑行，他知道离此次航行的最终目的地北平已经不远了。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巨响，飞机在撞上一座小山头后，燃起大火。着了火的飞机瞬间跌落在山脚下，翻了几滚，不动了。冲天的火光引来了附近村子里的村民，他们赶过来看。坐在前排的两位机师已成两具焦炭；坐在后排的一个人除了衣服着火而灼伤了皮肤外，身子的其他地方并没有着火。当然，他也死了。他就是诗人徐志摩。 对于好友徐志摩的意外丧生，胡适自然是要在日记里有所反映的。 1931年11月20日 昨早志摩从南京乘飞机北来，曾由中国航空公司发一电来梁思成家，嘱下午三时雇车去南苑接他。下午汽车去接，至四时半人未到，汽车回来了。我听徽音说了，颇疑飞机途中有变故。今早我见《北平晨报》记昨日飞机在济南之南遇大雾，误触开山，坠落山下，司机与不知名乘客皆死，我大叫起，已知志摩遭难了。电话上告知徽音，她也信是志摩。上午十时半，我借叔永的车去中国航空公司问信，他们也不知死客姓名。我问是否昨日发电报的人，他们说是的。我请他们发电去问南京公司中人，并请他们转一电给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十二点多钟，回电说是志摩。我们才绝望了！ 胡适在他这天的日记中，夹了一份《北平晨报》的剪报，题目是“京平北上机肇祸昨在济南坠落”。内容为：“十九日午后二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件被焚后，邮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 这篇日记，是胡适1931年日记中的最后一篇。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两个女人的争夺战（1） 对于“新月派”而言，胡适与徐志摩的作用无他人可比。梁实秋曾说：“胡先生当然是新月社的领袖，事业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就私人关系而论，他俩也是极为亲密的。就在徐志摩出事前的这年年初，徐志摩因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而在胡适家住过一段时间。 徐志摩的丧生，令胡适伤心难过了好一阵子，而徐志摩死后遗留下来的一只“八宝箱”，以及由此“八宝箱”而衍生出来的理不清的纠纷却让胡适烦恼了好一阵子。 有人推测“八宝箱”可能应该是“百宝箱”，因“八”和“百”字音相同而有误。徐志摩自己称其为“文字姻缘箱”。 所谓“八宝箱”是徐志摩遗留下来的装有他的日记、遗稿和书信等资料的一只箱子。 1925年春，徐志摩出国到欧洲去，他的日记、一些书信和手稿不便随身远行，便统统装在一只箱子里，想要找个合适的人代为保管。因为日记及书信涉及他早年与林徽因的一段情意，所以他不能将箱子交给与他恋爱刚起的陆小曼；林徽因时与未婚夫梁思成在美国留学，即使在国内当然也不是合适人选。徐志摩想到了他的挚友凌叔华。自此，直至徐志摩去世，其间他取回过箱子，但不知何故，箱子最终还是交到了凌叔华手上。 徐志摩死后，箱子里东西的内容一说凌叔华打开看过，又说是徐志摩对人讲过，总之大家都知道了其中有“康桥日记”。确实，“八宝箱”里除了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