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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不是简单的，他们之间的对立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富裕的平民越来越难以进入贵族阶层，另外还有一个矛盾，
一方面是法国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法国人民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而某些等级越来越封闭，因而产生了矛盾。
拥有财富的社会阶级获得了自身发展的机会，因此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并产生了一些新思想，这就是后来革命爆发的原因。
革命以前的30多年，可以说社会等级和人民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些等级不是完全一致的，也处于分化当中，各个阶级当中有穷
的，有富的，也由于他们在政府中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发生了分化。
因为一部分贵族出身的人被排除在权力之外，一部分富裕的资产阶级参加了政权，当时法国社会普遍的富裕了，由于社会富裕了产生新的
矛盾，同时引起了法国社会中知识界和教会激烈的辩论，因为教会当时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矛盾不得不促使国王进行改革，这
些改革有些人赞成，有些人反对。
由于财政赤字，必须寻找一个新的解决办法，因此当时产生了全国三级会议，即使没有三级会议，我想也会寻找其他办法，总而言之，由
于矛盾巨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经济危机不是根本的导火线，如果没有政治、宗教、经济、文化方面的辩论，仅仅经济原因不可能使人产生变革的愿望的。因此经济
危机仅是革命爆发的多种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原因。
让·皮埃尔·安格雷米（杨鹤鸣）
法兰西学院院士
2005中法文化年法方组委会主席
关于自由、平等、博爱，这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口号，可以肯定地说，从1789年到拿破仑上台，自由、平等、博爱随着法国的红、
白、蓝国旗在全欧洲到处飘扬。
19世纪初法国、意大利的一些著作是非常有趣的。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到，当时法国军队在国旗上印着金色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字样，
它们打着这样的国旗进入意大利。
后来，很快发现为实现自由、平等、博爱，某些欧洲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面对法国军队，德国、意大利当然还有英国对自由、平等、
博爱的口号产生疑问，这些情况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的。在整个19世纪一直喊着这样的口号，当时法国是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平等并没
有真正的意义，自由也仅仅是某些个人和那些富人的自由，博爱不过是一个慈善的梦想。
20世纪初法国出现的有关欧洲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革的思想，试图赋予自由、平等、博爱一种新的价值。不论正确与否，无论在今天的法国
还是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生活的人们，都不应该怀疑这个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这种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说起来是很容易的，实现起来
并不容易，我们向外输出法国人的思想，都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口号为基础的。
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个口号是虚伪的，这些口号在革命开始的时候是实行了的，当时人们对此充满希望，从1779年到1812年，尽管当时的
气氛很恐怖，但最起码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能够在法国社会推行，这些价值由于法学界人士的努力得以逐步实行，直到1914年，诺雷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一直坚持这个口号的价值。戴高乐将军仍然倡导这个价值，这一思想逐步地深入人心，同时它也在不断地演变和推
行，谈到国家的强盛，可以肯定地说这三大思想是法国赖以强盛的思想基础。
无论这些思想在其他国家、在法国殖民地和在法国本土真正实行与否，法国都是以平等、自由、博爱这三大思想在全世界发挥影响的。我
们生活在一个神圣化的国家，国家是公民福利的担保者，最高的担保者。
保证实行自由、平等、博爱，保证人权，保证人的身心健康，以及他们的安全。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大概国家被认为应对公民的一
切负责，使个人及其自由，当然也包括博爱和平等不受侵犯，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种完全的社会保证之下。人权在法兰西民族的全部
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也载入了联合国的宪章和世界文化遗产。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人权都必须得到维护。
一旦人权在某一方面被侵犯，譬如工会、种族隔离等方面，各种保证制度很快便发挥作用，如向法院起诉，我们为了保证各种制度发挥作
用做了很多努力。关于人权和人的安全可以谈得远一点。比如说一个市政的某条河的河水泛滥，那么这个市的市长就应该受到法律追究，因为
在这之前他没有注意大坝的安全，以至于发生了这样的灾难。
这种安全保证涉及在法国很多方面，国家的保证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中国、美国也有这样的权利保证，而且美国存在私人司法保证。在法
国是国家给予保证。
现在大家都不同程度地赞成这三大价值，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一些伊斯兰运动拒绝这一价值。自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成立以后，世界上出现
了与对自由、平等、博爱价值不同的声音，一些非洲国家在讨论中否定这一种普遍的价值观。譬如说在非洲的马格里布以及前法国殖民地印度
支那，那里曾经接受了法国的价值观，现在还保留了某种东西，称作法语国家，这两个法国过去的势力范围仍被认为是讲法语的地区。
现在一切都完结了，这些国家都独立了，并且取得了进步，但是还存在一种东西，那就是他们还是讲法语的国家。这使得不光这些国家的
知识分子，还有人民也与法兰西在语言上保持着联系，讲法语是十分很美好的，这是一种法国的遗产。现在一些塞内加尔、刚果、印度的作家
仍然用法文创作。
皮埃尔·罗桑瓦隆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主任研究员
自由、平等、博爱是三种价值，但是它们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自由可由国家颁布规定，但是必须要制定相应的法律，人民必须为之动员起
来。平等是一种目标，实现起来更加困难。有两种平等，一种是权利平等，两个世纪之前，法国大革命宣布权利平等的时候，是为了取消社会
特权。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社会当中都应有同样的机会，它不是人诞生时就能决定的。平等不仅仅是权利平等，还应该有经济平等，在实现民主
中最大的困难是这个问题。权利的平等和机遇的平等是密切相连的。每一个人的机遇不是生下来的时候就决定的。实际上这是现代民主应当争
取的。
每一个人的历史不是从生下来就写好的，而是由他后来撰写的，同时，必须有这么一个
原则，告诉人们怎样生活，什么是公共服务，怎样才能取得入学的机会，哪些是每一个人应当得到的经济来源，这就表明民主不是由法律规定
的纲要，民主是需要不断地讨论自由和平等的关系，如果由上而下规定一种经济平等，那它就要扼杀自由。
如果自由仅仅停留在原则上，没有在制度方面扎根，没有国家担保的社会平等。如受教育的权利，享受医疗的保证，没有形式等方面的牢
固确立。这就表明自由的原则与实际生活相脱离，这也表明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不能简单地决定社会纲领，它是指自由社会的生
活方向和发展趋向。
一个自由社会不断提出这些问题：社会基础问题并讨论它的价值，还要不断讨论把这些价值付诸实施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讨论实施这些价
值的方式。第三个问题就是法国革命提出的博爱问题。
博爱的概念是非常含糊的，实施起来问题更多。对自由下一个定义比博爱容易，那就是把每个有自制能力的人看成一个整体，使每一个人
不受他人和国家行动的侵害。自由就是根据人的潜力、自制能力和其法定能力来定义，这就是自由。
平等是一种更广泛的社会理想，博爱是一个道德的理想；怎样使它们相辅相成；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讨论的问题。这种理想不能写在《宪法》
上，这是一个感性的理想。法国革命之所以谈到博爱问题，使我感到有另外一种东西，自由、平等、博爱是革命的象征，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
是抽象的，这是法国革命最危险的一个东西。
后来一直被法国人所批评，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欲望，法国社会本来是反对旧社会的等级、特权和行会主义，这一切对每个法国人来说可
以说是一种监狱。如现在的等级壁垒，必须摆脱这一切，使个人成为社会的轴心，使每个人成为社会的活细胞，把每一个人从社会内部牢房当
中解放出来，这是必须的，因此从某种观点上讲，就是要建立一种以每个人为基础的社会，每一个人就如同是社会的原子一样。
重新塑造一种社会，因此博爱是一种理想，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也是一种集体，在现在社会上还有另外一种倾向，法国
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有意义的，但它不应成为一个模仿的榜样，法国革命提出了不少现代民主中遇到的问题。
但远远没有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它清楚地表明，哪些是自由和现代民主之间的矛盾，以及自由和平等之间的矛盾，个人主义原则和
集体社团精神之间的矛盾。
我们可以理解为法国革命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但它不能成为仿效的榜样，法国没有为善下定义，法国的样板不是成功的历史，它提
出了一个实施纲领，因此，从这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