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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战争后，人民对旷日持久的战争越来越厌倦。而一些有知识的人们在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这在法兰西民族的
大国之路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亨利四世时期的著名法学家让·博丹（1530年～1596年）对此有了深入的看法，他的著作《共和六书》不是人文主义的空想，而是一位历史
学家对古今政府的研究，其目的在于确定一个适应现状的政府形式。
国家主权理论是博丹学说的主要核心，他对主权理论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进行指挥的、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它又是“
对公民和臣民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
他在《共和六书》中说：“明智的政府必须充分了解国家的民意民情，然后进行的国家或法律的改变才能产生结果。因为一个联邦的主要
基础在于使国家适应民性，所发布的法令
和法规要符合地方、百姓和时代的特性。”
博丹认为，确立一个适应现状的新制度，应包含前朝和外国法律中所有好的条文，而且必须是符合国情的，这个国情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
行的，而是眼前这个国家的国情。这是他为了反击把罗马法作为政治理论中一切智慧来源的迷信的言论。
博丹指明了国家掌权者的权限的内容，主要包括立法权以及对外宣战、媾和及缔约权、任免权、最高裁判权、赦免权、要求服从权、铸币
及选定度量衡权、征税权和带兵权等等。
尽管博丹的理想政体为君主制而非民主制，但他仍然坚持法制原则，认为君主应依法行事。博丹所保留的对君主的制约只有一个，那就是
三级会议。它定期开会，负责投票决定是否征收新税。三级会议代表三个阶层——僧侣、贵族和平民，开会表决时，每个阶层内部磋商后作为
一个整体参加投票。自亨利四世统治下君主制兴旺之后，他们只开过一次会，直到1789年，他们不自觉地担负起摧毁君主制的任务。
但是博丹的学说表明在那个时代，法国人已经开始深入思考国家的意义和政府的功能，亨利四世进一步凝结人心的举措使这个国家的凝聚
力日益增强。不过如果说亨利四世是用宽容整合了法兰西的话，那么他的一位强有力的继承者则用铁拳又敲打了一遍，有趣的是这位继承者并
非国王。
“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标是使王国荣耀”。
这是一个叫黎世留的人在《政治遗嘱》中所说的话，就是这个人成为法国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红衣主教黎世留。
1610年亨利四世被刺死后，继位的路易十三年仅9岁，国家大权落到母后美第奇家的玛丽手中。
亨利四世的死使法国重新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亨利和苏利好不容易积累的一些盈余很快就被用得差不多了。此时多种根深蒂固的矛盾开始
显露：贵族对抗君主政体，中产阶级对抗贵族阶级，天主教徒对抗新教徒，教士对抗国家，年轻的君主对抗母亲，以及法国和国外势力的冲突
。
在此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有谁可以站出来，安抚黎民、维护安定、打败封建势力、拯救法国的崩溃、提高法国的国力且睥睨欧洲？
黎世留的父亲是亨利四世时皇家大教堂的主持人。他具有世袭的权利，黎世留22岁时，获得主教头衔。按照主教任用的制度，他的年龄还
差两岁，但是黎世留自有妙计，他匆匆赶到罗马，谎报岁数，并在教皇面前发表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拉丁文演说，教皇遂赐予职位。事后，黎世
留坦承谎言，并要求赦免，教皇无奈，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批示说：“该年轻人日后必将成为一大无赖。”
据说早在1610年，这位主教大人就为自己在政坛的言行立下了规范，这就是所谓的《自用宫廷行止守则及警言》，其中说道：“要让君王关注
自己，必须在君王路经之处侍立，但次数不可过多，以免讨嫌；看准风向，不要在君王生气时跟他说话；言语和文字都要十分谨慎，不到万不
得已之时，不要乱发言论，也不要落笔成文，因为有些事一旦出口或落笔，就将无法挽回。”
有人说此文乃是伪造，但说实话，黎世留的所为与这些规则颇为契合。也正是凭着这种小心谨慎，黎世留慢慢走上了法国历史舞台。
1624年，红衣主教黎世留担任了路易十三的首相。贵族出身的黎世留虽然身体病弱，但此时的他终于显露出了性情刚烈的一面，他的铁手
腕让世人为之一惊。在18年之中，他是法国的实际统治者。
黎世留是国家至上主义者，他提出了“国家主义”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政策，“为促进国家的福祉，用任何手段均是合法的；国家利益取
代了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均势则取代对大一统王国的向往，并假定一国在追求本身的私利之际，无形中对其余各国的安全与进步也会有所贡
献”。这一观点后来为欧洲各国所奉行，黎世留也被称为“现代国家制度之父”。
黎世留上台后即着手对付胡格诺教徒的叛乱。当时，胡格诺派和天主教的对立情绪仍很严重，在天主教控制的地区，天主教徒禁止胡格诺
教徒举行礼拜，摧毁他们的教会，有时杀死胡格诺教徒，而在胡格诺教徒控制区，他们对天主教徒的打击不逊于对手所为。当路易十三访问坡
城时，他发现自己居然找不到一所天主教堂作礼拜。
黎世留虽是红衣大主教，却认为宗教绝不能与国家大事有丝毫牵扯，他主张限制教皇权力，将教会有关俗务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因此在天
主教与胡格诺派之间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但此时的胡格诺教徒凭借军事上的实力，不服国王的管辖，将拉罗舍尔城视为一个享有完全主权的城市，甚至与法国为敌的任何船只都可
以驶入港内。黎世留采取坚决手段，1627年，黎世留随同国王向胡格诺教的要塞拉罗舍尔进攻。
进攻开始不利，随行的国王感到厌烦，先行返回了巴黎，在经过13个月的饥饿和疾病交迫之后，拉罗舍尔在绝望中陷落。黎世留一马当先
进入城内，他身后的士兵把面包分给饥饿的老百姓。
此时，半个法国要求彻底铲除胡格诺派，但黎世留的政策却极为宽大，甚至出乎胡格诺派的意外，他不仅没有进行大屠杀，反而准予胡格
诺士兵回家，保证所有胡格诺教徒的生命财产安全，在退还侵占天主教的财物后，由国家补贴20万给那些无家可归的胡格诺牧师。
1629年黎世留颁布了《恩典敕令》，剥夺了《南特敕令》给胡格诺派的一切军事和政治特权，根除了他们在法国建立的“国中之国”，使
法国进一步得到统一，而且在敕令中明确规定胡格诺派依然享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并将全国的陆海军的各种职位都开放给各教人士。
黎世留的政策使整个欧洲都大为惊异，而天主教和胡格诺派的对立也因此不断得到缓解，后来，甚至出现了天主教徒崇拜胡格诺派将领的
情形，黎世留说：“从那时，我在任命胡格诺派教徒以各种要职时，宗教的争端从未成为一种障碍。”
这也许是黎世留最大的几件功勋之一，他既通过解除兵权消除了胡格诺派的军事基础，又用信仰自由和人身安全使胡格诺派失去了政治对立的
基础，从而解决了王室与胡格诺派之间长期的对立，法国一大隐患渐渐消失，而且胡格诺派在工商业的特长为法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
对另一不稳定因素——封建贵族，黎世留远不如对待胡格诺派那么宽容。此时的贵族仍
然窥视着中央政权，有些势力大的贵族拥兵自重，建立城堡，甚至自行制定法律，强收过路费，成为法国最大的隐患。黎世留认为要想结束这
种局面，只有实行中央集权，由国王总揽大权。在今天看来，这种绝对君主制是落后的，但在那个时代，这是从贵族分裂走向统一的必经之路
。
1626年黎世留颁布敕令，命令销毁大贵族的所有城堡，禁止贵族决斗。一些贵族嘲笑他的政策，有人专门跑到他家窗前决斗，而黎世留直
接将两人送上了绞刑架。贵族们怀恨在心，拉拢皇太后，试图打击黎世留。但他们在宫廷斗争中败于黎世留之手。
贵族们一看形势不好，干脆起兵叛乱，结果被黎世留大军击败。黎世留将其领袖和数十名贵族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很多人说路易十三和黎
世留冷酷无情，黎世留的回答是：“惩罚一个穷凶极恶几与其爵位相等的大官，实在是伸张法治最好的办法。”
法国的封建主义和宗教纷争，促使黎世留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强化中央集权。他把自16世纪以来向地方临时性派遣的钦差大臣变为定制，
称为总督。总督由国王直接任免，通常出身低贱，但权力在地方长官之上，监督地方的行政、司法、财政和军事工作，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
辖。为便于对地方的控制，黎世留还在全国各地建立驿站。
在思想文化方面，他开始建立出版检查制度，1630年还创立了法国历史上最早的报刊《法兰西报》，作为集权政治的舆论工具。在黎世留
执政时期，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和巩固。
在他的铁腕政策下，贵族力量受到极大的打击，在他的时代，贵族们畏惧他的铁腕，虽然心中恨他，却也拿他没办法，而整个法兰西向着
统一国家更深地迈进了一步。他以独裁和君主专制制度为代价推进法国的统一和富强。
黎世留继续推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扶植工商业、扩大海外贸易和进行殖民活动。为提高法国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