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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提出，“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灾”是主要的。他们认为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主要是缺乏调查研究，缺乏党内民主，这两条不纠正，以后还要犯错误。
我想，提出党内缺乏民主，尤其显得重要。比如搞调查研究，实际上并不缺乏，“大跃进”期间，上至毛泽东，下至县委书记，是下基层最多的年份之一。当时很多部的部长都到基层去了，以至周恩来下令每个部必须留一个部级干部看家，免得中央有急事找不到人。可见各级干部工作之“深入”。但下去是下去了，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有什么用呢？即使看到了也不敢讲真话。缺乏民主的氛围，调查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只能是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所以会上几乎每个省委书记都提到了缺乏民主，党内斗争过火的问题。这也是七千人大会的一个重大收获，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就表明当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或者说已经有了一些民主气氛。但是，如何纠正，如何才能实现党内民主，尤其是如何才能防止党内不民主的现象再次发生，综观整个七千人大会，都没有得到深入讨论或者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当然，这不是一次大会就能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未来一直需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时至今日我们仍在探索中。
1962年的春节，各个省委在作自我批评的同时，中共中央各直属机关和国务院的各个部委，也都在进行自我检讨。这些单位均分管着全国的各行各业，有着很大的权力。在检讨中，他们也是纷纷主动承担责任，表示工作没有做好。
粮食部说：1959年全国征购粮食1200亿斤，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原因。1959年全国全年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征购就拿走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粮食部为此感到非常痛心。粮食部还说：1960年本来全国已出现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现象已极为严重，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可见粮食部见事太迟了！全国出现大饥荒的原因，可以说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中粮食征购过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煤炭是工业的重要能源，要发展工业，没有煤炭等于无米之炊。中央因此一直非常重视煤炭的生产。煤炭部检讨说：对这几年煤炭生产方面的估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58年8月到1959年上半年，生产迅速增长，虽然也过了头，可以说成绩伟大，缺点不多。从1959年9月－1960年底，生产搞过了头，使生产能力遭受严重的破坏，产量下降。因而这段工作是“得不偿失”的。1961年做了很多调整工作很有成绩，但是也走了一些弯路。
和各省的检讨一样，国务院各部委在检讨中，也都提到了犹如分水岭和转折点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事实上它不仅对农村经济，对工业经济也起了非常严重的负面作用。
冶金部的错误就更大了。“大跃进”期间，冶金部可以说是全国最老大的“大红人”，以钢为纲，一切都要为钢让路。本来，在经济建设中必须注意综合平衡，但是，冶金部看到毛泽东和中央很重视钢铁的产量，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大力发展钢铁事业。因而就不断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钢铁指标。当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谈到用“1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的想法后，冶金部立刻写报告给中央和毛泽东说：“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我国钢铁工业“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对此毛泽东很是高兴，称冶金部的报告是“一首抒情诗”。1958年5月，冶金部又论证表示只要5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年可以赶上美国，这对毛泽东和中央一再抬高钢铁指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这次冶金部在会上检讨说：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高指标是冶金部带起来的，计委提的指标高，有些是我们直接提的，有些是我们造成的。所以计委、经委的毛病我们有份。中央要把责任担起来，我们更加于心不安。的确，冶金部在片面追求钢铁产量问题上难辞其咎，不过冶金部积极检讨的态度还是值得称赞的。
从省委书记到部长的检讨（4）
外贸部检讨说：1959－1960年多出口粮食几十亿斤，而且在一个时期要求大家不吃猪肉，支持出口。这几年外贸部提出：“挤、超、顶”，“五先”，“出口第一”，“保一头”等口号，起了不好的作用。今天看来，确实如此。不过说句公道话，责任也并不全在外贸部，当时勒紧裤带向苏联还债也是原因之一。无论怎么讲，饥荒既起，仍不顾国内的经济状况，盲目出口，以致国内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错误也是有的。
水电部检讨说：1960年蓄水一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全国上马300多个，结果不仅浪费了国家的财力、物力，而且还挤占了农村大量的劳力，影响了农业生产，也造成近年来防汛工作很紧张。
具体地说，“大跃进”运动在水利问题上，一方面取得重大成绩，修了很多很好的水库；一方面也上了很多得不偿失的项目，造成重大损失。河南、湖北等不少省市都有乱修水库造成大面积土地沙化，甚至死人的情况发生。这一方面留下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在中共中央各部门的检讨中，《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检讨非常值得在此一提。毛泽东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很多时候都让吴冷西列席中央常委会议。吴冷西的政治待遇，可以说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上。自然，吴冷西对中央的各项决策过程是十分清楚的。
吴冷西于1957年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他的前任邓拓因为不及时宣传中央的精神，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吴冷西大概是吸取邓拓的经验教训，变得非常注意抓苗头，赶潮流，致使其主管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期间起了非常明显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次会上，吴冷西在检讨时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可以说，在一个时候，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一些。”
这是一句比较实事求是的自我评价，也是他深刻反省的结果。所以还在毛泽东提出开“出气会”之前的前十天，吴冷西就在中直系统的文教组做了全面系统地检讨，将《人民日报》的错误概括为九个问题。
他在谈到建立人民公社问题时说：1958年夏的北戴河会议说：先试点，再推广。9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却说“也可边试点，边推广”。北戴河决议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9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却把“或者更长的时间”这几个字擅自删掉了。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民日报》是火上加油，以致错上加错。
关于高速度与按比例，吴冷西说：宣传了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高速度本身就是按比例。片面强调多快，忽视好省。
是啊，翻开当年的《人民日报》，“高速度万岁”，黑体大字赫然醒目。《人民日报》的浮夸言论，满纸都是！
吴冷西还说：宣传地方工业遍地开花，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对此，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及时说，实际是“一马当先，万马落后”。毛泽东插话说，是“一马当先，万马皆死”。毛、周的话，反映了他们对这一口号的深刻反思，教训是痛彻心骨的。
关于破除迷信，吴冷西说：主席讲了敢说、敢想、敢干，要以马列主义为基础，《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社论。④此后，它成为一句家喻户晓的著名口号，也为后来所有了解中国“大跃进”这段历史的人所熟知。当年的福建省委书记梁灵光几十年后回忆说：“《人民日报》登出一张小孩子坐在麦穗上的照片，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说什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一天以后，“柯庆施不断地给我们打电话，说全国连发几颗‘卫星’都是在北方，南方的空气太沉闷了，你们要表态呀！叶飞很紧张，连忙把新闻记者找来，要他们‘赶快动手’。这样，福建也开始放‘卫星’”。很显然，《人民日报》在其中起了很负面的导向作用。
关于浮夸，吴冷西说：1958年3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强调压缩空气，说河南一年水利化即使能够实现，也不登报，硬是卡死。但是《人民日报》却在1958年6月7日，报道河南半年就实现了水利化，而且发表社论《河南人民做出了好榜样》，将全国的军。报纸还大量登载高指标、放卫星，批评不相信高指标的人是“右倾保守”，是“白旗”。
1959年6月5日，罗荣桓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一个会议上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被插“白旗”的地方。真是一语中的。
关于瞎指挥，吴冷西说：不问具体条件，运用一种激将法：“这儿能办到，那儿为什么办不到？”这样推广了一些很错误的东西，如大面积丰产方，方田化，企业无人管理等等。还在报上搞了许多进度表，如扫盲进度表，除四害进度表，造林进度表，钢铁放卫星等等。批评数目字低的是劲头不足。对此，一些省委反映强烈，并告到毛主席那里，说《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对他们的压力很大，其结果只能是你赶我追，大搞虚夸。毛泽东为此批评《人民日报》，“要引以为戒”。
吴冷西还谈了一些《人民日报》的其他错误，这里不一一赘述。
在毛泽东提出开“出气会”的当天，1月29日，吴冷西还以新华社社长名义在中直系统文教组做了检讨。
新华社同《人民日报》一样，是中央的喉舌，它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央的声音，在全国全党有着极高的舆论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