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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3月28日，周恩来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各个战线上，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长期压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帽子，至此终于摘掉了，广大知识分子反响强烈。35年后，黎之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参加大会的文化界代表大都住在新侨饭店，同开文艺理论会的人同在一个餐厅就餐。餐厅里挂着欢迎代表的横幅，正中放着巨大的花篮。代表们春风得意，如金榜题名，重获解放似的为能属于劳动人民而欢欣鼓舞。”④
令人鼓舞的还不仅于此，1962年5月23日，文化部部长周扬主持发表了一篇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篇社论是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而写的。当时负责起草社论的同志觉得这些年，文艺界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不少，尤其是过去着重“反右”，忽略了纠“左”，纠“左”很重要。但“左”在哪里，如何纠法，社论初稿几经修改，还是没有什么新的突破，显得四平八稳。这个初稿送周扬审阅时，他开口就说，这稿子不行。于是修改后的社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口号：“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都应当是我们的服务对象。”①
但4年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篇社论就被冠以“全民文艺”的罪名，同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列在一起，受到了批判。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应该是人人都有积极性，人人都是笑逐颜开，人人都是心情舒畅，人人都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人人都能够把他的这一点才力、智慧，全部贡献出来。有了问题，能够面责情真！”②这是陈毅构想的一幅美好的图画，但要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还需要走一段漫长的路。
反映在政治领域，全国掀起了引人注目的平反高潮。1961年6月、11月，中央曾先后提出对过去几年受过批判和错误处理的同志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也表示了这一态度。但因为有些负责干部对甄别工作重视不够，或者有抵触情绪，或者工作方法不对，甄别工作进展缓慢。1962年4月27日，邓小平专门主持制定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指示在县以下的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的，要“一律平反”，即使有轻微错误的，“也不留尾巴”，事实上是一风吹。邓小平这一指示下发之后，各地加快了平反的步伐，截止1962年8月，总共甄别平反党员、干部和群众600多万人。受此影响，县以上的平反工作也在加速进行。如各省委、各部委的不少所谓“右倾”分子也都得到平反。最引人注目的，是彭德怀写信给中央要求平反。此外，中央统战部也提出了对1957年划成的右派进行甄别的问题，国家机关党委对此还进行了试点。这意味着，在全国上下各个层面的平反工作，都在迅速深入地展开着。
大会带来了什么新气象（3）
新的局面，新的气象，的确十分活跃，令人欣喜。中国似在朝着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奔跑。但这种势头，仅仅保持到1962年7、8月间，便戛然而止。
为什么会这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调整越全面、越深刻，便越触及更为深层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大家对形势的判断和认识，对社会主义如何搞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而分歧越大，就越强烈地影响到决策层面的行动。
还在七千人大会时，就有不少人认为大会的书面报告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到“西楼会议”和中央5月会议对形势进行再认识时，分歧就更加显见。有的同志比较婉转地提出，七千人大会对形势已经做了正确的估计，现在只过了几个月，又讲一篇同那时的估计大有区别的话，这样好吗？有人对陈云在“西楼会议”的讲话也提出非议。③
除了对形势的判断上存在分歧以外，在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领域，也都产生了不少意见分歧。
在这些意见分歧中，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则显得十分重要。七千人大会上和大会结束的初期，他显然也要创造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要造成一种大家在政治上敢于讲话，工作上敢于负责，学术上敢于争鸣的气氛。七千人大会之后，他虽然不再直接插手经济工作，但决不像有些文章所描述的，正当第一线中央领导同志夜以继日的辛劳调整时，毛泽东则悠闲自得，遍览全国的名山大川，做了一回徐霞客。④事实上，他一直在关注着各项调整工作的进展，一些调整取得的重大成果与他的倡导是很难分开的。
问题是，随着调整的深入，中国开始向一个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模式迈进，这似乎超越了毛泽东既定的认识。于是，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他采取了行动，把党内关于国内形势的判断、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关于干部甄别等方面的新举措，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重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批判。从而，使国内刚刚出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再次发生逆转，使得刚刚进行不久的、对扭转中国政治、经济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不仅停滞下来，而且受到了批评。
首先引起毛泽东不满的一件事，是“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在农业问题上，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六十条”，将经济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之后，虽然并不是十分踏实，派田家英组织调查组到湖南继续调查“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但他还是自认为找到了一条比较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谁知，田家英调查的结果是，农民对“六十条”并不怎么认帐叫好，农民真正的要求是要实行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在1962年5月田家英向毛泽东反映湖南农民这些愿望的同时，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赞成包产到户的主张也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随后，又有中央副主席陈云专门找毛泽东谈话，提出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的意见。接着，毛泽东了解到的情况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有这一意向。不仅在中央，地方上安徽的钱让能、河北的胡开明，以及陕西等地的农民，也纷纷写信反映这一要求，他们所提出的方案不同，但大体都是赞成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的，一时间，呼声甚高。
但毛泽东显然有着自己的想法。他坚持认为，从理论上说，只有搞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搞集体经济，农业才有出路，农民才会富裕。我们是共产党，只能朝着这个方向走，否则就是搞修正主义。从实践上说，发展农业生产，靠单干是不行的。南斯拉夫搞了单干，他们的经济不但没有好转，相反陷入了困难。苏联农业失败的原因，与农业集体化没有关系，主要是投资少，包括化肥、机械、交通运输。波兰也在强调将更广泛地采用集体经营的形式，在最近15年至20年内使不超过一半的农民的土地社会化。国外的情况是这样，在中国呢，没有搞单干的地方也有好的。为什么江西没有搞单干，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情况也有好转嘛！搞得好的情况，各省都有。北京10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有的就没有恢复的问题。从单干的前景上看，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出现阶级分化，一方面是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民更加富裕，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毛泽东于是问：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搞了一辈子革命，搞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他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庄，如果解散集体农庄那就搞成南斯拉夫式的修正主义了。此外，据陶铸、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的调查，农村真正想搞包产到户的人也就占百分之十几，根本不是全体农民的要求。结果，现在就顶不住了，刮起了“单干风”。毛泽东还有针对性地强调，这股风越到上面越大。
对于提倡、宽容以至支持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的那些同志，毛泽东认为，他们是被困难吓倒了，是在困难形势面前，对社会主义动摇的表现。他进而把这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把提倡包产到户，定性为“单干风”，认为是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如何看待形势问题上，还在1961年9月，毛泽东就曾提出，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①七千人大会强调“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显然也是根据毛泽东的看法与认识来判断的。但随后“西楼会议”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时，毛泽东的认识上也曾发生过一些反复。1962年4月9日，他在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承认：“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国内有困难，国际上也有困难。”②大概是受到毛泽东的认同，5月7日至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等更加强调了当时的形势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形势。但毛泽东同刘少奇等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