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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先生的《题记》。我特别找出李健吾先生以刘西渭笔名出版的《咀华集》，
李先生说他读了《篱下集》以后“觉得大人小孩都分有我的同情，我的忧郁
和我的思维”，并视萧为当时文坛上出现的一位值得重视的作家。这是半个
多世纪以前的话了，最近我重读了这本书，仍然为书中的人物深深地感动。
我确实“以同情一个孩子的心情”再一次接受了这本书。
《人生采访》
抗战前的北平，有京派文人一说，其实它并非一个有严密组织或任何章
程的文学社团。大体是就地域而言，某些人作品风格有些相近，思想却未必
尽同，因此它的成员也相当宽泛，后来情况的变化更大。萧乾，当时作为一
位青年作家，可以说是从这个圈子里走出来的。他受了沈从文的影响，也是
一位讲究文体的作家，但是他的思想更显活跃，包括文风也如此。他决不想
作一名书斋里的学士，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学徒出身的苦孩子。同时他又接受
了教会学校的教育，有机会接触西方文化，使他更不安于封闭式的环境。他
走向社会，一心要去体验人生的大课堂。抗战胜利后，他整理多年来写就的
散文、报告，编成一本集子，交由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时
在1947 年4 月。他为这本书拟了一个与内容很贴切的书名——《人生采访》。
它看似平淡而含蕴深厚，意境也很美，如同作者的文字风格。
我很喜爱这部“跑江湖”的记者的“职业文字”，购于1948 年的天津天
祥商场二楼，后来带到了北京。这部厚达五百余页的书一直留在我的身边。
大劫之后，我与作者重逢，深感到相聚的不易，请他在我的藏书上题字。不
想这位老作家竟在书后写了一封信（见图41），简直可以作为创作本书的索
引来看待，今录如后——
德明同志：
你胆子够大的！不但未把此书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反而冒了风险，保存至今，
这使我感动得非写几句不可。写这些通讯时，我还不曾受过一点党的教育，因此，错误必
然比比皆是。唯一想替自己辩护的是，对于那段黑暗的日子，那个旧社会，我从未粉饰过，
歌颂过——更赤裸的暴露在编集子时全淘汰了，可参看桂林烽火社出的《见闻》。主观上
我一直是想站在受苦受难者一边（因为我本来也是其中的一员），用文字把他们的苦难记
载下来。然而囿于自己的世界观，看不到一个可以没有苦难的新天地。因此，这只不过是
一片哀鸣而已。
萧乾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于天坛南门。
话讲得很诚恳，我看有些求己过苛了。写这封信时很多人的思想还不够
解放，常爱检讨自己，我想如在今天，萧乾不会承认过去的作品一定是“错
误必然比比皆是”了。多年来，我们不是把过去的自己否定得太多、太过分
了吗？
话说《学文》
《新月》杂志是1933 年6 月停刊的，《学文》杂志创刊于1934 年5 月。
（见图42）两个刊物的主编都是叶公超。如果有人说《学文》是《新月》的
继续，这可以理解。若是不问这一背景，只把它当作学人办的一本纯文艺刊
物亦可，而且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这似乎是京派文人的刊物。
《学文》没有发刊词，刊名的由来是引用了“行有余力，则致以学文”
的出典，表示业余的性质。卞之琳先生在回忆林徽音女士的一篇文章中说，
这也是当时北平一些大学教授的绅士派头的自谦托词。卞先生说《学文》出
了三期，否，共出四期，到1934 年8 月止。赵萝蕤教授在《读书》杂志上怀
念她的老师叶公超，说《学文》是闻一多主办，不确，还是讲叶公超较妥。
闻一多是刊物的热心赞助人则不假，《学文》第三期上有则《本刊启事》可
为证明：“叶公超先生行即出国，本刊编辑事务自第四期起暂由闻一多、余
上沅、吴世昌三先生代行负责。此启。”刊物的撰稿人多为知名的教授学者，
也有青年作家。他们是梁实秋、胡适、杨振声、饶孟侃、沈从文、季羡林、
唐兰、孙毓棠、钱钟书、李健吾、闻家驷、陈梦家、方令孺、废名、林徽音、
卞之琳、何其芳、赵萝蕤、曹葆华、臧克家等。叶公超晚年回忆，除《新月》
原班人马，新人中增加了朱光潜，为《学文》增色不浅。其实四期中并无朱
的文章，可见当事人也记不清楚了。
刊物重视新诗，每期都由诗歌打头阵，一改当时以理论或小说开头的俗
例。林徽音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陈梦家的长诗《往日》都是在创刊号
上发表的，后者连载了三期。林徽音还发表了小说《九十九度中》，为炎热
的夏季北平社会写照。小说采取意识流的写作手法，但反映的生活还是现实
的、民族的，不仅真实可信，也不是让人看不懂的那种小说。作者熟悉上层
社会人物，然而对他们是讽刺的，相反地对劳动者却充满了同情，写了他们
的不幸。我读林徽音的小说很少，这一篇相当不错。后来成为红学家的吴世
昌先生，在第三期上发表了《魏晋风流与私家花园》，至今也是个吸引人的
好题目。他考证我国私家园林的起源，涉及魏晋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是中国
艺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钱钟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了艺术随笔《论不
隔》。第四期沈从文发表了《湘行散记》，同时又有胡适撰文、钱玄同书写
的《一篇新体的墓碑》，是纪念1933 年5 月华北抗日战死将士的碑文。碑铭
最后写着——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胡适和钱玄同以为，用白话写碑文的历史上可能有，但是用新式标点符号刻
碑的，这是第一次。
1977 年10 月，叶公超在台湾发表了《我与〈学文〉》，他并不讳言办
《学文》的人，对于上海左联的文艺路线没有好感，因此想提倡一种自由的
文艺。刊物采取了绅士的风度，并未公开宣布这一主张，只是由于究竟不能
与前进的历史合拍，而作者的情况又各有不同，终于不能布成阵局。“新月
派的旧人们，重聚仅四个月，不得不再次星散了。
值得一提的是《学文》的封面由诗人林徽音女士设计，取材古汉碑图案，
她用流丽柔美的线条，勾勒出古朴的人物鸟兽和花草植物。细心的读者还能
从图案画面右下角，找到一个“徽”字的标记。当时她也不会想到，十五年
之后，以她为主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这也是颇富戏剧性的一段插
曲。
林徽音编《小说选》
女作家林徽音编的《大公报文艺丛刊1·小说选》，1936 年8 月由天津、
上海的大公报印行。似乎一律是紫色布面烫银字的精装本，同年10 月再版发
行。封面装帧设计者是钱君匋先生。（见图43）
林徽音女士编的这部《小说选》，包含了她同作家萧乾的一段友谊和难
忘的一次合作。当萧乾还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林女士便在天津《大公报》
上读到萧乾的小说处女作《蚕》，叹为佳篇，马上要一见作者，于是沈从文
先生便引领萧乾来到东城的“太太的客厅”里作客。从此，她成为萧乾作品
的知音。当萧乾离开大学到天津《大公报》编文艺副刊时，林徽音不仅为他
写稿，还细读每期的作品，出主意，提意见，关心萧乾的工作。1936 年大公
报纪念创刊十周年，萧乾拟定设立文艺奖金和编一本《大公报》小说选的计
划。这两项计划后来都完成了，而编书的任务便落在林女士的肩上。编辑人
选定得非常合适，林女士也愉快地答应合作。
林徽音从《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选中了短篇小说三十篇，按作品发表的
先后次序排列，并写了《题记》。入选者多为当时在北平的作家，如沈从文、
老舍、杨振声、蹇先艾、凌叔华、李健吾、李辉英、芦焚、萧乾、林徽音等
人；也有生活在南方的沙汀、张天翼等左翼作家，以及相当陌生的一些无名
作家。这里当然有萧乾最初的选稿标准，同时也显示了选家林女士的眼光，
因此这也是我们研究三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不可忽视的一部读物。那年林徽音
才三十岁出头，她的同时代人回忆，她目光四射，读的作品多，不时与朋友
们讨论创作问题，常有一些警辟之见。读了《小说选》的《题记》，足见言
者有据，并非妄语。《题记》并没有单独分析某一篇作品，而是就1935 年以
来的小说创作倾向发表意见。她对当时的小说成绩还是满意的，特别是对艺
术技巧的成熟更加乐观。她又提出在题材方面写农村和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
日见其多，这并非偶然，但内容却有些贫弱和缺乏创造力量。她提倡作家要
“更有个性，更热诚的来刻画这多面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
度”。她劝作家们不要满足于追求故事的完整，要善于去选择“生活大胆的
断面”，“剖示贴己生活的矛盾”。她反对“许多人因是自疚生活方式不新
鲜，而故意的选择了一些特殊浪漫，而自己并不熟悉的生活来做题材，然后
敲诈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
这些意见无疑地是有针对性的，也是当时文艺创作中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
指出这些缺点也是有益的。但是，由于她生活的局限，林女士并不理解当时
有些作家，特别是左翼青年作家们还有另一方面的要求，即他们从主观上极
力要去表现农村生活和劳动人民的苦难，尽管有些并不成功，这种努力也不
是没有意义。林女士当时还不可能注意到这些作家向生活学习的良好愿望。
在《小说选》的三十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