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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冷淡，几乎忘了我的本身职业。”此文未见《程砚秋文集》收入。
我们很少机会看到郭沫若关于京剧的发言，他特地为程砚秋写了一段题
词。他写道：“平剧是吾国戏剧之民族形式中最称洗炼者，确为宝贵之遗产，
值人珍视。以余度之，必将永存而不至磨灭。”京剧存亡问题，看来在四十
多年前便已经议论纷纷，而郭沫若的态度却是十分鲜明的。题词不长，当是
郭氏佚文中有意义的一页。田汉写了《寄语砚秋》，他的文字坦诚直率，如
闻其声。他似乎并不赞成程氏仅仅献身于舞台，更寄希望程氏在戏曲改革方
面多做工作。他明确地提出：“砚秋已过中年，此后似不必专在红氍毹上与
人家争一日短长，不如断然奋臂作改革先锋，更足千秋也。”洪深文章的题
目是《中兴的力量》，当然也是寄厚望于程砚秋，因为他看到当时的京戏已
处于颓势，正在没落之中。结合当时的国势和时局，人们希望戏剧是战斗的，
而不是歌舞升平。新文学家们的这种感慨并不是多余的。洪深还回忆了他同
程氏多年来的交往，在抗战八年的流离生活中，他还保存着战前程砚秋为他
书写的一柄扇面。欧阳予倩先生写了《怀念程砚秋先生》，他说当年与程初
见，这位一代名优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二十年代中期彼此重会于南通市，1933
年又在世界花都巴黎重逢。他们是戏剧事业上的伙伴，见面时就互相讨论戏
剧问题。吴祖光的《我的祝颂》，以抒情的笔调描绘了当年一个燕市少年，
在前门外的戏馆里做过的梦。那是些永远充满幻想、似醒而未醒的梦。所有
这些作家的笔墨，均不见诸家的文集之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间失落的。
无论是研究京剧艺术家的历史，还是研究新文学作家与京戏的关系，这些文
字都是不应忽略的史料。
《程砚秋图文集》所以编得这样丰富多彩，还要归功于两位报界老手即
文艺副刊专家唐大郎和龚之方。这本图文集充分显示了他们的编辑才能。
关于《大家》
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出版的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但严肃进步的刊物最
多能维持几期亦便烟消云散。《大家》创刊于1947 年4 月（见图85），到6
月出版到第三期终刊。预告原定由柯灵、桑弧主编，因他们忙于其他而未果，
改由龚之方负责，名义上主编者是唐云旌，笔名唐大郎；发行人是龚之方，
实际他是这一刊物的总设计者。这是他们两位继《程砚秋图文集》后的又一
次合作。
创刊号的《编后》说：“眼前，书坊中畅销的是专给堂子里姑娘枕头边
消遣的书刊。。。在我们还觉得可以一看的都先后夭折了。。。我们有的是
一股傻劲，始终没有想到要迁就环境。《大家》月刊还是有我们自己的风格，
综合性的取材，尽可能做到轻松明快，不让读者感到沉重；趣味是不可少的，
实质也不能不顾到。”这大概就是《大家》的办刊宗旨了。
创刊号向读者郑重推荐了赵超构（笔名沙）先生的短论，直到四十多年
后的今天，赵先生仍以笔名林放在《新民晚报》撰写短论。同时推荐的还有
张爱玲的小说《华丽缘》，编者指明这是她继剧本《不了情》之后，于抗战
胜利后的小说“试笔”。此外的作者还有凤子、袁水拍、黄裳、吴祖光、钟
子芒、桑榆、石挥等。此后又有茅盾、马国亮、桑弧、徐淦等人的作品。张
瑞芳发表的散文《冰天雪地的春天》，是从东北吉林写给友人的一封长信。
那时她正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在内战的炮火声中拍摄影片《松花江上》。当
时她写的几篇关于东北的通信，包括写伪“满映”情况的散文，都给读者留
下很深的印象。
《大家》和同时期的文艺刊物《清明》（吴祖光、丁聪主编），都是由
龚之方筹措了一笔经费创办的。《清明》出了四期，《大家》出了三期，筹
款全部赔光，刊物只好关门大吉。龚先生年过八旬，现定居苏州，常走京沪
两地。1990 年我在北京见到他，依然满头乌发，以乘公共汽车在京访友为乐。
五十年代他曾经在北京参加《新观察》的编务。应国靖著《现代文学期刊漫
话》一书，怀疑龚先生已故去，这是没有根据的。前几年，他还为海外报纸
的副刊撰写专栏，介绍京沪文化界的近事，以及社会风情，文笔轻松，趣味
盎然，是理想的专栏小品。也许正是由于龚先生的总体设计，《大家》也是
注重美术的一份文艺刊物，丁聪、张乐平、张光宇、陶谋基等画家均有作品
发表，增加了刊物的艺术趣味。
主编唐大郎所说的不忘刊物的实质，这从每期首页的杂文的专栏《是月
也》也看得分外清楚。这都是些短则十几个字，长则不超过百字的三言两语，
很多利用了官方的言论，立此存照，反戈一击，是极有说服力的讽刺文章。
从中可以看出刊物怎样在关注着时代和社会。如：北平大搜捕，一夜之间，
共抓获“不良分子”二千余人。又如：北平大搜查声中，警察局长汤永成对
报界发表谈话：“搜查者对人极有礼貌，一切不礼貌之举，皆加惩处。”又
如：蒋主席书告同胞，“闭厂、罢工，皆非所许！”不必注释，读者一眼便
能看清矛头的指向。这种嬉笑怒骂的零言碎语，出自龚之方的手笔，表现出
作者观察敏锐的报人本色。
大郎先生已于1980 年病逝。1983 年10 月，香港广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
旧体诗集《闲居集》，署名刘郎。这笔名也反映了他的风趣，因夫人姓刘，
借以表示他对妻子的忠贞。这本诗集语多诙谐，却道及近半个世纪以来作者
的交游和思想感情，涉及的人物不下百余名，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上海文化界
的掌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例如《危楼记》一首——
危楼一角许同凭，侍诲当初辟视听。
依旧刘郎诗味活，几时公眼再垂青。
注云：“这是我于1974 年初夏为了寄怀夏衍先生写的一首绝诗。那时，
听说夏公被瘟神们折磨了将近十年之后才放他回到家中。我写了一封信和这
首诗托在京的友人送到夏公手里。直至两年半以后，方始收到他的回信。信
上说，读了我的诗，有‘山阳闻笛’之感。”作者回忆1947 年吴祖光、丁聪
合编的《清明》时，编辑室是一陈年旧屋，“所以我把它唤作危楼。这是一
层意思。另外，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到编辑部里来的又都是进步作家，
祖光的文章里谈到夏公不但是这里的常客，而且还招集一些人在室中开会，
分明是担风险的地方。这就是危楼的第二层意思。”唐太郎当时也常到“危
楼”坐坐。“即使像我这一块料，夏公对我从不歧视，也从不顾忌。到了上
海解放，他对我表现了极大的关怀，所以他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位仁厚长者。”
这是一位党外人士对于一位党的文艺家发自内心的感情。
愤怒的联语
那是北京东安市场还有旧书摊的时候，我常常在那里买一点别人弃而不
置的小册子。有的只有几页或几十页，价钱也只几角，我却非常珍视它。因
为这虽然是逝去的历史，可总留下了自己的一点联想和怀念。这是旧中国学
生运动时期的书刊。这些书刊常用各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出版，大体是地
下党或进步团体和个人印行的。限于当时斗争激烈的环境和经费困难，这些
出版物大多是急就章，一方面印刷简陋，一方面却也显示战斗的色彩，有的
封面上只用红色印着几滴血迹，也是无声的抗议。
《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见图86）是其中分量较重的一本，足有
二百余页，印制精良，还有画家丁聪作的一张封面图：一个愤怒的青年挣脱
开手上的镣铐，高高举起一支火把。
一二一事件发生在1945 年底。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该都还记得烈士们牺
牲的那些日子，曾经在人们的心底掀起多么巨大的波浪。于再等四位无辜青
年的血进一步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从而认识到谁是发动内战的元凶，谁是扼
杀民主的祸首。烈士们的血照亮了人们前进的路，使更多的人参加到反对国
民党独裁、争取民主的行列里来。
这本书以郭沫若的《历史的大转变》代序，还有于再等四烈士的传记，
以及《惨案经过》、《入殓记》、《各地追悼记》。此外便是悼文、葬仪、
诉状、烈士遗影等等。最难得的是挽联部分，取自上海、重庆、昆明等三个
地方，占了全书近一半的篇幅。这种形式历来在书刊中作为附录，人们习惯
地把它看成一般的应酬文字，然而，这些挽联正是民主力量运用的一种战斗
武器。
一二一运动中的挽词和挽联一部分出自当年民主运动领导人的手笔，这
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是不易见到的。
宋庆龄写的挽词是“为民前驱”。柳亚子先生写的是：“九龙池迥，蔑
子坡平，更为滇都增痛史。鲁迅湖澄，钱塘江阔，忍从歇浦奠英魂。”于再
烈士是杭州人，殉难在昆明，这次追悼会是在上海举行的。
沈钧儒先生在“献给死者和生者”的联语中写道：“血洒昆明市，心伤
反战年，座谈讵有罪，飞祸竟从天。魑魅食人日，鸱枭毁室篇，防川终必溃，
决胜在民权。”
张澜和梁漱溟写的是：“为反内战而牺牲，真成痛史；试思中国之命运，
能勿忧心？”
黄炎培的挽联通俗动人：“学生在学校里座谈，暴徒在群众中掷弹，是
谁支使那个凶手？最高学府何等尊严，青年生命何等宝贵，请你们扪着自己
良心！”
李公朴写道：“四位民主战士，你们死去，你们永远不会死去。一群专
制魔鬼，他们将来，他们已经没有将来。”此联语书写不久，李先生亦在昆
明以身殉于民主事业。这是敌人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民主老人马叙伦写了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