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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册。主人说，这是抗战期间他在桂林的旧书店买来的。后来带到重庆、
上海，又带到北京来。当年桂林旧书店的那个老板，对于什么旧书值钱相当
精明。可惜那时他没有余钱，否则可以买到很多好书。十多年前，主人曾将
此书请艾青过目，并请诗人题字留念。艾青在书的扉页上写了如下几行——
好像一个孤儿
失落在人间
经历了多少烽火硝烟
经过了多少折磨苦难
相隔了四十多年
终于重新相见——
身上沾满斑斑点点
却保持了完好的容颜——
可真不简单！
题赠藏书的范用同志，以致感激。
艾青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从题辞看，艾青很珍爱他这部初版诗集。
三幅画的题目是《篱》、《夜》、《检票员》。《篱》中的两个人物像
在碰壁之后，无法走出困境。《夜》是街灯下，一个夜行人正小心地躲过那
条恶犬。《检票员》也许画的是诗人在巴黎得识的朋友吧。画的风格有点现
代派意味，人物也很像毕加索早期作品的风格。我终于见到了艾青的画，这
种满足和快慰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
赵家璧
赵家璧先生获得中国出版界最高奖第二届韬奋出版奖，作为读者和朋
友，我感到很高兴。我知道赵先生的名字很早，抗战前他在上海编良友文学
丛书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后来在旧书摊前，常常可以看到他写的、编
的书，也想把他编的“文学丛书”全部买齐。抗战胜利以后，他又办晨光出
版公司，这一次我是买新书了，几乎出一本我买一本，那套文学丛书差不多
买齐了，至今保存了若干种。作为一位出版家，他的很多设计都是成功的，
不知吸引了多少像我这样的读者。
五十年代中期，我同赵先生有了交往，还有过一段愉快的合作。那时我
请他为副刊写稿，他写了当年不曾实现的《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计划，文
章发表后，马上引起出版界的兴趣。当时他写信向我报道这个喜讯，我将它
摘编发表了，那是1957 年6 月的事。他在信中说——
《编辑忆旧》第二篇刊出后的第二天，我就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电报，愿意出版《世
界短篇小说大系》，并说将派人到上海来和我面洽。我们现在已通信联系，初步决定仍由
我主编这套大系，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需时一二年，假如二十年前的一个梦想因此而
得以实现。。根据读者的反映，对《中国新文学大系》也有迫切的再版要求，我可能在六
月中到北京，我也将征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意见，他们愿意的话，略加修订，也可由中国
青年出版社出版。
梦想终归是梦想，一场政治风暴来了，要抓右派，赵先生的北京之行也成了
泡影。我更担心这一组回忆文章会给他带来厄运，若果因此而成为右派分子，
罪过当然在我。不久，果然有人来问罪，幸未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运动过
后，我们在上海相晤，大家都没有忘记那场虚惊。
《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计划落空了，而《中国新文学大系》已由上海
文艺出版社在1980 年10 月重印问世。赵先生一定要送我一套，我说寒斋已
藏有一套旧版，不必再麻烦了。但，十巨册精装本还是托人带来了。翻开第
一卷的扉页，上面写着——
感谢并纪念你于1957年5月最先鼓励我写有关《大系》的《编辑忆旧》，这使我至今
还在继续写这方面的文章。
赵家璧 1983年9月14日上海
旧情难忘也许是我们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1984 年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出版了赵先生的《编辑忆旧》一书，作者恰好有京华之行，适逢笔者
在外地，不能与先生一聚。他在留赠我的这本书上写了几行字（见图98）—
—。。
是您，在一九五七年暴风雨将来临的日子里，第一次启发并鼓励我写这类回忆文章。
这个书名就是您当时为我起的篇名。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我能编写成这样一本书，最先应
当感谢的就是您！
赵家璧
1984。9。5。北京
读了以上的话，我感到非常不安。当年向赵先生约稿时，我还是一个二十余
岁的青年，赵先生已是文学界的前辈，究竟是谁鼓励了谁呢？
在几十年的编辑岁月里，我有幸结识了不少作家，带给我不少温暖。但
是，也碰到过昨天还是个无名之辈，而一旦成名之后，若在什么场合相遇，
也形同路人矣。这种人的特点在会场上往往喜欢靠近主席台就坐，而我们当
编辑的总喜欢坐在边角。也好，让我也来尝尝人情的冷暖，感受一番世态的
变幻吧，这样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清醒些。我当然没有因此而感伤，更没有绝
望，因为人间自有温情在，让我们再去寻找那些真诚而善良的朋友吧。
莫忘孙用
鲁迅先生校订并作校后记的《勇敢的约翰》（见图99），是匈牙利诗人
裴多菲的名著，孙用先生译，1931 年10 月上海湖风书局出版，二十三开大
本，道林纸精印，并优美的插图十余幅，有几幅还是彩色的。无论是在当时
和现在，这都是精美绝伦的一本书。平时我常爱翻翻它。六十年代初，一位
朋友去广州出差，他在那里的旧书店得到此书，最后送给了我。在朋友的馈
赠中，凡有赠我旧书者，我都铭记在心，觉得比送我一座金山还要令我喜欢。
就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这本书，决定了孙用先生一生的文学生涯。鲁迅先生
影响了孙用的文学道路和人生道路。在鲁迅先生逝世后，他又全部投身于鲁
迅先生著译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也是回报了当年鲁迅
先生对他的提携。说穿了，无非是一代一代的人都是为了后人的利益而延续
着一种严肃的事业。孙用先生在鲁迅作品中所下的校勘工夫和所取得的成
绩，在海内外堪称首屈一指，早在1950 年，他便出版了《〈鲁迅全集〉正误
表》、《鲁迅全集校读记》两本专著，开辟了新文学校勘工作的先河。如果
没有自甘寂寞的韧性精神，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是干不来的。
四十年来，孙先生仍默默地坚持这一工作，不以为苦，最后一本是关于
《鲁迅译文集》的校读记。这不是时髦的书，在书店里常常会遭到冷遇。我
偶然整理自己的书架，看到这些书，往往会感到慈祥的孙先生正透过他那厚
厚的近视镜片微笑地望着我。
我同孙先生私交不深，总是在会场上相见的时候多。偶尔到东城红星胡
同去看周汝昌先生，在院子里也碰见过孙先生。那时他们同住一个宿舍。还
有一次，见他一个人正在胡同里散步。
不论是在这种场合，或是在会场上，以及他的办公室里，我所见到的孙
先生总是微笑的，从来没有说话滔滔不绝，或抢着话筒去发言，他把精力都
留在伏案工作上了。他是一位译著多有的翻译家，尤其注重弱小民族的作品，
却没有为此而玄耀过。他也从来没有吹嘘过鲁迅先生曾经同他讲过什么，没
有四处去活动当个委员，更不懂给握有权力的人送点礼，好讨个出国旅游的
美差。他经年累月、老老实实地为读者工作，肯定也没想过得奖、戴花、拍
电视。他傻不傻呀！
在清理旧资料时，我意外地发现了孙先生写给我的两封信，都是1978
年写的。重读一遍，又见他那微笑的面容。一封是收到我寄给他的《战地》
双月刊之后写来的——
德明同志：
廿日大函奉悉。
《战地》也收到，看了半天，编得真好！我不会写稿，不然是真想投一些的。我最近
为鲁编室帮忙搞鲁迅著作的校对工作，每天要看二三小时左右，也就觉得累了。
近来您一定是很忙吧？
肃此鸣谢，顺祝
近好！
孙用上
4。25。上午
同年，我又寄给老人一本《鲁迅书信新集》，这是经我编注，在内部印
行的小册子。很快地便接到孙先生的来信，读后却让我无地自容了。
德明同志：
承寄赠《鲁迅书信新集》，非常感谢！我翻读了一下，发现排校之错误不少，随手记
下了“正误”三页，特此附呈，即希
指正。其中一页七行及七二页九行之误，如果再版，似乎是必须予以改正的。
即此问
好！
弟孙用上
5。30。上午
信中没有一句批评别人的话，还要求别人来“指正”，我感到有一股严
厉的风吹到我心的深处。那三页正误表简直是对一个粗心的编辑的惩罚。一
本百余页的小书竟有三十处值得商榷的地方，能不让我脸红吗？
裴多菲故乡人民已经为孙用先生建立了铜像。匈牙利人民没有忘记诗人
裴多菲，没有忘记伟大的鲁迅，也没有忘记孙用先生。我们呢？
黎锦熙诗集
寒斋收藏了几种油印本诗集，大多数是作者自费印行送朋友的。我就收
藏有聂绀弩、夏承焘、张伯驹先生相赠的这种书。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的《廿
年纪事诗存》（见图100），则是我从旧书店里得来的，是1964 年的油印本。
所谓“纪事诗”，作者有个解释：“这些诗除纪事外，别无可取，就不
足存。”黎先生似有偏爱，写诗作文往往喜欢加注释，注文不仅多，而且很
详细，有的竟长达千字。我常想，这是不是五四时代一批学人有考据癖的流
风？如顾颉刚先生也是如此。写诗加本事，历来有人目为繁琐，是耶非耶，
各执一辞。如果诗句平平而本事却提供了重要掌故，我看还是兼容并收为好，
不必加以排斥。黎诗共分五卷，依次为“国难集”，写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六
年间。第二卷为“半年流浪集”，写于七七事变后的半年。这当然都是产生
诗歌的一个大时代。第三卷是“栾城集”，写于北师大内迁陕西，黎先生执
教西北联大时期。第四卷是“关陇蜀游集”，写于1941 年学校再迁兰州，并
迎接了抗战胜利。第五卷为“回乡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