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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负着为民主而斗争的重大任务，不免有点“小炉匠揽大炮”的弱点，但是
愿意尽最大的力量办好这个刊物。《民主生活》是否出版过第二期，或一共
出了几期，一时也难查到，因为创刊号出版两个月后日本投降，形势又有了
新的发展。
签名本的趣味（之三）
“九叶集”诗人之一的陈敬容女士已经逝世了，生前她曾经赠我四川版
的她的一册选集。抗战胜利后，我开始读她的诗和散文，以及她翻译的《巴
黎圣母院》，那还是我第一次读雨果的长篇。1948 年5 月，她在上海星群出
版公司出版的诗集《交响集》，我是从北京的旧书摊上得来的，是她的签名
本。（见图107）这是“森林诗丛”中的一本，其他还有方敬、杭约赫（曹
辛之）、辛劳、莫洛、唐彛⑻破淼募钢郑宦尚湔湫⌒捅荆遣苄林杓�
的开本和封面。我结识陈敬容也是在诗人辛之的家里。她的签名本是送给李
健吾先生的，扉页上写着——
健吾先生指正
敬容 5月，1948年
显然，这本诗集是由李先生从上海带到了北京，不知怎么又流落到旧书摊前。
除了签名以外，书中还有多处改正了错字和漏句，甚至连诗的标题也排错了，
如《陌生的我》，错排成《陌生的城》。
记得李健吾先生去世后，在协和医院地下室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事毕，
我就近去看曹辛之先生，坐下不久，也是去同李先生遗体告别的陈敬容、卞
之琳先生先后来了，自然我们的话题都谈到了健吾先生。每当我翻开《交响
集》的签名本，常常会想到这件事。
胡风先生的书我也在旧书摊前捦得两本，一本是1948 年5 月上海文化生
活出版社出版的曹禺电影剧本《艳阳天》，是“文学丛刊”中的一种。书上
有曹禺的签名——
胡风兄指正家宝
胡风先生的书何以能流到旧书市场上来，一想到他所经历的坎坷命运，
也就用不着多说了。另一本是1938 年4 月武汉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战地生
活丛刊”第四种即吴奚如著的报告文学《阳明堡底火战》。我所收藏的是广
州支店的粤版本。作者用毛笔写着（见图108）——
赠给我们的批评家——胡风兄
奚如 1938。8。9。
保卫武汉战争之时。
这个简短的签名给我留下两点很深的印象。一是吴奚如同志带着充满感
情的语言，赞誉胡风是“我们的批评家”。知道奚如同志经历的会理解“我
们”的含义。他1925 年参加革命，同叶挺同志在一起工作，大革命时他担任
过湖北省委代书记，后来到上海参加“左联”和特科的工作，抗战开始后又
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任周恩来同志的政治秘书。奚如同志参加“左联”前后
创作了不少小说，出版过几本集子，同胡风有过工作联系，最了解胡风是我
们队伍中少有的具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理论家，因此这个“我们的批评家”
决不是泛泛之词。第二个印象是，这本《阳明堡底火战》，包括签名末尾写
的“保卫武汉战争之时”，都充满了战争时期的气氛。“保卫大武汉”的口
号，曾经激发起全国人民抗战的士气，这个签名本充分反映那个大时代的风
云色彩。
非常难得的是，当胡风的问题尚未平反以前，奚如同志自己的历史问题
还没有得到公正处理的时候，他仍然以一个老同志的品质，为胡风向中央上
书直言，并写了详细的材料，“对于组织上了解和处理胡风同志问题是有很
大帮助的”。（周而复《长相忆——怀念吴奚如同志》，《新文学史料》1988
年第三期）从他送给胡风先生的这一珍贵的签名本，我们可以联想到两位老
革命家的崇高情谊。遗憾的是即使在文艺界，现在知道胡风这名字的人多，
而知道作家吴奚如名字的人恐怕太少了。
冷摊得来
寒斋的书橱前，从来不敢贴这样的告示：“自用书，不外借，请原谅。”
但，我理解在书橱前贴此类告示的主人的心情，非常羡慕这种直言的勇气。
我的很多藏书都得自冷摊，买时花不了几个钱，想不到日后竟成了“海
内孤本”，身价倍增。比如狂飚社的高长虹，1926 年他在北京编过一种小型
的杂志《弦上》，是极小的六十四开本，每期仅几页，很多研究鲁迅和中国
现代文学的人都不曾过目，仅仅知其名而已。某年，我吃过午饭之后，照例
去东安市场的旧书摊漫步，无意间得到了这个小刊物的合订本，只用了八角
钱。后来唐彛⒊率逋鞠群蠼栌霉Ｈツ旮叱ず绲募蚁缋慈耍⌒懈�
的文集，他们又借去复印了几份。果然按时还来了。“文革”当中，我到天
津出差，顺便到当时设在东门内文庙的旧书店去看书。那是个内部门市部，
正殿、侧殿里都有旧书，书价也不贵。其中署名马天安的剧本《出狱之后》，
是个薄薄的很不起眼的小册子，只用了四角钱。回到北京便放在旧书堆里了，
多年不曾翻动过。直到前几年，我在编邓颖超同志的《纪念与回忆》时，才
发现马天安就是马骏烈士的笔名，剧本正是在天津出版的。当年马骏与周恩
来等人一起组织觉悟社，共同领导了五四时期天津的学生运动，后来还担任
过地下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待我就此写了一篇书话之后，远居西北的马骏
烈士之子来信说，他第一次知道父亲写过剧本，要求借阅。此外，写过《马
骏传》的作者也来信说，不知此事。当马骏烈士的孙子还回我的藏书时，他
说已经复印了几份，还诡秘地使了个眼色：“您当年花几毛钱买的旧书，现
在成了革命文物了。”我深为这位年轻人懂得旧书的价值而欣慰不已。
六十年代初，北京中国书店在国子监设有旧书门市部，进门需要购书证，
实在是个好去处。阿英、唐彛浅？汀Ｄ鞘碧茝｜正在西郊主持写《中国现代
文学史》，只有周末才回城，我则天天上班，只有星期日上午才能去看书，
所以我们常在这一天碰面。阿英同志几乎天天到，竟连星期日亦不漏，有这
种痴劲儿的人，现在见不到了。我在这里买到一本在当时来说可买可不买的
书，那是土纸印的六十四开本的《缪弘遗诗》（见图109）。书很薄，作者
又名不见经传，结果花了四角还是买来了，主要为着前面有李广田的一篇短
序。这是西南联大一位学生的诗集。前些年，碰到李先生的家属，知道他们
正编李先生的文集，一问果然漏收此篇，便借给他们抄补进去。青年朋友刘
君，志在编撰《中国现代新诗目录》，他的腿很勤，跑遍了各地的图书馆，
有好几本书却只见其目，《缪弘遗诗》和闻一多作序的《三盘鼓》即是。我
借给他这两本书复印，他高兴得跳起来。我受到他情绪的感染，俨然以为自
己真的拥有了金矿，飘飘然了许久。
事情还没有讲完，友人王景山教授，为撰写西南联大文艺社团的回忆录，
也来找我借《缪弘遗诗》。我把书寄给他，他回信说——
缪弘和我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同系、同级，又同是当时联大文艺社社员。捧读这本诗
选，四十年前事，历历在目。这本诗选，当初我们都有的，但后来经过复员、解放，以及
历次运动，大都没有了。现在竟从兄处看到，真可谓有缘矣。但更值得为兄一说的是，今
天上午我已经把诗选拿给扉页署名“少伟”的那个人了。
真有这样的巧事，景山兄说，这位原书的藏主“少伟”也是西南联大同
学、文艺社成员。他是夏衍同志的女婿，已故女作家赵慧琛的胞弟。赵女士
在三十年代演过电影《马路天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景山兄等都各
自复印了一份，并将原书还我，说来这已经是1986 年的事了。
我感谢这些找我借书的识者与不识者，他们都给我带来愉快的回忆，也
不枉我多年来在冷摊前耗费的光阴。他们也没人强索我的藏书，因为连我也
感到，他们保存那书也许比我更有理由。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这种
尊重别人的感情是美好的。我还遇到过这样的借书人，以为我是图书馆，什
么书都应该有。我说没有某本书，对方冷冷地一笑：“你再找找看么，何必
说得这么肯定。”我想糟了，人家不相信我了。难道人世间还有比不被人家
信任更难过的事吗？
琉璃厂人
北京琉璃厂旧书肆的书贾们，正如当年鲁迅先生所评价的，有商人凡俗
的一面，然而也有儒雅的一面，这是别处的买卖人所没有的。听从前在琉璃
厂卖过旧书的人说，直到抗战以前，还有文人学者、大学教授为了搜集版本
的需要，甚至投资开旧书店，委托伙计们寻觅奇书。伦哲如这样干过，谢国
桢先生也干过。所以贩书者比有的大学教授过目的书还多，实在亦并不奇怪。
由于受到长期的薰染，在他们身上流露出一种书卷气，也是可以理解的。当
年的旧人现在留在中国书店的已经不多了。
讲到儒雅的风度，通学斋书铺的孙殿起最为人乐道。他只念了几年书，
却有《贩书偶记》等专著问世，他的《琉璃厂书肆三记》更是一部内容绝佳
的史料。在他的笔下可见版本的流传、书肆的变迁，以及书贾们的风貌。有
趣的是，在他的笔记里，说什么琉璃厂的书铺设在路南者多，路北者少；营
业兴盛者，厂甸以东又胜过以西。似乎在说这与风水有关。这当然是不足信
的。他介绍福润堂主人王福田，其中还涉及宫廷掌故。王于光绪二十九年开
设书店，“多残缺不完之书，故其牌匾曰配书处。其营业以售于清宫大内居
多数，并得有入内腰牌”。卖旧书的带着腰牌进宫内送书，这也是一幅不经
见的清末风俗画。孙氏介绍正文斋的谭锡庆，也无所避讳：“所藏多古本精
钞家刻之书，惟往往鱼目混珠，略有失神必受其骗；盖仿旧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