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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就可以着手对精神病病因这一综合领域的各种概念进行重新分类，我们可以首先讨论剥夺，其次则是选择；可以认为这两者都是不致病的：因此对精神病理学的研究者来说是不重要的概念。重要的那个概念既不是冲突也不是挫折，而是两者的基本致病特征，即威胁或实际上要对有机体的基本需要或自我实现进行阻挠。
威胁的本质
这里又有必要指出，威胁这一概念包括一些既不能归于通常意义上的冲突，又不能归于通常意义上的挫折的现象。某种类型的严重疾病能够引起精神病。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的人往往在行动时感到有一种威胁。儿童得病或住院的经验常常起着直接的威胁作用，且不说随之而来的各种剥夺。
一般性的威胁在另一种病人身上也得到了证明，这就是盖尔卜（Gelb）、戈尔德斯坦，史勒（Sheerr）以及其他一些人所研究过的脑损伤病人。最终理解这些病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假设他们感受到了威胁。也许可以认为，不管什么类型的所有有机性精神病《or…ganicpoychotjic）患者觉得基本上是受威胁的。在这些病人身上，只有用两种观点来研究症状才可能将它们搞明白：首先，功能的损伤或任何种类的功能丧失（丧失效用）对有机体的直接影响；其次，人格对这些威胁性丧失（威胁效用）的动力反应。
从卡顿诺（Kardiner）研究创伤性神经病的专著中（222），我们发现可以将最基本和最严重创伤的后果加进我们所列出的既不是冲突也不是挫折的各种威胁性后果的行列。据卡顿诺说，这些创伤性神经病是对于生活本身最基本的行为功能——行走，言谈，进食等等，所发生的一种基本威胁的后果。我们可以这样来叙述一下其论点的大意：
经历过一桩极其严重事变的人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死亡一直等在他的门外。面对着这样一个无比强大、极富威胁性的世界，一些人似乎丧失了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能力。另外一些比较轻微的创伤威胁性当然也就更小一些。我得补充一句：某种性格结构使一些人易于受威胁左右，在有这种性格结构的人身上，这种反应则更经常地发生。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而临近死亡，也可能（但不是必定）会使我们处于一种感到威胁的状态，原因是我们在这时可能会失去基本的信心。当我们再也不能应付这一情况时，当世界使我们无法忍受时，当我们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时，当我们再也控制不了这个世界或者控制不了我们自己时，我们当然可以说是有各种威胁的感觉。其它“我们对此已无能为力”的情况有时也会被觉得是一种威胁。也许在这一个种类中还应该加上严重的痛苦。这自然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一件事。
也许可以将这一概念扩展一下，使它包括通常包含在另一个种类之中的各种现象。例如，我们可以提到的有：突然的强烈刺激、没有预防使被摔落、摔倒，任何未被解释或不熟悉的事情，那种对儿童产生威胁而不仅仅是引起激动的对于他们日常生活习惯或节奏的打乱。
我们当然也必须提到威胁的最核心方面，即直接的剥夺，或对基本需要的妨碍或威胁屈辱，遗弃，孤立，丧失威信，丧失力量——这些都有直接的威胁性。此外，滥用或不用各种才能直接地威胁着自我实现。最后，对于高级需要或存在价值（293，314）的威胁可以对高度成熟的人产生威胁。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一般说来，下面的一切都被觉得有我们所谈意义上的威胁性：妨碍基本需要和高级需要（包括自我实现）以及它们赖以存在的条件的危险和事实；对生命本身的威胁，对于有机体总的完整人格的威胁，对于有机体整合状态的威胁，对于有机体对世界的基本掌握的威胁，以及对于终极价值的威胁。
无论我们怎样来界定威胁，有一个方面我们当然决不能忽略。一个最终的定义，不管包括其它什么内容，当然必须涉及到有机体的基本目标，价值或需要。这意味着任何关于精神病病因的理论也必然要直接依赖动机理论。
一般动力学理论以及各种具体的实验结果都表明，有必要个别地界定威胁。也就是说，我们最终界定一种情况或威胁时，不光要着眼于整个种类都有的基本需要，还要着眼于面临着特殊问题的个别有机体。这样，挫折和冲突二者的定义常常都是单依外部的情况，而不是依照有机体对这些外部情况的内在反应和理解而下的。在这方面是能坚持错误的是一些所谓动物神经病的研究者。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某一特定情况在什么时候才会被有机体理解为一种威胁呢？对于人类来说，这可以很容易地由是以描述整体人格的方法作出判断，如精神分析法。这些方法可以使我们知道一个人需要什么，缺乏什么，什么在威胁他。但对于动物来说，事情就更难办了。在这里我们陷入了循环定义。当动物以受到威胁的症状作出反应时，我们就知道那是一种有威胁的情况。这就是说，情况是根据反应来界定的，反应又是根据情况来界定的。循环定义的名声通常是不太好，但我们应该知道，随着一般动力心理学的出现，所谓循环定义的名声也必定好转。无论如何，对于实验室的实际工作来说，这当然并非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动力理论所必然得出的最后一点是：我们必须永远把威胁感看作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其它反应的动力性刺激。如果我们不同时知道这种威胁会导致什么，会使个体做什么，有机体会如何对它作出反应，那么对于任何有机体内的威胁，也不可能进行完整的描述。当然，在神经病理论中，绝对是既有必要了解威胁感的性质，又有必要了解有机体对这种感觉的反应。
动物研究中的威胁概念
分析一下动物行为紊乱方面的研究就不准看出，这种研究通常都是针对外界和情况的，而不是针对动力方面的。一旦使外界的实验安排或情况稳定下来．就以为完成了对心理情况的控制，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错误了。（例如．可以比较一下二十五年前的情绪实验。）当然，最终具有心理上的重要性的，只有有机体觉察到或因之作出反应的，或以某种方式受其影响的事物。这一事实，以及每一个有机体都与其它有机体不同这一事实，不光应该得到口头上的承认，还应该承认它影响着我们的实验安排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例如，巴甫洛夫（373）已经证明，动物必须有某种类型的生理气质，否则，外部冲突情况就不会导致任何内部冲突。而且我们所感兴趣的，当然也并不是各种冲突情况，而是有机体内部的冲突感。我们还必须承认，个别动物的独特历史使动物们对于一个特定外部情况的个别反应各不相同，例如在戈恩特（Gantt）和李得尔（Lidde11）其台作者的研究中正是如此。我们通过对于白鼠的研究已经证明，在某些例子中，有机体的特性对于决定是否会因为相同的外部情况而衰竭是至关紧要的。不同的物种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对一个外部情况进行观察，作出反应，感到受威胁或是不受威胁。当然，在许多这样的实验中，冲突和挫折的概念用的并不严格。此外，由于忽略了对有机体所受威胁的性质应该个别界定，便似乎无法解释各种动物对于同一情况所作出的反应有某些不同。
有一点说法比通常用在这类文献中的说法更合适一些，这就是史勒所说的“要求动物做它不能做的事”。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因为它涉及到了已知的所有动物研究，但我们还应该使它的某些含义更清楚一点：例如_，从动物手中夺走对它重要的东西，可以导致同要求有机体做它不能做的事情所引起的一样的病理反应在人身上，除了已经提到的因素之外，这一概念还应该包括某些疾病和某些对有机体整体人格的损害的威胁性质等因素，它使一个动物能够而对一个要求它做一些无法做的事情的情况，它仅仅通过对这一情况毫不在乎，对它平心静气，甚或可能拒绝对它进行察觉，便可以以一种非病态的方式对它作出反应。也许这一比较鲜明的特点可以部分地通过在史勒的说法上加一个强烈动机的说法来获得：“当有机体面临着一个它非常想解决或者必须解决但却无法解决或对付的任务或情况时，便会出现病态反应”。当然，甚至连这也是仍然不够的，因为它没有包括已经提到的一些现象。然而，它是为实验目的而对威胁理论所作的一种颇为实用的叙述，这是它的优点。
另一点是，由于忽略了在动物面临的非威胁性或威胁性选择情况中以及非威胁性和威胁性挫折中进行区分，动物的行为显得并不前后一致。如果设想动物正处于迷宫中一个选择点上的冲突情况，那它为什么不更经常地崩溃呢？如果设想剥夺食物二十四小时是对于老鼠的挫折，那这种动物为什么不崩溃呢？显然，说法或概念都有必要作一些改变。一个忽略区别的例子是不能区分两种选择：动物在一种选择中放弃了某蝉事物．在另一种选择中则什么也没放弃，在这种选择中目标保持不变并不受威胁，但动物却有两条或者更多的途径来实现这同一个得到了保障的目标。如果一个动物又渴又饿，但必须在食物和水之间进行选择，又得其一不能两全时，它就更可能有受到了威胁的感觉。
总而言之，我们决不能就其本身来界定一种情况或一个刺激物，而是必须把它看作是已被对象（动物或人）所结合——以动力的方式，通过它对实验所涉及到的特别对象的心理含义。
一生经历中的威胁
健康成年人所受一般外界情况的威胁比普通的或者有神经病的成年人要少。我们应该再一次想起，尽管这种成年的健康产生于童年的没受威胁。或是对威胁的顺利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