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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还不允许我们立刻作出判定。
人类学材料
对各种材料进行的比较研究可以借助于民俗学而得以扩充。我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对民俗学材料作哪怕是匆匆的一瞥，就会向有兴趣的读者证明，在现存的各种原始文化中，敌对、进攻或破坏行为的数量是不定的，从 0％到几乎100％不等。象阿拉伯西（Arapesh）这样的部落就十分温和、友好，一点也不表现出进攻性来，以至于他们必须采取极端的措施才能找到一个愿意抛头露面的人来主持他们的仪式。很是在另一个极端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象恰克亲人（chukchin）和多杜人（Dodu），他们内心中充满了仇恨，以至于人们不知道采用什么方法才能阻止他们的互相残杀。当然这里所描述的都是从外部观察到的行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究作为这些行为的基础的各种无意识冲动．所有这一切据可能与我们所能见到的大异其趣。
我曾直接了解过一个印第安部落——北布拉克福特（Northern BLackfoot），因而在这点上还有点发言权。我对这个部落的了解尽管还是不充分的，但却足以直接使我确信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破坏行为和进攻行为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这个部落的固定人口是800人，在过去15年里他们中间仅仅发生过五次打架斗殴的事件。我是用我所掌握的所有人类学手段和精神病学手段去寻找他们社会内部的各种敌对的行为，这些敌对的行为与我们更大的社会比较起来确实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在气质上就是友好的，而不是恶毒的，他们平常的闲聊起着传播新闻的作用，而从不对人说三道四、漫骂诽谤。魔术、巫术和宗教几乎无一不是为整个部落的利益服务的，都用于治病救人的目的，而从不用于破坏、进攻或复仇。我在这个部落逗留期间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对我有丝毫恶意或者敌对的表现。儿童很少在肉体上受到惩罚，这个部落里的人都蔑视那些残酷对待自己的小孩和同伴的白人。他们即便在喝酒之后也较少表现出进攻性来，借着酒劲，那些年老的布拉克福特人往往变得更加快活、直率，对一切人都更加友好，从不撒酒疯或与人斗殴。所有那些例外都是确确实实的例外。这一部落里的人一点也不软弱，北布拉克福特的印第安人都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十分强健，自尊。他们只是容易把进攻看成是错误、可怜或疯狂的罢了。
其实，人并不必然都象美国社会中的一般人那样，更不用说象世界上其它一些地方的人那样富于进攻性或破坏性。来自人类学方面的证据使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人身上的破坏性以及那些恶毒或残酷的行为看成是基本需要受到挫折或威胁而产生的继发性的和反应性的后果。
一些理论的考虑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人们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这就是，破坏或伤害是一种继发性的或派生性的行为，而井不是一种原发性动机。按句话来说，人的那些敌对行为或破坏行为实际上总是有一定原因的，都是对另一事态的反应，都是某种产物而非初始的源泉。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破坏行为整个地或部分地是某种破坏性本能的直接的和最初的产物。
在任何这类讨论中，我们可以作出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本能与行为之间的区别。行为是由许多力量共同决定的，内部动机只是其中一种。可以简略些说，任何关于行为决定的理论都必须包括以下至少三方面决定因素的研究：（1）性格结购，（2）文化压力，（3）直接的情景或领域。换一句话来说，对内部动机的研究只是任何对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的研究所涉及到的三个领域中的一都分。有了这样一些考虑，我就可以把我的问题重新表述如下；第一，破坏行为是如何被决定的？第二，破坏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是某种遗传的、先定的和特定的动机吗？这些问题当然仅仅在一个先验的基础上才能一下子得到回答。所有可能的动机合在一起，本身都并不能决定进攻或破坏的发生，更不用说某种特殊的本能了。必须把文化总体牵涉进去，行为发生于其间的直接的情景或领域也必须加以考虑。
我们还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陈述这一问题。人的破坏行为有如此多的来源，以至于谈论某种单一的破坏驱力都是荒谬的。这一点可以用几个例子来说明。
当某人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扣除道路上的障碍时，破坏行为偶然也有可能发生。婴儿在努力拿到远处的玩具时往往不会注意到他正踩着别的玩具（233）。
破坏行为可以作为对基本威胁的伴随反应之一而发生。因而任何使基本需要受挫的威胁，任何对防御或应付系统的威胁，任何对一般生括方式的威胁都容易引起焦虑…敌对的反应，这意味着，在这类反应中经常都会发生敌对的、进攻性的或破坏性的行为。这归根到底是防御行为，是某种反应，而不是为进攻而进攻。
对有机体的任何损害，对有机体退化的任何察觉都有可能在不安全的人心中引起类似受到威胁的情绪，因此都有可能引起破坏行为，例如在病人大脑受损的许多病例中就是如此，在这些病例中，病人疯狂地努力通过多种多样孤注一掷的措施来支持他那摇摆不安的自尊的需要。
有一个造成破坏行为的原因通常都被忽略了，或者即使没有被忽略，也往往被表述得很不准确。这就是对生活采取的独裁主义（303）的态度。如果一个人非生活在森林中不可，而在这森林中动物都分成两群，其中一群动物能够吃掉他，另一群动物则又能够被他吃掉，那么进攻就成了明智和合乎逻辑的事情。那些被描绘为独裁的人肯定都经常无意识地倾向于把世界看成是这样一个森林。这些人遵循着最好的防御就是痛快的进攻这一原则，因而就会无缘无故地对人拳打脚踢。对东西进行大肆破坏，而这整个反应看上去是毫无意义的，且有当人们意识到这一切只是为了预防他人的进攻时，整个反应的意义才会显露出来。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它防御性敌对的众所周知的形式，
施虐…受虐的动力学现在已经分析得相当透辟了。人们普遍认为，某种看上去十分简单的进攻行为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十分复杂的动力因素。这些动力因素使得那种诉诸某种纯粹的敌对本能的做法看起来过于简单化了。这种情况同样也适合于那种想要支配他人的势不可当的冲动。霍妮和其他人所进行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在这个领域内，求助于本能分析是没有必要的（198，448）。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强盗们的攻击和义愤填膺的正义之士的防御从心理上来说是不一样的。
上列这个表还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扩充。我举这几个例子是想说明，破坏行为常常都是一种征兆，都是一种导源于许多因素的行为。如果一个人真的想持一种动力学观点，他就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这些行为源于不同的因素，但表面上却有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动力心理学家并不是一架照相机或一台机械的留声机，他不仅想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而且想知道事情为什么发生。
临床经验
心理疗法的文献中所记载的通常的经验就是，暴力、愤怒、仇恨、破坏欲、复仇冲动等等实际上大量地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即使不是明显可见的，也是掩藏在表面底下的。或许有人会声称自已从来没有感到过仇恨，但任何一个有经验的病理学家对此都不会严肃对待的。他会毫不迟疑地断言这个人只是抑制或压抑了他的仇恨。他会期待着在每个人身上都发现这种仇恨的情感。
但是，自由地谈论一个人的暴力冲动（而非把这些冲动实施出来）往往能够起到一种净化的作用，能够减低这些冲动的频率，清除掉其中的神经质的、不现实的因素，这也是心理疗法中常有的经验。成功的疗法（或者成功的成长与成熟）的一般效果总是大致相当于我们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所看到的那种情形：（1）他们远不象一般人那样经常地体验到敌对、仇恨、暴力、恶意和破坏性进攻；（2）他们并没有失去他们的愤怒或进攻，但这种愤怒或进攻的性质却常常转化成了义愤，自我肯定、对被剥削利用的抵抗和对非正义的愤怒，也就是说从不健康的进攻转化成了健康的进攻；（3）比较健康的人似乎都远远不是那么害怕自己的愤怒和进攻，因此当他们表现自己的愤怒和进攻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暴力有着对立的两极，而不仅仅具有一个方面。暴力的反面可以是不那么强烈的暴力，或者是对暴力的控制，或者是努力不做暴力的事情。或者我们可以说在暴力中存在着健康与不健康的两极对立。
但是这些材料却并未解决我们的问题。弗洛伊德及其忠实的追随者认为暴力是出自本能的，而弗洛姆，霍妮及其他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则认为暴力完全不是出自于本能。了解一下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是极富教益的。来自内分泌学、遗传学等等的材料
任何一个想把目前所知道的关于暴力来源的一切材料会聚在一起的人，也必须去挖掘内分泌学家们所积累起来的材料。这种
情况在低等动物那里相对说来又是比较简单的。毫无疑问，性激素和肾上腺以及大脑垂体激素明显地对进攻性、支配性、被动性和野蛮性起着决定的作用。但是因为所有内分泌腺都共同地起着决定作用，所以这些材料中的某些材料就变得非常复杂了，需要专门的知识才能处理。但这些材料却万万不可忽略过去。有证据表明。雄性激素与自我肯定、搏斗的意愿和能力等等有关。另外还有些证据表明，不同的个体分泌出不同比例的肾上腺和非肾上腺，这些化学物质与个体的搏斗而不是与临阵逃脱的趋向有关。关于这一问题，心理内分泌学这一交叉学科毫无疑问会告诉我们大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