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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一系列定义的总括推论将是：①从根本上说心理疗法不是一种唯一的关系，因为它的一些最基本的物质在所有“良好”的人伦关系中④都可以找得到；③如果这点成立的话，从心理疗法的本质是良好或不良人际关系这一观点看，心理疗法的这一侧面必定受到比它迄今所受到的更加彻底的详述。
1．把良好的友谊（无论是夫妻间、家长孩子间或是人与人之间）作为我们良好人际关系的范例，对其稍加仔细地剖析，我们发现它们比起我们所说的那些东西来能够提供更多的满足（物）。相互间的坦率、信任、诚实、缺少敌意都可以被看作是除去其表面价值之外尚具有（附带）的表露性、宣泄性的释放价值（见第十章）。一种健全的友谊也允许表现出大量的服从、松懈、幼稚和愚蠢，因为如果不存在任何危险，并且别人所爱所尊敬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的勇气或作用，我们就能一还我们的本来面日，感到软弱的时候即是软弱，感到迷悯时时候得到保护，希望推卸成人义务时变得天真幼稚。此外，即便是在弗洛伊德的意义上说，一种真正良好的关系也能增进顿悟，因为一位好友或者丈夫会十分慷慨地为我们所考虑的问题提供分析性解释的等价物。
对于可以被宽泛地称作良好人伦关系之教育价值的东西，我们所谈得还远远不够。我们的欲望不仅仅在于求得安全、被人所爱，还在于不断地求知，充满好奇，揭开掩藏的东西，开启每一扇大门。此外，对于我们架构世界，深刻理解世界，使世界赋于意义的基本哲学冲动，我们也不得不加以认真对待。只要良好的友谊或长幼关系在这方面提供出更多的东西来，那么这些满足就会或应该会在某种特定程度上实现于良好的治疗关系中。
最后，我们满可以就这一明显事实（因此而被忽视了）说几句话，即爱与被爱具有同样大的悦乐①。在我们的文化中，爱的公开冲动被当作性的与充满敌意的冲动而被严加禁止——或许更有甚者（442）。在极少几种关系中，也许只在这样三种类型的关系中我们才被允许公开表示爱慕之情；家长…孩子之间，爷孙辈之间，已婚者和情侣之间。我们知道即便是在这些关系中，它们也会多么轻而易举地变得令人窒息，并且混杂着尴尬，犯罪感，敌视、发生作用、为支配地位而奋争等等。
强调治疗关系允许甚至是鼓威爱与情感冲动的公开语言表露还远远不够。只有在这里（也在各种“人格完善”小组中）它们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人们所期待的东西，只有在这里，它们才被有意识地清除了不健康的杂质，得到了净化，发挥出最好的作用。这类事实准确无误地说明有必要重新估价弗洛伊德关于移情与反移情的观点。这些观点来自于对于疾病的研究，在涉及健康时局限就未免过大了。它们必须加以括充，把健全的与不健全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统统包括进去。
2．至少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性质的人伦关系：支配～从属的，平等相待的；疏远或任其摆布的。这些关系连同治疗者…患者关系已在不同的地方（300）说明过了。
治疗者可以把自己正视为其患者的主动的、起决定作用的、掌管一切的上司或者他可以作为一项共同任务的参与者与患者联系在一起，或者最后他可以把自己变为患者面前的一面冷静的、毫无感情的镜子，永不参与，永不充满（人为）人性地接近、永远保持分离。最后这一类型是弗洛伊德介绍的，但另外两种类型尽管正式些，实际上更加普遍，它们是唯一适用于正常人的情感的标志，因为精神分析的对象是反移情的，即非理性的、病态的。
如果治疗者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患者得以获得他的必要治疗药物的媒介——正如水是鱼类在其中寻找到其所需之物的媒介一样——那么就必须从什么样的媒介最适用于什么样的患者这一角度而不是从性质上对它加以考虑。我们必须防止仅仅选择一种媒介柞为忠实的后盾，而把其它媒介一概排斥在外的作法。在优秀治疗者的治疗方法中要说发现不了所有这三类媒介以及其它尚未发现的媒介那简直是不可思议。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得到以下推断，即普遍患者将在一种温暖的、友爱的、民主的伙伴关系中顺利成长，但是，对于患者而言并非最佳的气氛太多了，根本不允许我们把它变为规则。对于较为严重的慢性稳定性神经病病例说来这点尤为真实。
对某些将仁慈视为软弱的支配性较强的性格来说，绝不能允许它们对治疗者的轻视任意滋长。严格地控制、明确地限制随意性对于患者最终的获益，将是必要的。朗克派们在讨论治疗关系的局限性对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另一些人，学会了将情感视为圈套和陷井，出于焦虑他们除了离群索居外对一切都表现得得畏手畏脚。深藏的罪恶感“要求”惩罚。轻率的、自我危害的东西需要确定的命令使其免遭无法弥补的自我伤害。
但是对于这一法则不可能有任何例外，即治疗者应对他与患者之间形成的关系保持尽可能清醒的认识。自不待言的是，由于他自己的性格的缘故，他会自然地倾向于一种类型而不是另一种类型，但是就其患者的利益考虑，他应该能够控制自己。
在任何病例中，无论是从总体看还是从个别病人的角度看，如果这种关系是糟糕的话，那么心理疗法的其它任何资源还会产生什么效力的话也就令人怀疑了。这点大致成立，因为这样一种关系永远不会被轻易进入也不会被轻易打破。然而纵使患者是与他所深恶痛绝的人或者是与对它抱有忧虑的人呆在一起，时间也根本用不着花在自我防卫、挑畔以及病人企图作为自己主要目标的惹烦治疗者上面。
总之，即使一种令人满意的人伦关系的构成本身也许并不就是目的而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它仍然必须被看做是心理疗法的必要的或亟需的先决条件，因为它通常就是配制全人类所需的基本心理药物的最隹媒介。
这一观点尚有另外一些有趣的含意。如果心理疗法就其最终本质而言是由这一内容构成的，即为病人提供那些他本来完全应该是得自于良好人伦关系的特质，那么这也就等于把心理学上的病人界定为一个与他人从未建立过足够良好关系的人。这与我们前面把病人界定为一个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尊敬等等的人的定义并不相悖，因为他只能从他人那里得到这一切。这么一来尽管这些定义似乎成了同义反复，但是每一个定义都把我们依不同的方向引导开去，使我们得以领略治疗的不同侧面。
对于疾病所下的第二个定义产生了一个后果，它为心理治疗关系提供了另一个解释。心理治疗关系被大部分人看成是令人绝望的措施，最后的援兵，因为大体说来只有病人才进入这种关系之中，它也就逐渐被人认为，甚至是被治疗者本人认为不过是象外科手术那样诡秘的、变态的、病态的、反常的，一种不幸的必需之物。
可以肯定这绝不是人们进入诸如婚姻、友谊或伙伴关系等其它有益关系之中的时候所持的态度。但至少从理论上讲，心理疗法类似于友谊正如它类似于外科手术一样。那么它就应当被看怍是一种健康的，值得想往的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以及在某些方面，它应当被看作是人类间理想关系之一种。从理论上说，人们应当盼望它，追切占有它。这就是从前面的考虑中应该得到的推断。然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常情。当然这一矛盾被很好地意识到了，但是它还没有被神经病人无法避免地执泥于病患的必然性加以完全的解释。不仅患者而且许多治疗者肯定都是用对于治疗关系本质的误解来解释它的。我发现当解释不是象平常那样而是象我上面所做的那样交待给潜在患者的时候，他们更乐于进入治疗之中。
疗法的人际界定的另一后果是有可能描述出作为技巧训练的疗法诸层面中的一个层面，这些技巧训练是：建立良好的人伦关系（慢性精神病患者不经特殊帮助无济于事），证明这点具有可能性；以及发现它是令人愉快的和富于成果的。那么也就可以期待通过训练的转化他就能够与他人形成根深蒂固的良好友谊。可以推测，他就会象我们大家一样，从我们的友谊中，从我们的孩子中，从我们的妻子或丈夫中，从我们的同事中得到所有必要的心理药物。从这一观点看，疗法还可以以另一方式界定，即，它使患者有所准备以便独自建立人所想往的良好人伦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相对健康的人能够得到他们所需的许多心理药物。
从前述观点得出的另一推论是理想上患者与治疗者应当选择彼此，进一步讲，这一选择不应仅仅建立在名誉、金钱、技巧训练、技能等等之上，还应建立在普遍的人类互爱之上。这一点很容易在逻辑上得到闸明：它至少会缩短治疗的必要时间，使它对患者和治疗者说来更为容易，更有可能达到理想的治愈，使全部经验对两者都有裨益。这一结论的其它必然的结果将是从理想上说两者的背景、智力水平、经验、宗教、政治、价值观等应当更为接近。
现在一定搞清楚了，治疗者的人格或性格结构即使不是至为重要的问题，也必定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他必须是这样一个人：能够轻松地进入心理疗法的理想的良好人伦关系之中。还有，他必须能够对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甚至与所有的人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和善、充满同情心，他必须是能够有把握地给予他人以尊敬。就心理学意义而言，他应本质上是一个平等待人的人，即他以尊敬的态度看待他人只是由于他们是人，是独一无二的。一言以蔽之，他在感情上应该是可靠的，他应当具有健康的自尊。此外，他的生活状况应理想上达到过样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