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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调书式的教科书重复他人的实验，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化学家。这个人比起一个聪明的对地下室发生了一种持续兴趣的12岁的学生，或者对可疑的广告宣传进行核实的多疑的家庭妇女来，也许离一个科学家的标准更远一些。
一个研究协会的主席在哪方面仍然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时间也许完全用在忙于搞行政和组织工作上，一直到死。然而，他却乐意称自己为科学家。
假如…个理想的科学家应该集创造性的假设者，细心的实验检查者、哲学体系的创立者、历史学者、工艺学家、组织家、教育家、作家、宣传家、应用者、以及鉴赏者于一身，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理想的科学小组也许应该由至少几个独特的，能起不同作用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中没有人需要自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科学家！
但是，当我们指出科学家——非科学家的两分法过分简单时，我们也必须重视这样一个普遍的结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专业过于狭窄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因为这样，他做为一个完整的人就不免有所损失。一般化的、全面的健康人比起一般化的残废人来，能够做最多事情。也就是说，一个企图通过压抑自己的冲动与感情，成为非常纯粹的思想家的人，结果反而成了一个只能以病态的方式思考问题的病态的人，即，他成了一个糟糕的思考者。一句语，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有一点艺术家风格的科学家，比起一点也没有的同事来，是更好的科学家。
假如我们采用个人历史的方法，这就非常清楚了。我们伟大的科学人物，通常都有广泛的兴趣，并且自然不是狭隘的工艺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从达芬奇到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发现者都是多才多艺、丰富多采的．他们具有人文主义，哲学、社会以及美学等方面的兴趣。
我们应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中的心理多元论使我们懂得，有许多道路通向知识和真理，刨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单一个体中的若于侧面，也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
心理病理学与科学家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愉快的、无忧无虑的，安静的、以及健席的科学家、艺术家、机械师、或行政官，比起那些不愉快的、忧虑的、不安定的、以及不健康的，是更好的科学家，艺术家’机械师、或行政官。神经病人歪曲现实，苛求现实，把过早的概念化强加给现实；他们害怕未知的、新奇的东西，他们过多地受忠实地记录现实这种人际需要的制约，他们太容易受惊恐，他们太渴望他人的赞同，等等。
这一事实至少有三个含义：首先，科学家（或更恰当是一般的真理追求者），为了作他最好的工作，在心理上应该是健康的，而不是病态的。第二，也许可以认为，当一种文化改进了，它的所有人民的健康也臆之改进之时，对真理的追求也就改进了。第三，我们应该认为，心理治疗可以使科学家在个人作用方面得到改进。
我们已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条件的改善往往会通过我们争取学术自由，终生任教、提高薪水等方面的压力来帮助真理的探索者。
第二章科学中的问题中心与方法中心
数十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官方”科学的缺限和罪过。但是除了林德的卓越的分析外（282），人们几乎一直忽视对于导致这些过失的根源的讨论。逸一章试图指明，传统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许多缺限的根源在于以方法中心或者技术中心的态度来解释科学。
方法中心就是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难、问题、功能或者目的。简而言之，方法中心将科学家混同于工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试验室技师，吹玻璃工人、屎液分析家、机器看管人等等。在思考的最高层次上，方法中心体现为将科学与科学方法混而一谈。
过分强调技术
一味强调雅致、完善，强调技术和设备，往往造成这样的后果：减弱一个问题和一般刨造性的意义、生命力以及重要性。几乎每一个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学生都会懂得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无论一个实验实际上多么无足轻重，只要在方法上令人满意，它就很少受到批评，而一个大胆的、向理论基础挑战的问题，由于可能会遭到“失败”，常常尚未开始被检验就被批评所扼杀。的确，科学文献中的批评似乎通常只是对于方法、技术，逻辑性等的批评。在我熟悉的文献中，我想不起曾看过哪一篇论文批评另一篇论文无关紧要、过分琐碎或者意义不大。@
因此，逐渐增强的倾向是，学术论文的主题本身无关紧要，只要表达得好即可。一句话，论文无需再是对人类知识的新贡献。只要求博士研究生了解其趼究领域内的技术手段以及现成的积累资料。对于好的研究计划的重要性通常并不予以强调。结果，显然完全没有创造力的人也可能会成为“科学家。”
从较低层次来看，在高中和大学的理科教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结果。学校鼓励学生将科学与确定的设备操纵方法以及菜谱中的机械程序联系起来——一句话，遵循他人的指导，重复他人的发现。人们无从得知科学家与技术员或者科学书籍读者的区别。
这些论点是很容易被误解的，我无意贬低方法的重要性，只是想指出，甚至在科学中，手段也很可能与目的混淆。应该强调，是科学的目标或者目的使方法显示出重要性和合理性。有作为的科学家当然必须关心自己的方法，但前提必须是它们能够帮助他达到自己合理的目的，即解决重要的问题。如果忘记这个，他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整天擦眼镜但却不用眼镜的人。
方法中心论往往将技师、“设备操纵者”、面不是“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推至科学的统帅地位。我不想制造一个极端的不真实的分界线，但是，指出只知道怎样做的人和除此之外还知道为什么而做的人之间的区别却有可能。前者总是有一大批。他们必然是科学上的牧师，礼仪、程序或者仪式方面的权威。这种人在过去不过就是找点麻烦，但是，现在科学已成为国家和国际上的策略问题，因此他们也就可能成为一个有作用的危险因素。这种倾向无疑是危险的，因为外行理解操作者比他们理解创造者和理论家要省力得多。
方法中心的强烈倾向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过高看重数量关系，并且将它视作目的本身。这是因为，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过于强调表达的方式，而不是表达的内容。于是，形式的优美和精确便与内容的中肯和丰富对立起来。
持方法中心论的科学家往往不由自主地使自己的问题适合于自己的技术而不是相反。他们往往这样发问：用我现在掌握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进攻哪些课题呢？而不是象通常应该的那样向自己提问；我可以为之奉献精力的是关键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不是如此又怎样来解释下面的现象呢：大多数平庸的科学家将毕生耗费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这个区域的疆界不是由关于世界的一个根本问题来划定而是由一件设备或者一种技术的局限性来划定的。④在心理学中，很少有人会体会到“动物心理学家”或者“统计心理学家”这些概念的幽默。它指的是那些只要能够分射使用自己的动物资料或者统计资料就不在乎它们是否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人。这最终会使我们想起那个有名的醉汉，他不在丢失的地方，而是在路灯下寻找钱包，理由是：“那儿光线好”。或者，使我们想起这样一个医生，他使自己的病人大为光火，因为他只知道一种治病的方法。用唯一的药方对付所有的疾病。
方法中心论的另一个强烈倾向是将科学分成等级。这样做非常有害。在这个等级中，物理学被认为比生物更“科学”，生物学又比心理学更“科学”，心理学则又比社会学更“科学”，只有依据技术的完美、成功和精确度，才可能设想这样一个等级。以问题为中心的科学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等级的。因为根据它的观点，没有谁会认为在某种本质上，失业问题、种族偏见问题、爱的问题不如星体问题、钠的问题或者肾功能的问题重要。
方法中心论往往过于刻板地划分科学的各个部门，在它们之间筑起高墙，使它们分属彼此分离的疆域。当有人问J·洛布他究竟是神经病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还是哲学家时，他只回答说：“我解决问题。”假如科学界中有更多象洛布这样的人就好了。但是，我们迫切需要的这些特性却遭到这样一种哲学的明确的抵制和干扰．要使科学家成为技师或者专家，而不是成为富有冒险精神的追求真理的人，即，成为懂得什么而不是思考什么的人。
如果科学家们将自己看作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专业技术员，那么现在就会有一股洪流涌向最新的科学尖端，涌向那些我们本应了解最多然而实际上却了解最少的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为什么很少有人涉足这些领域呢？从事心理学问题研究的科学家与从事物理学和化学研究的科学家的人数相差悬殊，这种现象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让一千个头脑敏捷的人专注于生产更先进的炸弹（就算包括更好的青霉素），或是让他们去研究和解决民族、心理治疗或者剥削的问题，两者哪个于人类更有利呢？
科学中的方法中心论在科学家与其他寻求真理的人之问，在他们理解问题和寻求真理各种不同方法之间制造了巨大的分裂。如果我们为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寻求真理，顿悟和理解．关心重要问题，那么要将科学家与诗人、艺术家以及哲学家作个区分一定很困难。①他们关心的可能是同样的问题。当然最终还是应做一个语义学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