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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杨诗雨拿来一厚沓诗歌稿给我看。等我看完了,他翻出余少华的诗集叹道:“我怎么写也超不过他。”随后掏出一枚金戒指说:“这也是我卖血买来的,不知你能否收下?”我说:“你这是何苦呢?你这样就能实现青春的梦想吗?”他黯然地说:“这是无法排遣的痛苦。我今生所干的并不是我这一生最想做的。我今生两大梦想,一是成为诗人,二是娶你为妻。但这都成了余少华的现实,对我永远只是梦想。如今,少华去了,我良心上永远有一种负罪感,要不是我,他就不会死。想到他,我的良心就难以安宁……”我突然有一种隐忧,杨诗雨的痛苦有些可怕……不久,杨诗雨离开成都去了上海浦东。临行前他对我说:“让我们把爱珍藏起来吧。我不能再亵渎少华的灵魂。”耶鲁有个卖花姑娘
“其实我以前也是在乞讨,”安妮特对《耶鲁每日新闻》记者说,“只是以前我可以给你一朵花作为回报,现在,我只能向你乞讨。”
如果你是耶鲁的学生,或许你不认识这所长春藤大学的校长,但你一定认识她——耶鲁的卖花姑娘。
不管你是耶鲁哪个学院的学生,只要你在耶鲁的校园里走过,就肯定跟这位卖花姑娘打过交道。这位名叫安妮特的黑人女士,与“耶鲁——哈佛橄榄球赛”一样,成了耶鲁校园著名的风景。
“小妹妹,你要一朵花吗?这位兄弟,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吗?我的朋友!今天怎么样呀?要不要来一朵花呀?一块钱一朵。”走在耶鲁校园中心的埃尔姆街上,老远就能听到安妮特的叫卖声。她一般都站在校园的中心要道埃尔姆与约克街的十字路口,拿着一大捧生气勃勃的康乃馨向路人推销。有人真买花,但大部分人摇摇头,她也不纠缠,仍然热情地祝他们过得快乐。她似乎认识很多过路人,也有不少人停下来与她搭话。
我大一时就认识安妮特了。那时她卖的不是康乃馨,而是小菊花,用普通白纸或报纸包着,花朵也蔫蔫的。纽黑文有许多路边的“社区花园”,我猜想她的花大概是从某个社区花园摘来的。那时,她每天出没在耶鲁校园的街道上,向过路人搭茬卖花。所谓“卖花”,其实是一种变相乞讨。但安妮特的花很受欢迎,许多人都停下来买她的花,有人虽然不买花,可仍然微笑着与她打招呼,这与耶鲁学生们对无家可归者惯有的冷淡态度大不相同。也许因为安妮特永远笑脸迎人?
我的朋友格蕾丝每次碰见安妮特都会买一朵花,尽管她走开后就会把花扔掉,但下一次仍照买不误。“我愿意把钱给她,她不像其他乞丐,她至少还在尝试着工作,并不只是指望别人施舍。我想鼓励这种行为。”格蕾丝说。“我喜欢她向你说‘你好’时的那种恳切。在耶鲁的路上见到陌生人谁都不答理谁,只有她向你说你好。”另一位朋友说。之后,我也开始偶尔在她那里买一枝小花,慢慢地,我成了熟悉安妮特的耶鲁学生之一。
从断续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安妮特曾经当过建筑工人、油漆工人和食品店助理。她在耶鲁卖花已经快10年了。她从不避讳谈自己的问题:曾经吸毒,并且有轻微的精神分裂症。她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住在纽黑文,由她的父亲和继母抚养。“我有很多问题,可我现在戒毒了,也在看心理医生。我不在意自己无家可归。耶鲁就是我的家。”安妮特说。
在我大三那年的秋天,《耶鲁每日新闻》突然在头版登出大幅文章,标题是《安妮特不能卖花了》。原来,纽黑文的警察因安妮特无照卖花,以“扰乱秩序”罪名起诉了她,如果罪名成立,安妮特就得被关进监狱。
卖花执照要两百元钱,安妮特负担不起。不卖花的安妮特开始愁眉苦脸地站在路边,一边小声地问路人要钱,一边担心地回头张望在一旁注意着她的警察。“其实我以前也是在乞讨,”安妮特对《耶鲁每日新闻》记者说,“只是以前我可以给你一朵花作为回报,现在,我只能向你乞讨。”这篇文章在耶鲁社区引起巨大反响,同学们对安妮特的喜爱和关心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许多人写信给警察局提出抗议。有位热心的耶鲁学生马上着手组织一场音乐会,入场的门票全部捐给安妮特作为申请卖花执照的费用;许多耶鲁学生给逮捕她的校警打电话、发电子邮件,抗议他们对安妮特的不公正待遇;安妮特的朋友们还组织了一场抗议游行,就在安妮特经常卖花的埃尔姆街上,有一百多人参加了这场游行;在安妮特出庭的那天,许多学生手拿一朵鲜花,举着“花之力量”的抗议牌在法庭上旁听。
这个故事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尾。警方放弃了对安妮特的起诉,安妮特拿到了卖花执照。之后,她不再卖蔫头蔫脑的菊花了,改成了新鲜水灵的康乃馨。现在,我每天都能在路边看到她的身影,听到她欢快的大嗓门。
春夏秋冬轮流光临耶鲁,而安妮特是耶鲁所有季节里不变的风景。
(本文作者:高歌)
王菲:当一回自己
我只想做回自己,平平实实地以音乐来打动观众。音乐是没有国界的,是可以相互沟通的“语言”我想用它来表达自己,亦因如此我努力学习,怎样可以更懂得使用它来说我想说的话。
陌生的香港
18岁,我来了香港,这个喧闹不休、浮夸奢华的岛国,教我细小孩般被投进陌生环境,眼里充满惶恐,把过往在北京的悠闲自在生活完全打破,不适应的同时还载满严重的思乡病,但碍于要住满一年才能回去的规定,我只好忍耐着。由于北京的好友们家里都没有电话,我们只靠鱼雁交往,稍稍解慰寂寥。
没有朋友的日子,只靠电视、小说,也解不了闷,终于我打起精神去学模特儿课程,由居住地黄埔,只身到铜锣湾上课,战战兢兢,夹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越显孤独。
完成模特儿课程,走过儿回天桥,我始终没有选择这职业,那种感觉太狼狈了。匆忙得像毫无准备般,当然最重要的是那些时装并不美,我不爱穿,模特儿课程只是我消磨时间的方式,因为爸妈准备一年后送我到外国读书,我怎样也想不到一头栽进唱歌圈子里。
为着解闷的理由,由爸爸托朋友介绍我跟戴思聪老师学唱歌,唱歌的兴趣如潜藏已久的渴望一下子进发出来,心境如破笼而出的小鸟,翱翔天际。
当戴老师把我介绍给陈小宝时,他惊讶于我的嗓子,嚷着要与我签约出唱片,我没有太大的雀跃,只觉得出就出吧!
一切随遇而安。心里所想的是天意让我唱歌,就如飞机终于停泊在人生的驿站一样。
初入江湖
19岁那年,爸妈为我与新艺宝签下了第—张唱片合约,许多许多事我还不清楚,模模糊糊,毫不真切,人生就是如此朦胧而不清晰,无法掌握,不知是好还是不好,只凭感觉走。
就如此这般,被安排参加ABU流行歌曲大赛,以一首《仍是旧句子》赢得季军,算是我踏足娱乐圈的第一步。
得奖,出唱片并没有为我增强信心,我依旧患得患失,没自信是因为做任何事都被安排,遇着不喜欢也不敢嚷半句。就这样藏着自我。
内心深处我仍是混乱一片。北京、香港两地的文化冲击,在我心里起了波澜,进入娱乐圈之后,它的快速变幻,令冲击尖锐化,我面对审美标准和生活习惯都不同时坏境,无疑更惶恐,碍于陌生,不敢宣之于口,于是人家说一句,我就信一句,没有主见,这令我感觉很混乱。
幸好当时出现了几个影响我颇深的人,陈小宝、陈健添、梁荣骏,给予我不少意见,时间培养了我对他们的信赖。特别是梁荣骏介绍我聆听各种类型音乐,丰富了我的眼界与知识。
在无惊无险下出了第—张唱片《无奈那天》,我也迷迷糊糊得了金唱片,开始有人注意我,但听得最多的是说我形象老土,说我“串”,当时我根本不知如何是好,辨不清方向,太陌生的环境使我拘谨,成了误解,所以到了第二张唱片《Everything》,公司找专人来为我设计形象,我在无可奈何下,照着做。
初冬时节,我踏上飞赴美国的飞机,把香港恼人的—切抛下,选择过另一种新生活:投入校园进修音乐。
这一次的抉择,与决定当歌手、出唱片,同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只是当时我并不晓得。
我明白
返回香港出唱片,心境很单纯,当时我没有退学,写了信给学校暂时休学,一心准备录完唱片,再回去上学。
但一张《inghome》的唱片,将我的情况改变,特别是—首《容易受伤的女人》,让我被更多人认识,在外间的观念是:“王菲红了!”
身为局中人的我,却有另一个感觉,其实没有什么不同,无可讳言,这首歌带给我许多荣誉,但是我对这没有共鸣。
无可否认,今日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这与香港乐坛环境有关。目前我处身其间,我改变不了环境,就如演唱会,我说我已厌倦了花巧的形象,不想再改发型,不想再百变,我只想做回自己,平平实实地以音乐来打动观众。音乐是没有国界的,是可以相互沟通的“语言”我想用它来表达自己,亦因如此我努力学习,怎样可以更懂得使用它来说我想说的话。
(本文作者:王菲)
座位问题
我是隐隐地担忧,以这样纯洁的心灵去处世,对于这个顽强而世故的世界,是不是会有些以卵击石一样显得太单薄而脆弱?我也担忧,他毕竟还是孩子,如果真正走进社会,这一点点纯洁还会保留多久?
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去剧院看人艺老演员演出的话剧《流金岁月》。我们的票的座位不太好,是后几排的。找到座位坐下,舞台显得遥远,中间像是隔着挺宽的海。演出尚未开始,我对他们娘俩说座位坐不满,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