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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一定的，那不知道表现而吃不到东西的小鸟，后来都不见了，剩下壮硕的两三只，被喂得更结实，终于能独立进食。我常想：这是否就是自然的定律呢？因为大鸟的体力有限、食物有限，在成长过程中，当然有些子女要被淘汰。
于是那抖翅膀、张大嘴、高鸣的表现，就值得我们深思了。因为鸟的社会正反映了人类社会，生物间生存竞争的道理是相同的。
去年底，当《民生报》公布畅销书排行榜的时候，也道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卖得好的书与滞销书，是一比四。金石堂每月进书近七百种，其中百分之七，可能全年一本也卖不掉。
好些卖不掉的书，难道就差吗？不！它们可能从进书店，就没被摆在显眼的“台面”，而被塞到书架的一角，因此一年下来，不曾被顾客翻阅过。如此说来，内容再好又能有什么用？滞销书的命运，不仅像我所看到的那只瘦小麻雀，不知所终，而且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早夭的命运。
我们常说人才不怕埋没，迟早会被发掘出来。但是，今天这句话或许不对了！
在这个极端竞争的时候，你不但要成功，而且要及时成功，否则就是失败。甚至你要嫁个理想的丈夫，再也不能凭自己天赋的外在或内在吸引异性，而要主动地展示给你中意的人看。
否则你可能只是一本封面无比精美的书，由于出版商少了炒作、宣传和疏通，而被束之高阁；也可能是内容无比深入的精品，却落得一本也卖不掉的命运！
你的内容再美，人家翻都不翻，又有什么用？尤其现实的是：在这个时代，一过时，就没人要了！
所以，不如学学我窗外的两只聪明的小雀吧！
（本文作者：刘墉）
人应该有点“野心”
人要有点“野心”，当然首先是指青年人，主要是指青年人。青春之所以宝贵，就在于那时你要想“闲在”，“机会成本”极高——多一份闲暇，你所损失掉的可能是你这个人一生的潜能、一生的成就、一生的“名利”。
就我自己而论，我推崇一种比较积极的生活观，在“人生如梦”这一共同的大前提的后面，“反正也是活着，不如做点事情”，而不去苟同另一句话：“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干什么与没干什么是一样的”。
这里所说的“做点事情”，不是这也做一点，那也做一点，都会一点而哪一门都不太专，而是说要至少把一件事情、在一个领域内做得像点样子，真正搞懂一些问题。也就是说，生活不仅应该有点目标，有点抱负，而且那目标应该高一点，抱负应该大一点。这同样是为了使生活更充实一点，因为山高、难爬，就总有一个高高的山顶在上面等着你去爬，你也就不会觉得无事可做，没有新鲜的东西等着你去掌握。所谓生活的充实，无非就是不断地见到一些新鲜的东西，不断有些新的感觉、新鲜的刺激、新鲜的难题，来填补我们容易陈旧的心灵。我不确切地知道我的这种观念最初是怎么形成的。父母都是安安分分的人，稍有些不大安分，又早早被扣了个“右派”的帽子，一辈子坐南朝北，不会有多大的野心；从小对我们子女的教育，也不过是听老师的话，做个好学生，不做出格的事，等等，总的来说比较放任、听其自然，不像现在的家长，把出人头地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日程排得满满的，学这学那，早上起来讲爱因斯坦，晚上临睡前讲拿破仑，在公共汽车上还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早年学校里的教育，也总是强调要做一名“人民的勤务员”，做革命的“普通一兵”，批判个人奋斗、成名成家，说“将来要当工程师”都可以算是一种罪过，不像现在可以公开“叫嚣”“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野心”的形成，我想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生活逼的，二是读书读的。所谓“生活逼的”，就是在农村时有一种强烈的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生活条件、工作条件优越的人不一定没有“野心”，但从一种较恶劣的条件中走过来的人更容易不安于现状，力求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生活环境。现在大学里从农村来的学生刻苦，而城里的学生比较随意，容易懒懒散散。我想这种现象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想人活着是应该有点“野心”的，特别是青年人，“野心”不可没有。有“野心”不一定将来就能有成就，天时地利、个人能力等等因素多了；但若从一开始就没有“野心”，便很难会有成就，因为你就不会在那一个较高的目标下去吃苦耐劳、克已奋斗，你就会觉得吃那份苦不值得。干一件事是如此，活一辈子也是如此。在经济学里，这叫作“目标”不同，“路径！”不同；从一开始的每一步，都与最终的效果有着内在的联系。比如做学问，你若从一开始就仅想混个教授当当，那你就可以只把该考的试考好，该教的书教好，每年想办法发表两篇文章，过几年翻译一本外国人的著作，仅此而已；但你若是想真的搞通一些问题，提供一点创见，从一开始你就得把“摊子”铺开，把知识基础打得牢些、伸得广些，不能眼睛仅盯住那几门考试，否则你将来就不可能走到前沿去。因为知识就像一座金宇塔，底子不大，顶不会很高；你打下了一个大的底子，将来不一定就能爬到很高的顶上去。但若没那个底子，你就压根儿别想爬上去。再比如“做官”，如果仅想混一官阶，那你尽可以想法进入国家大机关，把视野放在本职工作、本单位人际关系上，不必学很多的知识，不必去提什么创见冒什么尖，老老实实、安分守已，作出一副忠诚样，到时也许有人提拔你；但若想真的做点大事，当个大政治家，你就得熟读《资治通鉴》，广交八方朋友，不贪图大机关的舒适，早早下到基层去从地方官做起，吃苦耐劳，几上几下，该韬晦时韬晦，该冒险时冒险。这样做也不一定就成大气候，但你若不如此却绝对成不了大气候，至少做了大官也不会成为名留青史的大政治家，做出些与众不同的事业让大家记着你。克林顿要不是一开始放弃了在华盛顿大都市舒舒服服当一个挣大钱的律师的前途，回到偏僻的阿肯色州“从基层干起”，也就不会有今天大总统的风光。“发财”的道理也是一样，若一开始不过就想混碗饭吃，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老来有一笔稳定的收入，子女有一栋像样的房子，你就可以找点没什么大利润、但也没什么大风险的买卖做做，早早就开始吃喝玩乐，进入“守成”阶段；但你若真的想“大发”，成一番大业，从一开始就得读书看报，学习管理，研究市场，想办法创新，干一些别人还没干过的事，兢兢业业、勤勤俭俭，把积累资本这件事本身当成事业、当成生活的乐趣，而不是一心想着挣了钱去怎么花。你这样做了仍免不了出现赔本赚吆喝的事，可能一辈子到头来还是小店一间，但若不如此，你就不大可能摘掉“小商小贩”的帽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已成了句特有所指的历史笑话，但此话也不能说全错。你有了大胆，不一定有大产，胆大得无边无际，完全没有现实基础，当然就更不会有那么大的产；但若没有一个大胆，却一定不会有大产。“大胆”不是“大产”的充分条件，但仍不失为一个必要条件。
人要有点“野心”，当然首先是指青年人，主要是指青年人。在生活之初，我们都既不了解社会，也不了解自己，不知道上帝究竟给了自己多大的“潜能”，而这种潜能不在一些“野心”的刺激下，可能就不会被调动起来，发展起来，弄不好就一辈子被埋没掉了。都说青春宝贵，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青春之所以宝贵，就在于那时你要想“闲在”，“机会成本”极高——多一份闲暇，你所损失掉的可能是你这个人一生的潜能、一生的成就、一生的“名利”。人一辈子长着呢，你先在年轻时奋斗一番，看看自己究竟能干什么，到了50多岁，知了“天命”，能进便进，不能进则退，闲在下来，享受生活，也不算亏，也不算迟，不仅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上帝，它没白白给了你一份天赋，你这辈子曾试图把它发掘出来加以利用。
当然年轻时不去玩而是去发奋读书干事业，机会成本也不小，因为青春美好，时光不再，此时不玩，更待何时，老了玩着都没大劲，那种时不我待的诱惑是致命的。看着现在的青年人有这么多好玩的玩法、好玩的去处，我经常想我的青少午时期要是放在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那会儿，反正也没什么玩的，没有郊游，没有电影，没有舞会，没有Party，男女界线划得死清，闲下来只剩下光棍汉们实实在在的“穷欢乐”，相比之下读书就算是一种大乐趣了，你还能从书中知道天下竟有那么许多的乐和。直到大学时代也基本如此，所以我玩得不多也觉得损失不大。但现在需要明确：现在我们尽可玩他个轰轰烈烈，将来却也不要再抱怨得不到成功的机会。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预备的，没有办法。我们不能抱怨，因为你在当初玩过了、闲过了，已经在年轻时“赚”了一笔，这一笔只好留给别人去赚，你也并没有亏许多。经济学里解释许多问题时都要用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时间偏好”，即你更注重现在的享乐还是更注重将来的满足。更重视当前的人，对未来不大在于或不大乐观的人，往往会选择吃光喝光、及时行乐；而对未来较重视的人，则会存钱置家业，少时多读书。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问题，都不是当前一时一事上的最佳选择，而是整个一生“总满足”的最大化，要把问题放到一生的长时间去加以“算计”——在这里我们又“俗”一回：不是谈什么“远大理想”、“宏伟抱负”，而是谈有关“一生总满足”的“算计”。
“野心”一词，颇有些贬意，褒义词应是“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