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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淋过，大风又吹……
1985年，县文化部门办展览到乡下收稿，我给他们说，我不敢再画了。来人知道乡下的难处，便通过朋友介绍我到县水泥厂的外地施工队打杂，当小工每天3元，包吃包住。我瘦弱，可以想象，体重40公斤的人担着数倍于自己体重的沙石水泥浆，摇摇晃晃地穿行于简易脚手架上的样子，稍有闪失就将不复存在。我在那段日子的业余作品后来陆续参加市区美展，并大都得以发表。离市里不远，有机会开始为地区报刊画插图。不久，建筑队完工解散，我重又回到我的山村。
物竞天择我做异乡人
回乡后我被看成是“见过世面”的人，不足18岁就被村里选为村官兼生产队长，是上级的“培养对象”。然而我的心里压根儿不想这些。我心中似有干山万壑。严酷的现实和我内心的文化需求矛盾日益尖锐。生活的重压，父辈的指责，家庭的破败，使我终日感到生不如死。死都不怕的人还怕什么呢？终因思想歪，狂放不羁不适合培养。爹每逢便骂“金碗都被我硒烂，还有脸在家丢人现眼。”
为此，我躲进大山里。我想像“祖先”一样生活，是否可以重塑一个“我”呢？什么也不想吧！不想就心安理得，慢慢就适应了。
大雪封山的寒冬腊月，正是砍荒植树的时节，我通过熟人在林业员那儿弄来了一些造林指标，便和弟弟用三尺长柄的大砍刀砍荒植树。每日一身潮汗湿，晚上睡在简易草棚里，第二天头上尽是白霜。就这样日夜狂砍满山荆棘，把淤积于胸的牛劲发泄在冷酷寒寂的荒野。砍去荆棘丛栽上杉树，握着锋利的砍刀，我希望能在冥冥之中劈开布满棘刺的人生走出一条路来。整整与世隔离的三个月，我们兄弟被荆棘划得体无完肤，经历着雪与霜的冶炼。我冷静地思考，我不能在这里呆了，我要到外面去。
朝着皇城走
1989年年关，正是出外人归乡的时候，我出门了，向着北京。
通过亲戚介绍，我去铁道部十六局第五工程处做临时工。工程处是搞建筑的，干体力活基本上是以貌取人，看块头大小卖力气，日工资5元至6元不等。我个小瘦弱，常做查漏补缺的料，抽来调去干杂活。最后一段时间我被抽去四处在北京西单修地铁。我们常常深夜坐着敞篷车从西单经天安门去朝阳区的住处。
白天是禁止卡车载人经过长安街的，凌晨时无其他车辆，开车的山东司机撒野一般把车开得风驰电掣。十里长安街一过，会把耳朵冻得碰丢了也不知道。后来工程少，单位精简，其时我又不争气地被电钻卡伤，只有被裁员的份儿。最后一次从长安街上驶过时，我仿佛看到一块招牌上有“天全”二字。我是天全人，吵着下车去会老乡，司机跑了很远才停下车。我独个在街上寻找，待我筋疲力尽找到印象中的门店前坐下，店门早关，招牌背放着，我翻过来一看竟是“全天营业”，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北京没法混了，偌大的皇城并不收留我。
1990年12月，我准备去唐山找十六局我认识的广西朋友。离开北京时，为节约盘缠，我不敢住旅店，而是寻找到一个一米高的下水道，用随身携带装画具的木箱横放在下水道上，人坐在木箱上，污水从木箱下流过，寒气袭来，此刻我就在皇城的角落，此情此景令我百感交集，思乡泪，他乡的凄楚，和对前程的绝望一齐涌结心头，我抱头痛哭。
那晚，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道了。当醒来时，太阳尚未出来，一只脚泡在污水里，我想挪动一下脚，但手脚不听使唤，我知道冰冻三尺的厉害，没有放过我停泊在阴沟里的瘦弱之躯。一夜冰霜把我凿刻成雕塑。耳朵里响过污水的流动声，看着太阳从浓雾深处升起，等待她慢慢照过来，照过来……
中午，我拖着没有痛感的双足，爬上开往唐山的列车。希望在下一站能好转。到达唐山后找到广西朋友，又在建筑队谋事做。并有空去广告公司打杂，画招牌。这时期的作品好些，稍稍调转心态后，我给家乡文化部门写信，他们答应帮我安排个事做。1990年底返乡，在乡文化站做临时工，每月56元。我庆幸的是又可以画画了。1991年因生活拮据便请假去成都一个工艺公司画图案，月挣240元。
1992年文化部门让我回来做临时工，负责宣传栏及单位清洁，每月100元。1992年和1993年是我创作的高峰期，发表、展览、获奖接踵而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日报》、四川电视台等媒体相继报道了我的自学事迹。
1993年县里搞经济开发区，卖商品户口。传说是买了户口可以吸收为国家正式工人，而我在文化部门“工作”更有希望。我姐从邻县婆家带一沓钱赶来，鼓动我爹，不说别的，单是能有一个创作环境条件让我在外面折腾，免得在家里惹人嫌也是值得的。爹于是挨家走亲戚求人，七拼八凑地弄够5150元巨款给我买户口。不买户口我还能听天由命，买了以后我知道了许多“平民的天真”。招工招干于某些人只是“走过场”，而对我来说，买了户口撞破墙也没能成为正式工，还惹来许多的冷嘲热讽。
受到重创后，我回家找我爹，我说自古忠孝难两全，既然生得贱我也不再丢人了，没有必要在这穷乡僻壤，我还是流浪吧，也许这次是否回来都无可知，若他年回来，你就当我是捡来的，若没回来你就权当没我这个儿子吧……说这话时正在吃饭，娘放下碗就回到屋里哭。
我以3000元的价钱把户口卖了。在公安局户籍科拿到“迁转原籍”的通知单后我便走了。离开故土时娘给我一块土放在贴身处：记住，这是生养过你的地方。
六年归乡梦难圆
1994年元月7日，我揣着一外企驻深公司老总给我的路费来深圳，像一尊刚出土的陶俑站立在火车站出口处，南方的太阳令我眼花缭乱。在该公司试用半年后便要我像艺人一样签约，因有一些条款不能接受，7月2日我又出现在深圳的寻工人流中。没有任何身份证明，虽然艰辛寻找工作仍未果，盘缠日尽，我用一天一包方便面熬着。最后我拿着一张印有我照片和介绍文字的报纸，给一家公司人事部看，他们对着实物和照片验证无误后同意试工。
第一天上班在车间擦磨光珠，不细，被师傅白几眼，后去染珠，染珠又不规范，被领班骂得一无是处。我说制造原子弹核武器的未必会裹春节燃放的烟花爆竹。此后，我便被安排去做搬运，显然这工作更适合我这个“造原子弹核武器”的了。
住在公司的仓库里，我什么行李都没有，晚上摊两张报纸，码一叠书做枕便席地而卧。白天上班加班，晚上喂蚊子。南方的蚊虫多，我那间屋的蚊子在数月中个个都长得肥硕、透明，只差撑死。手、脸、脚，凡是可以叮的地方都被叮得像患湿疹，密密麻麻布满红斑。三个月后我破格做了主管。
1995年我把弟妹弄到深圳，开了一家专为打工者收存收转信函兼以经营平价快餐的“打工一族”。此后相继介绍两百多家乡人来深圳打工。
打工生活身不由己。白天上12小时的班，晚上为自己的命运加班，铁架床上不能画大幅画，我便画小图，写小文章。那段日子的《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常有我的小品文章。1996年《大鹏湾》杂志社聘我为美术编辑。我珍惜这难得的机会，所编发的作品相继被国家、省、市报刊转载多件。在杂志社优胜劣汰的体制中，来来往往的编辑不乏高学历、高职称者，但我以实际工作能力颇得社领导认可。
我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坚持创作，文艺作品被《中国青年报》、《小说选刊》、《读者》等报刊发表选载多件。1999年6月，我的四幅作品入选文化部、广东省文化厅等单位主办的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展览。7月，我得知每5年一届国家最高水准的“全国美展”收稿消息后，即早出晚归，利用一个月的业余时间创作四幅作品，其中一件被四川省评为5年来的优秀作品，选送“第九届全国美展”。两件入选广东和四川省建国五十周年美展，分别获得省二等奖、优秀奖、深圳市银奖。
为了寻找创作环境，我四处漂泊，像雁一样两地奔波，一路辛劳。在夜夜梦寻故乡的旅途上，我知道我早已没有证明我是故土生民的一纸文凭，但我身上流淌着她远古的血，无论我漂向何方……
（本文作者：罗向冰）
只剩半个额头
我真的很庆幸自己有那么一次失败，否则，我想我不会有现在的这些荣耀和成功。
那年，我大学毕业。广播电视学院的几年生活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幻想。想想就觉得美得不得了：背着个摄像机，天南地北地跑，西藏、新疆、云南……梦里我都会笑醒。
如愿以偿地，我成了一家电视台的摄像。可惜，领导似乎总是对我很不放心，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跟着一个姓李的老摄像屁股后面跑，偶尔会让我摸摸摄像机，也不过是拍几个可有可无的镜头，回来后多半都会被剪掉。我听说李摄像在扛摄像机之前是台里的司机，开始扛机器的时候像抱着方向盘。让我跟他学，我感到无趣极了。打电话回家，告诉家里人想离开电视台，爸爸妈妈永远是一副老腔调：“在单位好好听领导话，凡事多向老同事学习，和同事好好相处。新人到单位总是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后来我都懒得和他们说什么了，我偷偷地和我在北京那边电视台工作的同学联系，让他们帮我在那找一份工作。
那个时候我的脸上写的表情就是满不在乎，我随时都准备抬腿走人。一次，一位著名学者来到我们这个城市，在本市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开讲座。他是个我很敬仰的人，为人一向都很低调，不愿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李摄像却很执著，就这一点来说，我还是相当佩服他的。那天，我们就蹲在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