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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两者都在各自的国家里，几乎以同样的方式与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潮流相离异，法国的下层天主教徒非常热衷于生活享乐，而上层则公然敌视宗教。同样，德国的新教徒今天都在专心致志于世俗的经济生活，其上层对宗教则漠不关心。上述比较已经清楚不过地表明：只是想当然地说天主教专修来世，新教看重现世的物质享乐，这种以及诸如此类的含混说法解决不了本书中的任何问题。以这样一种泛泛的说法来概括两者的区别，不足以说明今天的实际情况，更不足以说明过去的实际情况。然而，如果有人想以这种区别说明问题，那么另外好几种见解便会同时出现，并与上述区别结合，提出这种推测：在以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为一方，以身体力行资本主义的获取为另一方的所谓冲突中，最终将表明，双方实际上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事实上，从一种极为表面化的观察出发，看到许许多多最重基督教虔诚的精神形式的代表人物竟出自商业圈子，尤其是很多最热切的虔信派信徒都是这种出身，这确实会令人感到出乎意外。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不适应商业生活的敏感本性对拜金主义的一种反应，而且正如阿西西人弗兰西斯（ Francis of Assisi）一样，许多虔信派教徒也这样来解释他们的皈依过程。同样，大资本主义企业家中有这么多的人（包括西塞·罗兹）都出身于牧师家庭，似乎也可以解释为是对他们禁欲教养的反应。然而，当一种异乎寻常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和一种渗透着、支配着整个生活的极其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同一些群体身上时，这种解释便无能为力了。这些情况并非是孤立的，这些特征在新教历史上是许多最重要的教会和教派所共有的。特别是加尔文教派，无论它在什么地方出现，总是体现着这种结合。在宗教改革风起云涌的年代，尽管法国胡格诺教会（或任何其它新教信仰）很少和某一特定的社会阶级息息相关，其皈依者中修道士和经商人员（商人和手艺人）的人数却特别多（在宗教迫害时期尤其如此）；这是很有独特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非常典型的。甚至连西班牙人都知道异端邪说（即荷兰人的加尔文教）促进了贸易，而这种说法同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 ）勋爵在探讨荷兰资本主义发展原因时所发表的见解正相吻合。哥赛因（ Gothein ）曾恰如其分地将加尔文教徒在各地聚居地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或许也还可以把这些共同体所具有的法国和荷兰经济文化的优越性，甚或离乡背井对于打破传统社会关系所起的巨大作用，看作决定因素。然而在法国，正如我们从科尔贝特（Colbert）的斗争所知，甚至在十六世纪时情况就已如此。连奥地利都直接输入新教徒手艺人，就更不必说其它国家了。
但似乎并非所有的新教派别在这方面都具有同样强烈的影响。即使在德国，加尔文教的影响也是最强的；归正宗（即加尔文宗）似乎就比其它教派更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不管是在乌珀塔尔（ Wupperthal ）还是在其它地方，都是这样。其影响比路德教大得多，无论是就具体事例还是就总体的比较似乎都证实了这一点，在乌珀塔尔尤其如此。苏格兰有博克（Buckle），英国诗人中有济慈（Keats ），都强调过这些同样的关系。极其有必要提到的是一种更为惊人的结合：即在一些既以苦修来世又以腰缠万贯而著称于世的派系中，特别是在公谊会派和门诺派中，笃信宗教的生活方式和非同寻常的经商手腕结合了起来，公谊会派在英国和北美起过的作用在德国和荷兰便由门诺派承担。在东普鲁士，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对门诺教徒手下留情，是因为他们虽然断然不肯服兵役，但对工业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这只不过是很多能说明真相的事例之一，但联想到这位君主的性格，也未必不是最突出的一个例证。最后，极度的虔诚和毫不逊色的经商手腕的结合，也充分体现在虔信派教徒身上，这可以说是人人皆知的。
应该提到的还有莱茵河地区和卡尔夫。在这一纯属导言性质的讨论中，无须堆砌更多的例子。这为数不多的例子就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或不管将其称为什么精神）的觉醒之往往被归功于新教，必须不要象流行的看法那样将其理解为对生活乐趣的享受，或也不应在任何意义上与启蒙运动联系起来。路德、加尔文、诺克斯（ Knox ）、弗埃特（Voet
）的老牌新教与今天所谓的进步几乎毫不相干。今日即使是最极端的宗教狂也不会想要抑制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却正是老牌新教公然仇视的。如果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所谓多少带点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色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孟德斯鸠说（《法意》，第二十卷，第七章）英国人“在世上所有民族中取得了三项最长足的进展，即虔诚、贸易和自由”。他们在贸易上的优势和对自由政治制度的顺应，以某种方式和孟德斯鸠所提到的卓著的虔敬连为一体，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一问题时，大量虽只是被模糊地认识到，但确实可能存在的各种关系便会出现在我们面前。鉴于历史材料无穷无尽、繁多驳杂，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尽可能清晰地阐述模糊地出现于我们面前的问题。但要完成这一任务，则须将我们前所论述的笼统模糊的概念抛到脑后，而竭力探究在基督教的不同分支中历史地存在过的那些宗教思想的各自特性和相互差别。
然而，在着手这一工作之前，我们尚须对我们正在试图对之作出历史说明的那些现象的独特性略加论述，然后再讨论就本书的研究范围而言，这样的说明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可能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 伯著 陈维纲译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本章的标题用得多少有点玄乎 ——资本主义精神。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要想给任何这一类的东西下一个定义，那就总会碰到某些因难，这些困难是这类考察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如若 “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术语具有什么可理解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一术语所适用的任何对象都只能是一种历史个体（ historical individual ），亦即是一种在历史实在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复合体，我们是按照这些要素的文化意蕴而把它们统一成为一个概念整体的。
然而，这样一个历史概念，正因为就其内容而言它指的是一种由于其独一无二的个体性才具有意味的现象，所以它不能按照 “属加种差”的公式来定义，而必须逐步逐步地把那些从历史实在中抽取出来的个别部分构成为整体，从而组成这个概念。这样，这个概念的最后的完善形式就不能是在这种考察的开端，而必须是在考察之后。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讨论的过程中对我们这里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作出最完善的概念表述，并把这种概念表述作为这种讨论的最重要结果，这对于我们所感兴趣的观点来说，是最适宜的做法。此外，我们下面将会讲到的这种观点，对于分析我们正在考察的这种历史现象来说，决不是唯一可能的观点。如果从其它的立场出发去考察这种历史现象甚或任何其它历史现象，也会获得与这些基本特征同样重要的其它一些特征。因此，根本没有必要把资本主义精神理解成仅仅只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那种东西，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仅仅是对我们分析的目的而言的。这是由各种历史概念的本性所决定的，因为从历史概念的方法论意义来说，这些概念并不是要以抽象的普遍公式来把握历史实在，而是要以具体发生着的各组关系来把握，而这些关系必然地具有一种特别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特征。
因此，如果我们想对我们现在试图进行分析并作出历史说明的对象加以规定的话，那么这种规定就不能采取一种概念定义的形成，而是至少在一开始只能对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作一暂时性的描述。然而，这样一种描述对于清晰地了解我们所考察的对象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为此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文献，这文献以近乎于典型的纯粹性保存着我们正在寻找的那种精神，与此同时它又具有着摆脱了与宗教的任何直接关系的优点 ——这对我们的目的来说，也就是具有摆脱了各种先入之见的优点。
“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其间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全部的耗费；他其实花掉了、或应说是白扔了另外五个先令。
“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把钱借给我，到期之后又不取回，那么，他就是把利息给了我，或者说是把我在这段时间里可用这笔钱获得的利息给了我。假如一个人信用好，借贷得多并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他就会由此得来相当数目的钱。
“切记，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钱可生金钱，孳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己。五先令经周转变成六先令，再周转变成七先令三便士，如此周转下去变到一百英镑。金钱越多，每次周转再生的钱也就越多，这样，收益也就增长得越来越快。谁若把一口下崽的母猪杀了，实际上就是毁了它一千代。谁若是糟踏了一个五先令的硬币，实际上就是毁了所有它本可生出的钱，很可能是几十英镑。”
“切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