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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战争期间，作战的方法不断得到改进，最高统帅部用以影响战事进程的手段不断增多。兵力兵器部署的变更越来越巧妙，各方面军之间、陆军同空海军之间的协同动作也组织得越来越好。我军作战指挥干部学会了给部队规定目标，确定合理的分界线和在必要时改变这些分界线。
在整个战争期间，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始终是出敌意外地从根本上改变战役战略形势的主要手段。读者可以在本书有关介绍英勇的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会战、白俄罗斯“巴格拉季昂”战役的各章中和其他的一些章节中读到关于使用战略预备队具体情节的描述，读者还将发现预备队通常都是在主要方向上集中地投入交战的。因为这样可以保证取得巨大的战果。
要知道，不管标在图上的企图和计划多么好，如果没有相应的兵力兵器保证，那仍然是一纸空文。战局和战役的胜利直接取决于部队在预备队、武器装备、弹药、燃料以及其他物质器材方面的保障程度，取决于医治伤员和归队工作的好坏。
预备队的组建和训练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领导和检查督促组建预备队、及后备部队和教导部队的工作，为了训练开赴前线的补充兵员，1941年成立了以正集团军政委级的Е·А·夏坚科为部长的红军编练总部。在内战时期，夏坚科是骑兵第1和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他是一位要求很严格的人和能干的组织者。
编练总部负责解决的问题有：补充和建立经过训练的各兵种预备队以及检查督促为各方面军作战部队从后备部队和教导部队提供补充兵员的工作。
给部队保障物质器材的工作由总后勤部负责。红军总后勤部长是安德烈·瓦西利耶维奇·赫鲁廖夫大将。后勤工作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的活动值得广泛宣传。这些活动既是艰巨的，而又不是经常能够看得出来的，但是后勤在苏联武装力量取得胜利方面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并赢得了苏联人民的深切感谢。
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向苏联人民发表了广播演说，1941年7月中旬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又做出了《关于在德军后方开展斗争》的特别决定，在此之后，凡是法西斯军队侵入的地方到处都有由地方党组织建立和领导的游击队积极展开活动。早在1941年，在敌占区开展工作的就有18个地下州委，260多个地委、市委、区委和其他一些地下党的机构，以及300多个共青团的市委员会和区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1981年，中文版，第4卷第221页。）。人民复仇者的战斗活动和地下工作的秘密战线成了具有巨大军事政治意义的因素，应当善于运用这些因素来削弱和消灭敌人。
如果说战争头一年在游击运动的领导方面还缺乏应有的组织计划性和集中统一指挥的话，那末，在以后的几年，最高统帅部指挥敌后的军事行动时就显得既自信又坚定。这是因为1942年5月30日最高统帅部建立了以白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П·К·波诺马连科为首的游击运动总司令部。
我很早就认识波诺马连科。他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他没有辜负党对他的信任，成了一位组织人民复仇者活动的真正领导者。
除了总司令部，一些共和国和州都建立有游击运动司令部，而在各方面军司令部则设有游击武装联络处。这样，我们就真正有可能去使整个游击队积极地配合军队活动，并协调好游击队同各方面军战役之间的关系。
游击队的总任务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赋予。这些总任务再由各党组织和游击运动的领导机关在现地根据情况加以具体执行。
游击运动的任务基本上可归结为：给希特勒军队造成无法忍受的处境，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技术兵器和物质器材，打乱其后方工作，破坏法西斯占领军军事政权和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措施。游击队的行动增强了那些暂时处于被占领土上的苏联人的信心，从而使他们也能在我国最后战胜敌人的事业中积极展开对侵略者的斗争。
游击队的作战行动给敌人带来了巨大损失，挫伤了他们的士气，破坏了敌军的运输和机动，这一切给德国法西斯统帅部组织的战役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虽然，为了消灭游击队，德军采取了种种凶残的手段，但人民复仇者的力量却在日益壮大和巩固，苏联人民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和尽快消灭希特勒侵略者的意志却在不断增长。
游击队的上述任务及其重要性，说明游击队只能有组织地、整个兵团、整个支队地进行活动。所有的游击队和人民复仇者的地下组织都曾参加执行过这些任务。
各地平常对游击武装的领导由我党的地下组织负责。这些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意义非常重大。地下共青团组织是党的积极助手。我们的年青一代必须了解过去那些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所从事过的英勇活动，他们组织和鼓舞了暂时处于希特勒分子统治下的苏联人起来同敌人作斗争。
游击运动总司令部一直存在到1943年底。1944年初，苏联大部分领土获得解放，游击运动总司令部随之撤销，游击武装的领导全部转由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负责。
在研究对战争的政治领导和军事战略领导时，应当特别谈一谈象红军总政治部、海军总政治部、各方面军和各舰队的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这样一类重要的党的集体领导机关。这些机关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在保证战胜德国法西斯方面所起的作用跟所有的党政机关一样，是巨大的。值得专门详细地加以分析研究。
最近，这一任务在一系列的军事历史著述中正在获得解决。可是，编写一些有重大价值的科学著作的必要性早已成熟，这些著作要能够对战争时期政治机关多方面的活动做一些全面的探索。总政的工作，自1942年年中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政治局候补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莫斯科市委书记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担任主任职务以来，成绩特别显著。
斯大林很尊敬和信任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直到1945年，А·С·谢尔巴科夫还同时兼任苏联情报局局长。在1941年英勇的莫斯科保卫战时期，А·С·谢尔巴科夫属于那种善于在首都保卫者的心中燃起对法西斯匪徒炽烈的仇恨之火的人，法西斯匪徒曾不惜任何代价力图攻占莫斯科。
军队的整个政治工作、党对广大战士的领导和影响是通过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直接在部队和分队实现的。部队的司令员和各级指挥员广泛地依靠这一普遍的党政工作系统来进行工作。各政治机关、党团组织对每一部队的状况及其战斗力负有特殊的责任。它们力求做到，使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艰难复杂的情况下带领广大战士前进，并坚决同惊慌失措和无组织的现象进行斗争。党政机关经常推广战斗经验，推广英勇、主动、机智以及在战斗中互相支援的先进事例。部队的政治工作不断地改进，曾起到较好效果，这对取得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最高统帅部的活动是与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的。战争时期，我经常同他见面。在大多数场合，同他见面都是为解决战争指导问题而安排的正式会见。可是，甚至简单地请去吃一顿午饭，我们也总是用来谈论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使我深感满意的是，斯大林的工作中没有一点形式主义。凡是按最高统帅部和国防委员会由他安排的工作，他总是要求这两个高级机关作出的决定马上得到贯彻执行，决定执行情况则由他本人认真地亲自检查，或由他指定另一些领导干部或机关检查。
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是在战争期间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而建立的两个独立的非常机关。但是，由于斯大林既领导国防委员会，又领导最高统帅部，因此，通常不讲究形式上的那套东西。国防委员会开会时经常请最高统帅部的成员参加，同样，最高统帅部在研究某些重要问题时也有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两个单位经常在一起工作，好处很多：不会在研究贯彻执行各项任务时浪费时间，而且还可使这两个国家机构中的人经常掌握情况。
当然，最高统帅部和国防委员会的这样一种工作方法对于这两个机构的成员来讲，实际是负担很重的。但是，当战争正在进行时，谁也没有去想这些，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地在进行工作。大家都在看着斯大林，而斯大林尽管上了年纪，但却总是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当战争结束和出现了比较平静的劳动生活时，斯大林却不知怎么地一下子老了起来，他开始变得不再那么活跃，更不爱讲话，老是在思考问题。过去的这场战争和所有与这场战争有关的因素，对斯大林的影响是很大的，也是很明显的。
我这本书第一版的读者不止一次地问我，最高统帅部和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在工作中是否有过错误？
在本书分析战争具体情节的那些章节中，我谈了关于领导武装力量工作中发生过的某些错误和失策。前面我已经说过，随着作战经验的日益增多，错误和失策都得到了成功的纠正和弥补，并变得越来越少。
斯大林在战胜法西斯德国及其同盟者的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个人贡献。他的威望是极高的。因此，任命斯大林为最高统帅是得到人民和军队热烈拥护的。
诚然，在战争初期直到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前，最高统帅也有过错误。这些错误正象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发生。他深深地思考过这些错误，不仅深感痛心，而且极力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以后重犯。
依靠党中央的全力支持、地方党的组织工作以及同法西斯奋战的苏联人民的强烈的爱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