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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俄国的心脏会受到创伤。”（F·梅伦丁：《1939—1945年的坦克会战》，1957年，俄文版，第140页。）
古德里安将军、霍特将军以及其他人认为，除了希特勒的错误外，他们军队在莫斯科附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俄国的气候寒冷。
当然，天气和自然条件在任何军事行动中都起作用。所有这些虽然都在同样程度上对作战双方起作用。但希特勒匪徒身上穿着从居民那里抢来的御寒衣服，脚上穿着简陋的自制稻草套靴。短皮大衣、毡靴、棉背心、防寒衬衣，所有这一切也都是武器！我们国家保证自己的战土穿得很暖和。而德军却没有过冬的准备。
这是由于希特勒统帅部打算轻装走遍俄国，计划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就结束整个战争。就是说，问题不在于天气，而在于法西斯上层领导集团政略和战略上的过失。
另一些将军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一切都归罪于道路泥泞。这种说法并不新奇。断送了80万军队的拿破仑也归罪于俄国的天气。
但我亲眼看到，在同样的道路泥泞中，成千成万的莫斯科人，主要是妇女进行他们并不习惯的艰苦的工程作业，挖防坦克壕、堑壕，设置桩砦，修筑障碍物，搬运沙袋。泥泞粘住了他们的脚和运土的手推车的轮子，使本来对妇女不适用的铁锹大大加重了。
我还想对那些企图用天气不好来掩盖在莫斯科附近失败的真正原因的人补充说一句，1941年10月，道路泥泞时期是比较短的。11月最初几天比较冷，下了雪，道路到处畅通无阻。在希特勒军队发赶“总攻”的11月份，在莫斯科方向作战地区内，气温稳定在零下7°—10°。大家知道，在这样天气条件下，是不会有泥泞的。
不！不是雨和雪在莫斯科附近阻住了法西斯军队，而是受到苏联人民、首都和祖国支持的苏军的不届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和英雄主义打败了德军百万以上精锐部队。
至于谈到暂时不进攻莫斯科和将部分兵力调到乌克兰的问题，可以说，如果不进行这次战役，德军“中央”集团的情况会更糟。因为，在9月被用以填补西南方向上缺口的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在12月反攻时，可以在敌人“中央”集团军群进攻莫斯科时用来向其翼侧和后方实施猛烈的突击。
由于第二阶段进攻莫斯科的完全失败和闪击战计划的破产而发疯的希特勒，为自己找到了“替罪羊”，撤销了陆军总司令布劳希齐元帅、“中央”团军群司令冯·博克元帅、坦克第2集团军司令古德里安将军和几十名其他将军的职务。而在一个半到两个月前，希特勒还慷慨地授予这些人以十字勋章。希特勒宣布自己为陆军总司令，看来，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对军队起到魔术般的作用。
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德国政府宣布对美国作战。显然，希特勒想以此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他想表明，德国虽然遭受了损失，仍然是强大的，不仅能够同苏联、英国作战，而且能够同美国作战。第二、他想加速推动日本对美作战，以避免美国在欧洲参加对德战争。斯大林得知这一消息后，笑道：
“有意思，希特勒德国准备用什么力量同美国作战？它既没有能进行这种战争的远程航空兵，也没有相应的海上兵力。”
有人不止一次地问我，苏军在莫斯科附近怎样粉碎了强大的德国法西斯军队以及如何把敌人残部赶到西边去的？
关于在莫斯科附近粉碎德军的问题已有过不少记载，而且在我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曾作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的我也想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众所周知，法西斯德军统帅部在莫斯科方向上实施代号为“台风”的战役，企图在维亚济马—莫斯科方向和布良斯克—莫斯科方向上消灭苏军，然后从南北两面迂回莫斯科，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占领莫斯科。敌人打算用两次包围的方法逐次达到这一战略目的。首先计划在布良斯克和维亚济马两地区内实施第一次包围，消灭苏军；为了实施第二次包围和攻占莫斯科，敌人企图用装甲坦克部队经克林和加里宁从西北，经图拉和卡希拉从南面对莫斯科作纵深迂回，以求在诺金斯克地区完成战略合围。
但是，希特勒最高统帅部在计划实施这样复杂的战略性战役时，在兵力和兵器的估计上犯了很大错误。它过低地估计了红军的力量，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法西斯德军统帅部集结的兵力只能够在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地区突破我军防线，把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部队击退到加里宁—亚赫罗马—红波利亚纳—克留科沃—纳拉河和奥卡河—图拉—卡希拉一线。
因此，在10月初，敌人达到其当前目标后，不可能开始“台风”战役的第二阶段。
为了实施“台风”战役的第二阶段而建立突击集团时，敌人同样犯了严重的错误。敌人的翼侧集团，特别是在图拉地区作战的翼侧集团，力量很薄弱，其编成内没有足够数量的诸兵种合成兵团。在那种条件下，对装甲坦克兵团的指望落空了。它们受到很大损失，丧失了突破能力。德军统帅部未能同时向西方方面军的战线中央实施突击，尽管他在那里有足够的兵力。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从次要地段上把所有的预备队（包括师的预备队）自由地从中央调往两翼，来抗击敌人的突击集团。
某些军事历史著作断言，莫斯科会战的战役中不包括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10月份进行的战斗；说什么敌人起初在莫扎伊斯克防线完全受阻，尔后希特勒统帅部似乎才不得不准备新的“总攻战役”。
以上所谈的关于“台风”战役破产的情况，就驳倒了这种说法。关于德军在11月份大量补充兵员、物质器材和对其左翼坦克兵团的部署作某些调整的引证，同样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众所周知，在每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中，通常都采取这些措施，因而也不能成为决定此次战役开始和结束的因素。
主要的是，11月初，我们成功地及时察明了敌人突击集团向我防线的两翼集中，因而正确地判定了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为了对付敌人的突击，我们建立了拥有大量反坦克兵器和工程器材的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在这里，在最危险的方向上，集中了我们全部坦克部队的主力。
敌人长达1，000公里以上的交通线经常受到游击队的破坏。游击队经常以自己的英勇行动破坏敌军的供应及其指挥机关的工作。
希特勒军队的严重损失，“台风”战役的旷日持久，苏军的顽强抵抗，所有这些都大大地削弱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战斗力，使之张惶失措，丧失了胜利信心。
在莫斯科会战过程中，苏军同样受到很大损失，但他们直到防御战役结束时仍然保持着应有的战斗力和必胜的信心。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
红军粉碎了希特勒企图攻占列宁格勒并使德国法西斯军队同芬兰军队会合的计划。红军在季赫温地区转入反攻，消灭了敌人，占领了城市。与此伺时，南方方面军也转入反攻，占领了顿河畔的罗斯托夫。
在此条件下准备了莫斯科附近的反攻。这一反攻的思想早在11月就有了。它是在防御战役的过程中最后形成的，是苏联最高统帅部一切企图和计算中最重要的一个不变要素。
由于当时情况极其复杂，不可能为组织实施反攻创造比较有利的条件，我们不得不在艰难的防御战役过程中准备反攻，其实施的方法是在一切征候表明希特勒军队已不能抗击我军反突击时才最后确定的。为防御战斗的胜利所鼓舞的我军，没有任何间歇地转入了反攻。
11月29日，我给最高统帅打电话，汇报情况，请求他下令开始反攻。
斯大林很认真地听，然后问我：
“你确信敌人已接近危机状态而没有可能投入新的重兵集团吗？”
“敌人已极端虚弱。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消除敌人楔入的危险，敌人将来可能从其‘北方’集团和‘南方’集团抽调强大的预备队来加强在莫斯科地区的军队，那时局势可能严重复杂化。”
斯大林说，他同总参谋部商量一下。
我请方面军参谋长Б·Д·索科洛夫斯基（他也认为，是把各预备队集团军投入战斗的时候了）打电话同总参谋部联系，说明我们的建议：立即开始反攻是合适的。
11月29日晚上，我们接到通知，最高统帅部已决定开始反攻，并要我们呈报反攻战役计划。11月30日晨，我们把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反攻计划的意见，标绘在地图上附以最必要的说明，报告了最高统帅部。我们没有必要详细报告，因为所有主要内容早已亲自与斯大林、Б·М·沙波什尼科夫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商量过了。我呈送计划时只给А·М·华西列夫斯基一封简短的便函：“清急速向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报告西方方面军的反攻计划并下达训令，以便开始准备战役，否则，可能延误战役准备的时间。”
计划图的说明首先指出，根据情况，方面军内各集团军不能同时转入反攻。进攻的时间规定如下：
“1．进攻开始的时间，根据部队卸载、集中和补充武器的时间，规定为：第1突击集团军、第20集团军、第16集团军和戈利科夫集团军——自12月3日晨至4日；第30集团军——12月5…6日。”
在说明的最后一点规定，各集团军的编成与最高统帅部的训令完全符合。我们规定西方方面军的任务是：
“……当前任务：向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和伊斯特拉方向实施突击，粉碎方面军右翼的敌军主要集团，向乌兹洛瓦亚和博戈罗季茨克古德里安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粉碎方面军左翼的敌人。
为了在其余战线上牵制住敌人兵力，使其不能机动部队，方面军第5、33、43、49和50集团军于12月4…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