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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暂时的高工资比永久性的高工资似乎更有可能诱导固定人口数中劳动数量的增加，因为它有很强的诱惑力，使人们抓住这个良机提供劳动服务，宁愿以后清闲一些。
在这一点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经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当时在人口中的劳动力部分以及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都远远超过战前时期。乍一看，这一增长似乎没有能够反映出对认为是暂时的较高工资率的反应；货币工资大幅度增长了。但物价亦是飞速上涨，有公开的涨价，也有通过产品质量下降而间接的涨价，因而每个单位时间的平均货币工资，消除经修正质量下降确定的消费产品价格指数上升因素后，或许根本没有上升，甚至还可能下降了。有些经济学家通过引用货币幻觉的观点解释稳定不变的实际工资与增加的劳动供给数量之间明显的矛盾，也就是说，劳动力的提供者就名义工资率而不是实际工资率作出反应。如果出现例如名义物价和工资都加倍的情况，他们会作出不同的反应。
然而，引用类似于货币幻觉这样的“提醒词”来解释这一现象是没有必要的。实际工资显然未涨这一点本身就是幻觉，在这方面，有两点能够立即予以合理说明。首先，许多额外进入劳动市场的人员，在现行实际工资率条件下，过去是无人被雇佣的；即使平均工资率没有上升，他们能够得到的实际工资率增加了。的确，分别从每个人看，实际工资率可能是上升的，而平均工资可能保持不变。其次，人们完全可能认为战争期间消费品价格上涨是暂时的，战后会恢复到战前水平。他们从工资中节省下来的部分会由于所预期的战后价格水平而不是战争期间的价格水平而紧缩。但如果是这样，便可看到，实际工资——正如接受这一工资的人们所推测的那样——相比之下较高。这一点将由单按现行价格实行紧缩的状况所表明。这第二种力量尤其重要，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所提供的增加的那部分劳动力，其目的在于利用这一暂时的机会，这将导致劳动者把计划收入增加部分中的大部分存下来，这一点使得预期的将来的物价水平极其重要。许多事实间接地证实了这一解释，其中尤其是战争时期存下来的异常大的收入，和这些储蓄采用以名义价值确定的资产积累形式（如政府债券、现金等），而不是股票或实际商品。当然，对将来物价水平的预期最后是令人失望的，然而，对将来的错误预期与对目前的幻觉是非常不同的。
长期劳动供给
如果我们转向长期劳动供给问题，必须分析实际工资率对人口规模及其具有的素质和技能的影响。换言之，我们需要一个人口理论和人力投资理论。很显然，这两种理论是相关的，通过增加劳动者人数或增加对每个劳动者的资本投入均可产生更多的劳动力，为简单起见，我们用人口规模描述下面的讨论，尽管讨论中的很大一部分也适于对人力的投资。
起初，人口理论被认为是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是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石。在人口理论的最初形态里，马尔萨斯理论认为，劳动是资本的一种形式，与其它资本一样，花费一定的成本支出，它可以被生产出来。这就是说，劳动是在稳定的成本条件下被生产出来。而这个稳定成本的水平是为保持劳动者所需的最低生活标准。如果工资提供了高于这一水平的生活标准，结婚就会提前，出生率会上升，死亡会下降，人口趋向增长，反之亦然。通过这种形式，该理论引出一条完全有弹性的长期劳动供给曲线，如图11．2所示。图中的OW是提供最低生活标准的工资率。
即便是这种粗略的形式，该理论也与久经观察的现象保持一致，有些现象在马尔萨斯时代使存在，更多的则是在他之后的经历。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就是一些极其典型的例子。美国在半个世纪里对菲律宾进行了大量的投资，随之而来的是人口大约增加了2倍，平均生活水平没有或几乎没有变化。同样，美国对波多黎各增加的援助，尤其是1933年以来，其主要后果就是人口数量的飞速上升。此类例子举不胜举。
同时，如果OW被理解为主要是从技术上确定的数据，则西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经验与初始的马尔萨斯理论相矛盾。在这些国家里，实际工资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极大地增长了。的确，人口也增长了，但其增长幅度远远达不到与实际平均收入所得相抵的程度。
这一明显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矛盾，导致经济学家对该理论的否定，事实上，主要导致了经济理论对人口理论的排斥。据说人口主要取决于大量的非经济方面的考虑，而这些考虑内容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或兴趣范围之内。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承认人口问题，并把这个问题留待人口统计学家、社会学家等去解释。近来，经济学家们再次表现出对人口的兴趣，再次关注将人口理论与经济理论融为一体——这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发展。
要致力于研究出一种人口理论，使之既与西方世界的经济相一致，同时又符合总体经济理论，方法之一是重新检验马尔萨斯理论，并用更精确的方式去解释。代替马尔萨斯理论的本质，将是承认一个技术上确定的人类生产成本的存在，我们可以把人口理论的本质看作是这样一个观念，即人类的生产似乎是由报酬和成本的差额确定的一个深思熟虑的经济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儿童可被视为具有双重性：首先他们是一种消费物品，是支出人们的收入以获取满足的一个方式，是对购买汽车或家庭服务或其他商品的取代；同时，他们是经济活动所生产的一种资本物品，是对生产机器、房屋或诸如此类的物品的取代。
被视为消费品时，所生产的儿童数量由抚育儿童的有关费用与购买用于各种用途的其它商品可获得的收入以及各人的情趣喜好等相对比而决定。最初，非经济力量会介入决定人们的情趣和爱好。被视为一种资本物品时，所生产的儿童数量由这种资本物品预期能获得的报酬与其他资本物品相比，以及生产儿童和其他资本物品的有关成本决定的。这种资本物品与其他物品有一个重要区别是进行最初的资本投入的个人占用报酬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儿童是一种连带产品，意即两种考虑要结合起来：儿童作为资本物品的报酬可视为减少了他们作为消费品的成本。如果没有这种因素，则十分显然，人力资本总投资的严重不足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将是几乎不可避免的。
从这个更广阔的观点看，图11．2中的OW不应视为一种技术上确定的数据，而是刚才讨论的因素的颇为复杂的结果——这种现象在马尔萨斯时代对OW的描述中强调为“常规”最低线，同时强调通过改变人的情趣和价值观使之提高的可能性。
按照这些观点，西方世界的人口没有像初始的马尔萨斯理论所论述的那样快速增长，这也许已反映了儿童的成本相对于他们的报酬增加了，甚至不需要情趣的改变。这里，使人联想到大体按此思路发展的几个因素。（1）城市儿童的抚养成本显然高于郊区，而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包含着大量向城市的转移。（2）城市儿童作为资本物品的报酬也低于乡村儿童，因为一般说来他们在少儿时的价值更小，并且，更多的人在少儿时便可能停止将通过生产性使用所获得的报酬贡献给家庭。（3）随着工业化所产生的松散的家庭纽带，使儿童作为一种提供失业保险和老年保险的价值降低了。（4）随着实际收入的增长，儿童作为消费品较之其作为生产要素要重要得多——也就是说，儿童作为一种消费品而产生的服务是一种超级物品。但这一点说明儿童就学时间更长，置身于劳动市场之外的时间更长，这样便减少了儿童对家长的报酬，增加了成本，使得儿童比其他消费品更加昂贵，以上所列并非旨在彻底论述，而是旨在说明，显然有些抵消的因素也需包括在内。
修改了的马尔萨斯原理也许不仅符合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也符合许多近期观察到的现象。比如，农村的人口出生率高于城市，这一点显然与以上所述相符。的确，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美国从农村到城市人口净迁入的长期趋向可作出与正常情况下完全不同的解释。通常这种现象被解释为纠正该趋势过程中不平衡状况的反映。但因阻力重重，这一纠正过程的进展缓慢，或者说是“太缓慢”了，因而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所获得的报酬平均低于其长期均衡价值。按照上面分析所得到的另一解释是，农村地区在人力资本和食物的生产方面享有一个比较优势，农村人口一直同时从事着连带进行的两种产业——食物生产和人力资本生产——，从而向城市净出售这两种商品，按照这种解释，农村流向城市的纯流动人口并不是不平衡的证据，而是平衡的证据，农村家庭的部分报酬是他们从儿童身上获得的货币或非货币形式的报酬。
另一个观察到的适用这种分析的现象是，“较高”社会经济阶层每个家庭人口数倾向于或小于“较低”社会经济阶层的家庭（比如专业人员和商人家庭人口数小于非技术工人家庭）。但是还不清楚这是否是一种普遍趋势。在同一社会经济阶层中，收入越高者，其儿童数量越少。上面第三四点说明了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的一种方法。由于趣味和机遇的不同，相对的儿童抚育成本对于不同社会经济阶层来说是不相同的。也许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较高阶层里，儿童就学时间可能较长，并且更重要的是，儿童得到的是一种由私人付费的教育，而在较低阶层里，更可能是由公众支付或儿童自己用挣来的钱支付的教育。这样，社会经济阶层愈高，儿童相对于其他消费品就愈加昂贵。但这些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