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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斗法兰狄甘
“按照公民的意愿办事绝对不会出错，无视他们的愿望才会徒劳无功。所以，重视公民心愿的人会比那些只会炮制法律，独裁独断的人办事更为省力，因为使法律和决定得以实施的恰恰就是公众的意志。”
这是真正的美国式的基本思想。这个从西部荒林里走出来的人完全承认自己对公众的依赖，而这也正是他进行艰苦奋斗的力量源泉。随着前线军官之间相互倾轧的不断收敛，随着党派纷争的不断减少，南北双方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无论是反战的民主党人还是恋战的激进派人士都希望能赶快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一问题上，他们的不同之处只是，前者想通过达成普遍的妥协给它画上个句号，而后者则是希望通过激烈的战斗来作个了断。和以往的战争一样，在这场战争中，战时法规和征募军队又一次成了反对党拉帮结派低毁政府的借口。
林肯想把自己在战争时期的最高统帅权扩展到处理日常事务中去，然而在美国，这种事比欧洲的任何一个军事国家都更难。即便是某位著名法学家能从大革命时代找到一个有利于林肯的先例，那么我们也不难看出，那种权力的实施是难以得到保障的。国防部有权出于政治原因在国内抓人，但对这种越阻代庖之举又作何解释呢？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此外，什么是真正的战争需要，什么又是某个政党心怀鬼胎的党派措施呢？这又是一个政治问题。林肯签署了议会提出的一项补偿法案，同时提出申请，要求扩大自己的职权，原因是，按照一项旧有的法律，总统有权在某位部长突然去世或者病重时任命新的部长。
战争后期，在处理某些事务时林肯十分严厉。这个曾经释放了上百个逃兵的总统如今下令逮捕了几百个煽动停火的谣言家。而这两件事都给他带来了麻烦，当年有人骂他是懦夫，而今人们斥他为暴君。
但这个暴君的名声却越来越响亮了，因为人们了解了他维护合众国的良苦用心，特别是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赛华德和斯坦顿共同颁布了一项法规，保护那些南方派来的卧底、代理人以及某些失败论者免受侵袭，虽然这项法案和林肯意见相左，但他还是表示赞成。因为如果他想要把这场半数人都公开反对的战争进行到底，并且取得胜利的话，那他就必须这么做。可就是现在，仍有人在长南方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就在不久前，整个国家，当然也包括南方的叛军都听到了某个议员在议会讲台上的叫嚣，他说他同情南方；总统的全部思想就是妄自尊大，而这种思想无疑会导致争吵和杀戮。“我想，在座的各位以及所有其他人长期以来就都相信，南方是永远都不会被打败的，永远不会！”
这个议员名叫法兰狄甘。此后不久，他就失去了在华盛顿的议席。不过，当时他在俄亥俄地区的势力已经足以让反对派对总司令违令不从了。于是，这位总司令宣布，凡是和叛军勾结或是助纣为虐者，均将被作为叛国者或是间谍加以指控，并按军法处置。在一次大型集会上，法兰狄甘将矛头直指林肯，并称：总司令所发布的命令乃是大多数人所鄙视和不耻的一个竞选阴谋。这种阴谋令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无法忍受，而这正是“林肯国王”的杰作。这位演说者还声称，当时北方已经有五十万人参加了秘密社团，其中的几千人还佩戴着南方的标志，而且这“千真万确”。
“杰斐逊。戴维斯比林肯更加光明正大！”虽然，总司令本人也隶属民主党，但听到这番话，仍不禁义愤填膺，他派人到法兰狄甘的家里把他抓了起来，并施以监禁。
对此举，林肯颇感意外，他并非觉得总司令的动机不好，而是他认为应该以一种更为巧妙的方法处理这件事。可是除此之外，他又能如何去对待那个煽动者对他的造谣低毁呢？在那个人的嘴里，林肯简直就是个无恶不作的魔头！面对四周的空寂，林肯常常会颓然意识到自己能力的有限，在被形形色色的斗争搞得焦头烂额时，他也一再的们心自问，到底如何才能把问题处理得更好，若是自己让贤给他人会不会对局势更为有利。每当他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只要他想到自己乃是国民的儿子，永远肩负着他们的希望和信任，便会摆脱那种自我谴责，得到安慰，化苦恼为自信。而今却有人公开称他为“林肯国王”，他该何以作答？
不过，他马上就有了个新点子：他不仅修改了对法兰狄甘的判决，把这个政治狂热者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而且还在南北双方达成一致之后，派一队士兵在南北边境上把他交给了南方人。这出恶作剧引发的效应是巨大的。在南方，众人齐声欢呼：北方政府终于做出了民主的行为；而在北方却是谴责之声四起，上百篇评论中称，法兰狄甘并不是战犯，他犯的是叛国罪，不允许被随随便便交给叛军，这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而此时的林肯却面目从容，因为他知道，除去记者和道德论者的说教，还有一种东西力量更为强大，那就是美国人的幽默感，因为此事，法兰狄甘日后定会被贻笑大方，难得翻身了。
此时此刻，法兰狄甘一定正形容尴尬地站在他那“亲爱的”敌人们中间，进退两难呢。如果他如愿以偿得以建议南方妥协，即便是南方听了他的话，他也会担心南方在北方势力的减小会削弱民主党在那儿的影响力；而若是他建议南方人侵宾夕法尼亚州，又一定会引起北方的公愤，使他们万众一心，同仇敌汽，齐抗叛军。于是，他只得含含糊糊地建议南方，再坚持一年，到时候，北方新一轮总统大选就会举行，而“林肯朝代”也将会随风而去了。表面上看南方总统对他很客气，十分友好地接待了他，而事实上，他根本没把法兰狄甘当成一回事。不久后，这位迷失了方向的骑士就乘船突破封锁线，去了加拿大。从那儿，他给北方写了一封公开信，声称，南方已经决定要奋战到底直到最后一兵一卒云云，但却并没有引起谁的注意。
当他返回故乡时，林肯也懒得去过问他了，因为那次强制性把他移交给南方已经使他的影响力一落千丈了。
在对这件事的处理上，林肯和其他政治家们不同。他并不竭力维护自己的权力，而是放手把问题交给人民去商量解决。在逮捕了法兰狄甘后不久，他给一个反对自己的州长写信说：“……法兰狄甘的被捕，并非是因为他有损本届政府的政治前景或是总司令的个人利益，而是因为他给军队造成了危害，而我们国家的命运恰恰是依赖于军队的存在和它的力量的。既然他要和军队为敌，那么军队必然要对他进行军事审判，这是完全符合宪法的。……坦率地说，如果当时处理这个问题的人是我，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下令逮捕他。这并不是推卸责任。我相信，战场上的指挥官是处理这种特殊问题的最佳人选，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当听说法兰狄甘先生被捕时，我感到十分遗憾。之所以感到遗憾，是因为我觉得似乎的确存在逮捕他的必要性。无论如何，在不破坏公共安全的前提下，我很愿意尽快释放他。此外，我认为，随着战事的发展，开始处于极度混乱状态的舆论和行动都渐渐形成了一定之规，日益趋于正常化，所以以后我们就没有必要采取强硬措施了。”这封信使得成千上万的群众又重新聚拢到这位总统的周围，因为即便是对自己的对手，宽宏大量的他也公平相待。
当法津和政治事件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处理过程中，林肯总是以他的那种正义感为原则。在听说密苏里州的一位将军想要驱逐一名神父之后，他马上派人找来了这个神父，向他询问了事情的原委。然后，林肯给那位将军写信说：“和他交谈之后，坦白地说，我也觉得他的确有亲南方之嫌。但是，我认为他的道德品质倒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他宣过誓，要忠于联邦，事实上他从未违背过誓言，没有任何不轨行为，也从未玩忽职守，因而对政府构不成任何威胁，我不知道，是不是仅仅出于怀疑就必须把这么一个人驱逐出境？”和当年作律师时一样，他的正义感依旧是那样不可动摇。当初在斯普林菲尔德，就是这种正义感支持着他为营救一个小人物，而毅然依法给某位显贵判刑的。
上面所提到的第一封信是写给纽约州州长西蒙的，他是林肯的死敌之一：在征兵问题上，两人就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记得开战两年时，议会风波骤起，一些议员提出，兵役制是对公民自由的一种粗暴干涉。风波平息之后，兵役制才被作为一项正式的法律加以实施。但由于费用问题，一些州多次对此表示反对，骚乱也时有发生。因为这项法律规定，战争结束之后才给志愿兵以财物上的补偿，所以，一些人被诱惑着心甘情愿地参了军，一些人被迫遵守了这项规定，还有一些人则花钱雇别人替自己参军——而这在这项法律中也是允许的。那些拿了钱去代人当兵的人一有机会便会逃出军营，再重复类似的交易。
对在大城市征兵，西蒙始终持抵制态度。林肯曾邀请他来自己这儿作客，而对方却在三个星期之后才答复说没有时间，但会给林肯写信的。可是哪知道就连这封信自此也如石沉大海，踪迹全无了。其实，他是不想因为和总统有瓜葛而丧失了自己的“清白”。同样，对于斯坦顿的邀请他也置之不理。那年夏天，纽约爆发了一场由外国人发起和领导的暴乱，目的是制止征兵。整整四天，暴徒们在纽约城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许多黑人惨遭杀害，一家黑人孤儿院也被放火烧毁。而面对此情此景，那位州长却在公开讲话中与那批暴徒称兄道弟，态度暖昧，劝他们冷静些，他会替他们作主，出面帮助他们的。就处在这样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