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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臣是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一个自治共和国，是89个联邦主体之一，面积15万平方公里，不足俄罗斯总面积的千分之一，人口120万（1994年车臣战争爆发前），不到俄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但是，就是从这样一个山地小国引发出来的事端，在俄罗斯从苏联独立出来后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像幽灵一样飘忽在俄罗斯两代领导人身边，带给这个国家一场又一场噩梦和灾难。
为了解决车臣问题，两代俄罗斯总统对车臣恩威并用，倾注了大量心血和钢铁。他们先后在车臣扶植了四位共和国总统，但其中有的因无所作为被俄废黜，有的被炸身亡，有的逃进深山成了恐怖分子首领。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先后动用了20多万人马，两次兵伐格罗兹尼，造成两万多名俄军伤亡，十多万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及和平居民死于双方的炮火之下。在这两场战争中，车臣几个主要城市都被夷为平地，很多居民点片瓦无存，给俄带来的经济损失达数百亿美元。目前，联邦政府和2004年组建的车臣地方政府，已经控制了局势。但是，残存的非法武装分子还在顽抗，他们避开正面战场，与国际恐怖组织相勾结，把黑手伸向车臣，伸向车臣周边国家，甚至伸进了莫斯科。2004年5月9日，车臣民选总统卡德罗夫在首府格罗兹尼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被预先埋在主席台下面的地雷夺去了性命；6月21日夜，与车臣相邻的印古什共和国几座城市的护法机关、军火库等15个目标，同时遭到车臣恐怖分子袭击，致使97人死亡，105人受伤，一大批武器、弹药下落不明；8月24日，两架从莫斯科起飞的客机在几分钟的时间里相继发生空难，机上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8月31日，一名女性自杀袭击者在莫斯科里加地铁站引爆身上的炸药，造成10人死亡，51人受伤；9月1日，数十名武装匪徒突然闯进与车臣接壤的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第一中学， 将1000多名正在举行开学典礼的师生及家长劫为人质。尽管俄罗斯动用了各种手段，但仍有335名师生不幸遇难，其中包括157名天真可爱的儿童。
一起接一起由车臣恐怖分子制造的事件使俄罗斯成了遭受恐怖主义侵害的重灾区，把俄罗斯推到了世界反恐怖斗争的前沿。它带给这个国家的不仅是财产损失，人员伤亡，而且直接影响了俄罗斯的国际声誉、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迟滞了俄罗斯正在重新崛起的脚步，像毒瘤一样侵蚀着它的全身。
中国人民一直关注着俄罗斯发生的一切，对俄罗斯遭到的不幸寄以深切的同情。因为中俄两国不仅是战略伙伴，是签订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邻邦。更重要的是：当前，我们正在为维护持久世界和平，为创建一个多极世界，携手走在相依相伴的路上。
中国与苏联、俄罗斯形成的过程虽然不同，但毕竟同属多民族国家，而且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具有相似的国体和意识形态。现在，我们又共同面临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挑战，而且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同样受到西方双重标准的歧视和困扰。这些共同点让我们产生了一种患难与共的危机感，因为中国人民不希望苏联解体的悲剧在俄罗斯重演；这些共同点让我们感到一种责任，就是必须对车臣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因为俄罗斯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对我们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研究和解决民族矛盾、增强民族团结、防止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显然都是非常有益的。
民族问题往往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但它又通常是在其他因素诱发下才能转变成民族危机。这些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宗教、国际环境等诸多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民族矛盾可能被掩盖，甚至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化解。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又可能突然爆发，成为国家乃至人类的灾难。怎样使民族之间的历史积怨逐渐淡化，同时避免产生新的民族矛盾，历来是多民族国家领导人治国安邦的重大课题。遗憾的是在苏联，在俄罗斯，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忽视，有的领导人甚至还在民族问题这个火药桶前玩火，试图利用民族矛盾讨得一己之利。其结果是在矛盾突然激化时显得手足无措，最后导致车臣问题与其他民族矛盾一起，转化成了难以化解的民族危机和灾难。
必须承认，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缔造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时候，就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为此，从1903年7月发表《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直到1922年12月还在病榻上撰写《关于民族“自治化”问题》，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发表了几十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使无产阶级民族理论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当然，从与时俱进的角度看，列宁未必预见到苏联在70多年后会有解体的危险，所以在制定联盟条约时赋予了成员国退出苏联的权利。
早期的斯大林不仅对民族问题非常重视，而且是十月革命领袖中最具权威的民族问题专家。早在1913年，他就应列宁的要求撰写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论文。对多民族国家，怎样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时，兼顾各民族利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实现了无产阶级和民族利益的统一。列宁在后来论述民族问题的一篇文章中说，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是关于这方面问题最出色的成果。为此，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组建的第一届工农政府中，斯大林被推选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长）。这个职务直到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时还兼任了一段时间。
但是，苏联对民族政策的忽视和偏离正确轨道也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有些问题在列宁与斯大林进行权力过渡时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列宁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弥留之际，在向党的代表大会阐述自己关于民族自治问题的想法时明确指出：“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第一部分引言（2）
为了解释斯大林本来是格鲁吉亚人，为什么还会有“大俄罗斯主义”倾向，列宁在文章中说：“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
可以说，列宁是带着对民族问题的忧虑和牵挂离开人世的。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担心并非多余。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苏联执政了30年。在取得了一些成就的同时，斯大林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在党内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清洗；二是以卫国战争期间与法西斯相勾结为由，撤消了车臣等几个民族自治共和国，同时做出了种族灭绝式大迁移的决定。其中前者为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瓦解留下了隐患；后者则成为世界上另一个超级大国解体的主要原因。
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后果在他执政期间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这就给了他的继任者一个调整和缓冲的机会。遗憾的是，赫鲁晓夫不仅没有在缓和民族矛盾的问题上有所建树，相反，还在他炮制的被人称为“撒旦诗篇”的“秘密报告”中，把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当做子弹射向他的前任，当做“玩笑”加以嘲讽。从而导致苏联最高苏维埃被迫于1957年1月9日宣布为车臣民族平反，恢复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建制，允许车臣人民返回自己的家园，重新引发了一次几十万人举族搬迁的动荡。
当历史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后，由于苏联当时已经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从表面看上去空前强大，所以，车臣与其他民族问题一样，都被一层“柔幔的轻纱”所掩盖。此刻，尽管车臣人民遭受了那么多辛酸和苦难，但他们还是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辛勤的劳动开始重新建设自己的家园，为车臣人民赢得了应有的荣誉和尊严。
从1982年11月10日到1985年3月10日，苏联共产党接连失去了三位总书记，他们分别是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其中安德罗波夫对苏联民族问题应当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因为早在1973年，他就以苏联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处理过由车臣民族极端分子在首府格罗兹尼煽动制造的骚乱。但是，他执政的时间毕竟太短了。
1985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这位领导人虽然年富力强，但对民族问题却知之甚少。在回顾20世纪民族问题的总趋势时，人们可以看到，在已经过去的100年里，曾经出现过三次民族独立浪潮，它们分别发生在一战、二战结束后和冷战结束的过程中。如果说前两次诞生了100多个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冲击和震撼的话，那么，第三次浪潮则使共产主义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正是这次浪潮导致苏联、南斯拉夫的解体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协议式离婚”。问题是戈尔巴乔夫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根本没有认识，在1987年由他撰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氏还沾沾自喜地写道：“就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未能摆脱民族问题的敌视。在这种背景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范例”。在苏共二十七大会议上他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戈尔巴乔夫讲道，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
戈尔巴乔夫理论上的错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时在苏联几个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力量已经打着“民主化”、“公开化”的旗号悄然形成并迅速发展，最后甚至通过在议会取得多数掌握了政权。当联盟领导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时，这些国家已经提出了独立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