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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宝山惨案”发生后，他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密电东北政委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
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
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9月6日，他电令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到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
同日又电致臧式毅、参谋长荣臻：“对于日本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军炮轰沈阳，守军被打得人仰马翻，死伤无数。
张学良却在北京前门外中和剧场陪同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忘情地观赏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
其在东北的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正在锦州小岭子老家为父大办丧事。
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住在北京，迟迟不归。
参谋长荣臻事变前一天已回老家，为父祝寿。
他的府第内外，红灯高挂，宾客如流，好不热闹。
直至事变发生，仍然酒宴未断，歌舞升平。
上梁不正下梁歪。
9月18日，驻沈阳与北大营的许多主要将领不在营中。
一些军官怕士兵与日军滋事，把子弹统统收缴入库，战士手中的枪成了一根烧火棍。
7。打个狗日的（3）7。打个狗日的（3）
当日军开始进攻北大营时，驻北大营的第一旅旅长不在，旅参谋长赵镇藩等人便一边下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一边用电话请示参谋长荣臻。
荣臻带着满嘴的酒气下令说：“不准……不准……抵抗。
把……把枪放到……库……库房里。
挺着……死，杀身……成仁。
为为……为国牺牲。”
赵镇藩传达荣臻的命令后，又借汇报情况给参谋长荣臻打了一个电话，说：“你的指示已传达到各团长，他们认为现在官兵都在火线上，收缴枪械恐怕做不到。”
荣臻听后大怒：“这……这是命……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问题，由……由你负……负责！”
说完啪一声就把电话放了。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和国联身上，一再电令东北军：“切持镇定，以免另生事故”，“冷静隐忍，勿生枝节”，“我们要听命于中央……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
他还公开宣称：“我早令我部官兵，对日军的挑衅，不得还击，所以日军进攻北大营消息传来时，我立刻下令收缴军械不得还击，所以日军进攻北大营与其他各地时，中国军队并无组织报复行为。”
张学良在军事上也上了日本的大当，犯了一个极大错误。
为了保证“九·一八事变”的成功，关东军事先策划了牵制张学良主力于关内的阴谋。
他们派关东军参谋井新匡夫和日本航空公司大连支所长、预备役大佐麦田平雄，策动当时住在旅顺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和在沈阳的邹鲁；派当时任天津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策动军阀石友三。
使之组成阎锡山、石友三和韩复榘的“反张（学良）联盟”。
1931年8月5日，麦田驾驶飞机把阎锡山从旅顺送往大同市。
阎锡山得到邹鲁等人的支持，对张学良造成严重威胁。
日本又利用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新军阀的矛盾，使张学良中了其调虎离山计，把部队调至关内与石友三作战，造成东北防务空虚。
在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因害怕打不过日军，反伤元气，遂服从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拱手把东北让给了日本。
当时有一曲小调表达了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
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
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东北三千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中！
著名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和戏剧《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将军》也在全国广为流传和上演。
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相反，东北军的下级军官和全国人民则掀起了抗日斗争高潮。
当时，东北军各地守军积极要求抗日，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日军以应有的打击。
如驻沈阳北大营的一些下级官兵在“九·一八事变”的当天晚上，与日军一直战到次日晨3点多钟。
19日上午，长春市城郊宽城子和南岭方面的驻军在遭到日军的突然袭击后，一些军士和下级军官奋起抵抗，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毙伤日军145名。
最突出的是马占山将军的抗日事迹。
马占山1885年11月30日生于吉林省怀德县毛家城镇毛家城子。
由于家穷，七八岁便给一个外号姜大牙的大地主放马。
一次，姜大牙走失一匹马，硬诬是马占山偷走了，将他送到警察分局，把两个大拇指拴起来毒打。
家里被迫用仅有的一小块麦地和一头小毛驴把他赎回。
从此，马占山落草为寇，并在黑虎山上当了头目，成为一个绿林好汉。
日俄战争结束后，沙俄退出怀德一带。
清政府为恢复对地方的统治，将马占山收编。
马占山个子矮小，外号马小个子。
他在放马中练就了一身马上功夫，落草后又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作战中能灵活地在马肚侧面藏身，也可以将头探于马首下。
由于马技超群，弹不虚发，屡建战功，深得上司赏识。
逐步由哨长、连长、营长、旅长、师长晋升为军长。
1930年春马占山任黑河镇守使，统辖沿江十余县。
马占山对日寇的侵略行径非常愤恨。
一次日军行近怀德县城，企图进城，马占山令所属部队在南门外防堵。
日军未敢进城，便转向马占山的出生地毛家城子。
日军开炮轰击商号、房屋，炸死数十人，这更引起马占山的愤怒，誓报此仇。
“九·一八事变”时，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远在北平。
洮索镇守使张海鹏公开投降日寇，并按日寇命令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
而黑龙江第25和第30两个国防旅被调入关与石友三打内战。
省内多半部队为省防部队，一共3万来人。
当时，黑龙江群龙无首，上下极度恐慌。
10月中旬，北平来电，特任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省军事总指挥。
马占山当时驻在黑河，只有步、骑兵各一个团。
7。打个狗日的（4）7。打个狗日的（4）
他接电后，立即走马上任，致电前方，激励将士抗日，还发出布告，悬赏购买汉奸张海鹏的首级。
张海鹏在日军的驱使下，几次向黑龙江驻军发起进攻，结果被马占山打得大败。
日军便亲自出马，在江桥和三间房等地展开激战。
江桥是嫩江上的一座大桥，北侧是洮昴铁路大兴车站。
由此北去100公里即是省会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省的门户。
马占山打退张海鹏3个团的进攻后，把桥破坏了3孔，以阻止敌军再犯。
日军则以修复江桥为名，向马占山发出通牒，要求马占山军队于11月3日正午前“撤至10公里以外地点，如不承当上述要求或妨碍修桥者，认为对日军有敌意，即行使用武力”。
此桥如被修复，日军车马人员将直扑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城市及富拉尔基工业区。
日军发出通牒后，马占山召集党政军绅商各界在省府开会讨论御敌大计。
会上一些省绅以库空如洗，兵力不够为由，要求顾全地方，和平应付。
一时各种意见争论不休，不能统一。
马占山见状，拍案而起，大声说：“我是一省长官，守土有责，决不能将黑龙江寸土尺地让于敌人。
我的力量固然不够，他来欺负我，我已决定与日本拼命，保护我领土，保护我人民。
如果我打错了，给国家惹出乱子了，请你们把我的头割下，送到中央去领罪。”
马占山言毕，卫队团长徐宝珍拔出手枪，向众宣布：“在座如再有主张议和者，便以汉奸论处。”
至此，投降者不敢再言。
大会决议如日军侵入我阵地，即行抵抗。
日军发出通牒后，于3日上午11时即派出铁甲车、士兵，并以飞机掩护修桥。
我军为避免冲突，将少数防守江桥的部队撤回。
但日军一面修桥，一面派飞机向我阵地投掷炸弹，炸死炸伤我士兵多人。
当日天黑后，桥已用木材垫好，日军百余人通过江桥对我阵地扫射、投弹，并突入我阵地，抓走3名哨兵。
经过交涉，日军终不放人。
11月4日午间，日军百余人在我左翼渡江，向我猛攻，并以5架飞机向我轮番扫射、投弹，我军死伤数十人，大兴车站亦被炸毁。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马占山指挥部队向日军还击，进行自卫，江桥战斗打响。
日军以为马占山军队素质和装备极差，不敢向日军还击，不料马占山军突然开火，一时被打得晕头转向，死伤狼藉，丢下一大批尸体退了回去。
这下惹恼了日军，下午6时，日军步兵1个大队渡江。
在山炮多门、铁甲车4辆和7架飞机的配合下，向我猛攻。
我官兵对日寇早已义愤填膺，恨之入骨，好不容易来了发泄机会，一个个奋勇作战，争先杀敌，致使日军整日苦战，不能前进。
5日，日军变更阵容，驱使张海鹏军队在前。
我军予以无情打击，敌军死167人，伤600余人。
6日，日军增加铃木旅团以及两个步兵联队，野炮40余门，重炮8门，飞机8架，铁甲车4辆，从早到晚，对我轮番进攻。
我军将士发扬连续作战作风，将敌滨本步兵联队几乎完全歼灭，高波骑兵中队亦死伤殆尽。
这是日寇进攻东北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