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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张居正的劝以节用，在神宗变成看重财货；张居正的理财，在神宗变成聚敛——他是明朝最贪财的一个皇帝。
第二，张居正以峻法治国，在神宗变成以峻法对付臣下。
第三，张居正所讲的仁义道德，在神宗都认为是骗人的，而且以幼年束缚过甚，来了一次彻底的“解放”——历史上有许多荒淫无道的皇帝，不外淫酗暴虐，而神宗的怠荒别具一格，可用一个字来形容：懒！
明朝中叶以后的皇帝，懒理政事是出了名的，而以神宗尤甚。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是明太祖所定的制度有问题，他所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以为他的子孙都像他那样雄才大略、精力过人。洪武十三年罢相，集君权与相权于一身，这是如何沉重的负担，他没有考虑过。以后虽以建文朝齐、黄“参国政”启变相复相之端，而至“三杨”入阁，确立了大学士为真宰相的传统，但皇帝与宰相之间的联系，及君臣从容商略国事的规制，不如清朝的皇帝与军机大臣的关系那样密切，更不如宋朝君臣那样亲切。内阁“票拟”，即或详尽，毕竟不如面对面易于了解；因为不了解便感到批章奏吃力，也因为不了解，不得不假手于人。于是发生两个结果：一个是委诸太监的头脑“司礼监”；一个是搁置在那里不闻不问，神宗便大致如此。
照这样子，自然有御史犯颜直谏，神宗的办法是：疏陈政事得失，留中不报，也可能根本不看；谏陈他个人行为的，用高压手段加以处分，命内阁拟旨定罪，而又往往在他那里改为“廷杖斥为民”。万历年间，御史被打屁股的，不知凡几。
“廷杖”是明朝皇帝对待读书人最刻薄的手段。唐宋待士最厚，所以末期迭遭宗社之危，都还有人撑持；明朝失国，南明不旋踵而亡，虽说福王不似人君，其实亦是无耻士大夫太多之故，这就是养士厚薄不同之报。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神宗失言向母长跪赔罪
五、神宗失言向母长跪赔罪
明朝末年的廷杖，尤其是在崇祯年间，有许多怪事。崇祯用人，滥施祸福，进退无常，一下子杖斥为民，一下子复又起用，因此，地方官遇到闯道的老百姓，常会出现很尴尬的趣事。
县官的威权甚重，老百姓闯了他的道，可以当街打屁股，有时拉翻了褪下裤子一看，是个“羊毛皮”，可能就会打出祸来——廷杖的官员受了重伤，狱吏有个急救的方法：活剥一块羊皮，覆在伤者的臀部，伤愈以后，自留痕迹，称为“羊毛皮”；此辈有一天复起被用，官职一定比县官大，可能会施报复。所以县官遇到“羊毛皮”，特具戒心。
万历年间的言官，最易获罪者，莫如“争国本”一事；所谓“国本”，指立储而言。在万历十年八月，皇长子常洛生，颁诏赦天下。到了十四年正月，皇三子常洵生，二月间，常洵的生母郑妃即进封为贵妃。
常洛的生母是王恭妃，生元子数年未进封；而皇三子一生，郑妃即被封为贵妃，则神宗的爱憎，殊为显然，将来可能由于郑贵妃恃宠而争，立常洵为太子，因而大学士申时行等上奏，请早立东宫，又举前朝成宪，英宗两岁、孝宗六岁、武宗一岁被立为太子为言。神宗的批示是：“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
这一批，神宗的想法越发明白——竟以为元子可能幼殇。存此想法，易启人毒害元子之心。于是给事中姜应麟等上言：“贵妃虽贤，所生为次子，而恭妃诞育元子，至鬯承祧，顾反令居下耶？乞收回成命，首进恭妃，次及贵妃。”
这个说法，表面上看，是为王恭妃不平，实际是为了尊重元子的地位。神宗大怒，姜应麟等被贬为典史。
李太后知道了这件事很不高兴，一天神宗进宫问安，李太后问起立储，神宗贸然答道：“他是都人的儿子。”宫中称宫女为“都人”，王恭妃由宫女进封，所以神宗这样回答。
李太后亦是宫女出身，当时便生了极大的气，说神宗：“你也是都人的儿子！”
神宗惶恐，长跪赔罪。但也因此，神宗虽想立常洵为太子，却一直迟迟不敢有积极的行动，只是拖延着不肯决定储位。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神宗携皇长子与辅臣见面
六、神宗携皇长子与辅臣见面
从此年年有请立储，或则获罪，或则不得答复。到万历十八年，皇长子九岁，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等人于召见时，面申前请，神宗始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表示。《明史纪事本末·争国本》叙其事：
时行等出，上遽令司礼监追止之云：“已令人宣皇子来与先生一见。”辅臣还至宫门内。有顷，皇长子、皇三子（按：皇二子常淑生一岁而殇）俱至，引至御榻前。皇长子在御榻右，上手携之，向明正立。辅臣等注视良久（按：此为申时行等，以宰相而第一次得见皇子），因奏曰：“皇长子龙姿凤表，岐嶷非凡，仰见皇上昌后之仁。”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泽、圣母恩庇，朕何敢当？”辅臣奏：“皇长子春秋长，宜读书。”且云：“皇上正位东宫，时方六龄即已读书。皇长子读书已晚矣。”上曰：“朕五岁即能读书。”复指皇三子曰：“是儿亦五岁，尚不能离乳母。”遂手引长子至膝前，抚摩叹惜。辅臣叩头奏曰：“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上曰：“朕知之。”时行等叩头出。
此是“争国本”数十年中，君臣之间第一次平心静气议论大事，叙述相当生动。康熙时修《明史》，亦颇采其语。照当时的情况来看，神宗对皇长子亦颇钟爱，而于常洵五岁不能离乳母，则有不惬于心的表示。由此益可证明，不立储为郑贵妃作梗。
到了这年十月，阁臣合疏以去就相争，申时行引疾辞官；神宗不悦，传谕指廷臣“沽名激扰”，悖逆犯上，大学士王家屏从中调停，神宗终于提出一个条件：明年春夏，廷臣无所奏扰，即于冬天建储，否则即于皇长子十五岁时再说。接着又改定万历二十年春天举行。以廷臣“奏扰”而为不立储的理由，这是皇帝与言官闹意气，持大体者，自有戒心；但这十年间，言者纷纷，已存门户之见，那些只顾自己激切快意、哗众取宠的人，不会体谅辅臣的苦心，沉寂一段时期后，终又上言，神宗除了治言者以罪而外，命展延一年立储作为报复。
万历二十一年春天，该是神宗践诺之时，却无动静，大学士王锡爵还朝，密疏建言，劝神宗不可失信。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神宗手诏王锡爵问大计
七、神宗手诏王锡爵问大计
神宗答了他一通手诏，还是拿嫡庶来推托，王锡爵便又上疏，为拟“传帖”两道；这两道传帖，是两个不同的办法，一个是即时立储，另一个是先封两王：
朕虽有今春册立之旨，昨谈皇明祖训，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复有出，是二储也。今将二皇子并封王，数年后皇后无出，再行册立。
他拟是拟了，仍希望神宗采取即时立储的办法。这个希望几乎是妄想，等“并封”的传帖一出，士论大哗，传言此议出于王锡爵的密疏，所以颇受攻击。
这未免有些冤枉王锡爵，他的用意是，与其让神宗空言搪塞“皇后生子”再说，不如采取渐进的策略，目前两皇子并封王，数年以后奏请将皇长子册立为太子，岂非顺理成章的事？
于是廷臣交谏，有两种反驳的理由相当有力，一种是说：
皇上正位东宫之日，仁圣亦青年，庄皇帝不设为未然事以语大计。
庄皇帝为穆宗，“仁圣”指穆宗的陈皇后。当神宗六岁被立为太子时，陈皇后年纪也还轻，但穆宗并不假设皇后生子如何如何，来作为定立储大计的根据，则神宗又何可如此？这一疏是根本反对须立嫡之说。
另一种是：
皇上顾念中宫良厚，顾中宫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则所册元子自当避位，何嫌何疑？今以将来未期之事，格见在已成之命，恐中宫闻之，亦有不安者。
所谓“前星一耀”，指皇后生子。倘有嫡子，则先册元子自当避位，无所谓“二储”之虑。而现在诏谕皇皇，说要等皇后生嫡子，继承大统，则皇后心理上所感的压力甚重，自然不安。再则，皇后能不能生嫡子，其权操诸皇帝，皇帝不临中宫，皇后何能生子？历史上皇后失宠，徒拥夫妇虚名的事例甚多，只是禁帏之事，不可形诸章奏而已。这一疏是反对两皇子并封之议。
因为话说得委婉而有力，同时最主要的是，神宗亦根本无意于两皇子并封，那一道传帖原是为了敷衍王锡爵，所以见此诸疏，亲自封缄，手札致王，问他的意见。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并封之议廷臣大哗
八、并封之议廷臣大哗
神宗的手札如何说法，王锡爵的密奏说些什么，虽无文献，亦可想像得之。在神宗，并封之议还算是对王锡爵“放交情”，则此时朝列有所质难，当然要责成王锡爵来应付；而王锡爵则“责无旁贷”，必定有所自辩，并坚持其原议，因而并封之旨如故。
于是廷臣大哗，在朝房当面诘责王锡爵，大吵一架。其时有个庶吉士——会试礼部一榜、殿试午门一榜，此即所谓“两榜进士”。进士中一大部分内用部曹，外用州县；一小部分朱笔亲点为“庶吉士”，入翰林院肄业，表示才堪大用，责其深造。到此地步，就被艳称为“翰林”，可以公然言天下事。上书王锡爵的庶吉士名叫李腾芳，字子实，湖南湘潭人，万历二十年的进士。他上书宰相，不必如后世在信封上写上“亲钧启”的字样，重重转递；亦不必顾虑不达宰相，或虽达而不得复，或得复而以“奉交下”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