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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罪名，神宗准如所请。而庞保、刘成则在宫内被处死；这自是郑贵妃在取得神宗的许可以后，杀以灭口的手段。
梃击一案，到此告终，时为万历四十三年六月。此后数年，太子得能安然无事，无疑地，是王之寀等人的功劳。但齐、楚、浙三党的恶势力依旧猖獗。在此三党专政之际，外患日亟，国事益坏，兹简记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的过程如下：
万历四十四年正月朔，满洲诸贝勒大臣奉表劝进，尊努尔哈赤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定都兴京。（按：清为女真族，所以不久又改国号为“后金”，以为区别；至清太宗时因为清人对金夙具恶感，所以改为声音相近的“清”，且颇讳言“女真”及“金”的字样。）
四十六年二月，清太祖以“七大恨告天”为借口而伐明。五月，抚顺失陷。九月，神宗加天下田赋，每亩三厘五毫。
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由沈阳四路出师，兵员号称四十七万，大败，死四万五千余人。八月，清灭叶赫，从此海西四部尽属于清。十二月，神宗再加天下田赋，仍为每亩银三厘五毫。
四十八年三月，再议加赋，每亩二厘。
三年三次加赋，每亩的赋税共计增加了九厘，并且由临时的加派转变为永久的定额，而内库之积如山，神宗不肯拿出来供作军费，有个叫张铨的御史有段极沉痛的话：
譬之一身，辽东肩背，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借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亡而天下已危。今宜联人心以固根本，岂可朘削无已，驱之使乱？且陛下内廷积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无用之地，与瓦砾粪土何异？乃发帑则以阍不应，加派则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
万历三次加派，所谓“民失其乐之心”，为造成明末流寇的主因。内忧招致外患，外患加深内忧，明朝就亡在这样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之下。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神宗病中召见大臣
三十五、神宗病中召见大臣
前代之失，后代之鉴，鉴往知今，以清初为最彻底、最成功。明朝宦官为祸甚烈，所以清初严禁太监干政；明朝以加派失民心、生盗寇，所以康熙有永不加赋的令。及至洪、杨军兴，军费浩繁，亦不过开办厘金，病商而未病农，此为乱后地方得以迅速复苏，以及造成同光中兴的一大原因。
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他一生最好的时候，几乎无一善政，而临死的那一年，却颇有思过的模样，《明史纪事本末·争国本》篇：
（万历）四十八年夏四月，皇后王氏崩。后贤而多病，国本之论起，上坚操“立嫡不立长”之语，群疑上意在后病不可知，贵妃即可为国母，举朝皇室。及上年高，后以贤见重，而东宫益安。至是崩，中宫虚位数月，贵妃竟不进位。
按：如果是比较明白而又没有宠妃挟制的皇帝，高年失后，中宫任其虚位，而以皇贵妃统摄各宫，是不足为奇的；在神宗此时，却是难能可贵。因为郑贵妃觊觎中宫，已非一日，这时有此顺理成章进位的机会，自然要力争，是可想而知之事；则又可想见神宗力拒所请，必亦大费一番口舌。神宗所以靳此虚位而不予，当然是为了消弭隐祸——因为郑贵妃被册为后，则进一步必然会提出嫡庶的问题，要求废太子、立王，又将掀起极大的波澜。所以不再立后是极明智之举。
其次，王皇后一死，神宗亦得病，此不能说没有伤逝的伉俪之情在内。但神宗为国事着想，不能不保护太子；而在天伦的情分上，对太子仍然甚薄，卧病三月，不召太子。到了七月间，病势已甚沉重，而太子依旧不得一视疾，此亦亘古少有的事。
由以后的“移宫”一案来看，神宗病中而父子隔绝，一半亦出于郑贵妃的有意作梗，而所以如此，居心不可问。当时东林的巨擘杨涟、左光斗等看出端倪，便劝唯一的宰辅方从哲，应该进宫请安，探视究竟。
方从哲这样回答：“皇上讳疾，即使进了宫，左右亦不敢奏闻。”杨涟便引《宋史》说：“宋朝文彦博问仁宗疾，内侍不肯奏报。文彦博质问：‘天子起居，你们不教宰相知道，难道有异志？下中书省行法！’”按：仁宗无子，说太监有异志，即指责其别有拥立的异心。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光宗即位发内帑犒边
三十六、光宗即位发内帑犒边
当然，明朝的宰相不能比宋朝的宰相，后者权重，外而国事、内而皇帝的家事，皆可过问。所以杨涟亦并不期望方从哲能像文潞公那样，他接着所引宋朝的典故之后又说：“今诚日之问，不必见，亦不必上知；第令内臣知大臣在门，且公当宿阁中。”意思是让太监知道“大臣在门”，便可发生吓阻作用；而“宿阁中”则为了备变。由这些话中，不难看出郑贵妃和那些大珰心怀叵测，所以杨涟有此建议。
到了七月十七日，神宗自知不起，召集大臣，勉以勤职。七月二十一日入于弥留状态，而太子还徘徊于寝宫之外，于是杨涟和左光斗遣人告诉东宫伴读王安，说皇帝病重，不召太子并非本意，太子应自请入侍，以备非常；这一夜不要轻出。凡此都是预见到将有非常之变的预防措施。
当夜神宗崩逝，太子即位，是为光宗。光宗第一件大得人心的举措，即是发帑金百万犒边，继又发帑金百万充边赏，此为他即位后三天以内的事。
光宗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遵奉遗诏；真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神宗错了一生，到临死才彻底改悔：
比缘多病，静摄有年。郊庙勿亲，朝讲稀御；封章多滞，寮寀半空。加以矿税烦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维，不胜追悔。方图改辙，与天下更新，而遘疾弥留，殆不可起。盖衍补过，允赖后人，皇太子常洛，可嗣皇帝位。
按：南郊祀天、岁时祭太庙，是皇帝必须亲临的大典，也是做皇帝的最起码的责任。神宗因有二十五年不召见群臣，也就是有二十五年不出宫一步的破天荒纪录，自然“郊庙不亲”。所谓“朝讲稀御”的“讲”是指讲学，皇帝讲学称为“开经筵”或“御经筵”。大致常开讲筵的皇帝必是有道之君，因为人不可不读书，做皇帝宰相，尤其不可不读书。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遵遗诏尽罢敝政
三十七、遵遗诏尽罢敝政
关于“盖衍补过”的办法，遗诏中有明确的指示，分条注释如下：
一、“内阁辅臣，亟为简任。”按：自永乐年起，大学士大致为四人，资望最深的为“首辅”。自万历四十三年起，只有方从哲、吴道南两人，吴道南丁忧，只剩下方从哲。神宗不补辅臣，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一个“懒”字。
二、“卿贰大僚，尽行推补。两咨考选，并散馆科道官，俱令授职。”按：卿者部院大臣，贰者副手，侍郎等官俱皆为“堂官”。科为六科给事中，道者各道御史。六科给事中及各道御史都为言官，在清朝的区分较微；而在明朝，两者的职权区分得很清楚：各道御史巡按地方，兼有行政官的性质，而各科给事中掌封驳，纯为纠正政令的言官。就此一方面而言，自军机处成为制度后，清朝的给事中权力远不如明朝的给事中。“万历末年，怠荒日甚，官缺多不补。旧制，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至是六科（吏、户、礼、兵、刑、工）只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每科的首席称为‘掌印’，印无所属，是说没有‘掌印给事中’以为主持），十三道只五人（御史以十三行省区分，称为十三道，计为浙江、江西、河南、山东、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陕西、湖广、山西、云南等十三省，河北为北直隶，江南为南直隶，不专设而由各道分管，都察院衙门归河南道御史监察，在十三道中格外突出），六部堂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此见《廿二史札记》所述，可以想见当时政务的废弛。
三、“建言废弃及矿税诖误诸臣，酌量起用。”按：自矿税兴，凡有所奏谏或被认为办理不力的地方官，大多获罪，废为庶民。历任辅臣，多有请起复的奏谏，十九置之不理，此亦为言官所以缺额的主因之一。
四、“一切榷税并新增织造、烧造，悉停止。”（按：“织造”的名目为清朝所沿用，“烧造”原驻江西景德镇等处，在明朝即废止。）
此外还有“各衙门见监人犯，俱送司条审，应释者释放。东师缺饷，多发内帑，以助军需。阵亡将士，速加恤录”。真是“尽罢敝政”，光宗皆遵遗诏办理，为先人补过，如此之勇，得力于一个人。
这个人名汪文言，是皖南人，“有智术、负侠气”，王安延为上客。光宗即位，在内唯有王安可为倚恃，于是汪文言向王安建议如此，而王安照样建议于光宗，于是有发帑金犒边、尽罢天下矿税、起建言得罪诸臣、下前后考选之命等等慰中外之望的善政。光宗如能久居大位，明朝还有可救，不想在位只得四十天。此是别一案，暂且不提。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传说神宗
三十八、传说神宗
再回过头来谈神宗，他与他的祖父一样，俱曾数十年不朝，有的辅臣入阁而始终不得见天子一面，此实为千古怪事。至于数十年不朝的原因，在世宗，是为了一心想长生不老，在宫内设坛修道，为世所知；在神宗，何以至此是一个谜。
这个谜底，据黎东方博士见告，是因为神宗抽上了鸦片烟。黎博士作此断语，当然有史料上的确切证据；我从行为的比较去分析原因，确信必有其事。
自古无道之君，罪恶不外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