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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不能对抗皇帝的权力，这一点亦已彰明较著，如是客、魏及其党羽便得到了一个有力的启示，也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只要维系住熹宗的感情，什么事都可做，不必怕！
当然，有人对此事要说话，第一个是给事中侯震旸，他说：“徘徊眷注，稍迟出入，犹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幺麽里妇，何堪数昵至尊？”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熹宗性好为匠每自造屋
十二、熹宗性好为匠每自造屋
此外言官上疏论此事的，熹宗无不大怒，要加以严谴，大学士刘一燝亦为此不断力争，但所争的是为言官免罪或减罪，这一来，奏谏之词可行不可行，自然就不必谈了。
熹宗处理政务，大致也就是在这些地方表现了一点“天威”，此外则辽东丢完了他亦不问。他在做些什么呢？正史有解答，但不如《甲申朝事小记》来得详细：
熹宗性好为匠，在宫中每自造房，手操斧锯凿削，引绳度木，运斤成风，施设既竟，即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起，朝起夕即期成；成而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改毁，唯快一时之意。当其执器奏能，解衣盘礴，非素喜侍臣不得窥视。或有紧要本章，奏事者在侧，一边经营鄙事，一边倾耳且听之，毕即吩咐曰：“汝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每营造得意，即膳饮亦忘，寒暑罔觉，其专意如此。
这段叙述相当生动，熹宗喜欢造房子，也喜欢拆房子，“不惜改毁”一语，纯为实录，我从史料中找到一些记载，可为佐证：
《明宫史》：乾祐阁，天启二年拆毁平之。
《图书集成·职方典》：天启二年建嘉乐殿。
《明宫史》：天启五年就乾祐阁为嘉乐殿。
排比上述三条史料，可知乾祐阁之殿，没有什么必要的原因，只是为拆而拆，而那座嘉乐殿，显然地，设计、监工、工头、工匠都是熹宗一身所兼。只是不知道它建了三年之久，还是建而又拆、拆而又建？
对于“熹宗性好为匠”，史书中都颇致不满；拿现代的观点来看，则将予以不同的评价。因为“经营鄙事”而将“紧要本章”委诸阉人，看起来是不肖，但试问，谁又教过他如何做皇帝？熹宗自己是看不懂“本章”的，都靠司礼监念给他听，听得懂听不懂又是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何能责他以朝乾夕惕、孜孜于章奏之中？照我看，他的“经营鄙事”，不失“博弈犹贤”之意，比武宗的荒嬉无度还好得太多。至于“性好为匠”，仔细分析起来，不但不应责备，而且应该同情他、可惜他。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木匠做了皇帝令人滑稽
十三、木匠做了皇帝令人滑稽
因为熹宗在万历末年虽贵为皇长孙，却与贫家子弟失学无异。据当时朝臣的奏疏，得知熹宗九岁“尚未出就外传”，而光宗在东宫时，暗弱昏庸，自己都有朝不保夕之忧，寄情酒色以自晦，哪里顾得到长子的教育？而熹宗所亲近的魏忠贤，又是个不识字的，所以可以断言，熹宗幼时的光阴必是等闲抛却。
一个孩子总要有玩的地方，在哪里玩呢？在修建房屋的工地。宫中的营造，见于记载的，多为大工。万历年间，三大殿以及乾清、坤宁、慈宁三宫都曾被祝融之灾而重建，此外兴建较小的宫殿，以及修缮工程，终年不断。熹宗不上书房，四处游荡，耳濡目染，学得了一手木匠的好手艺。做皇长孙的时候，因为西李得宠，他是个“小可怜”，自然不可能给他一座不相干的宫殿拆了重造，一登九五，富有四海，始得大显身手。看他孜孜不倦，“膳饮亦忘”，可见其创造欲的旺盛；同时在他来说，亦是“学以致用”，只是学成木匠，做了皇帝，不免令人觉得滑稽而已。
至于客、魏之辈，为了要窃弄大权，有意转移熹宗的兴趣于营造，格外推波助澜，那亦是可想而知的事。
其时东林的势力极盛，但看法太主观，做法太激切，造成了一种不利的情势，就是本来并不坏、或者可善可恶的人，也被挤到了魏忠贤那一面。门户之见的造成，本诸春秋责备贤者之意，我们不能不批评东林。
赵翼《廿二史札记》论明朝“言路习气”：
万历末年，帝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于是部党角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此言路之又一变也。高攀龙、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士大夫多附之，既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
追论“三案”是礼部尚书孙慎行挑起来的，目的在攻方从哲。方从哲固然不是辅臣之器，但亦不是巨奸大恶，而孙慎行天启元年四月还朝一疏，说方从哲的祸国之罪“不能悉数”，“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把光宗之死归罪于方从哲为元凶，这实在太过分了。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沈入阁与阉人勾结
十四、沈入阁与阉人勾结
孙慎行讨方从哲的奏疏一上，奉旨会议具奏，这原是一个正常的处置办法，谁知所得到的是聚讼纷纭、动荡不安的反效果。东林中激烈的一派，如魏大中等人，申援孙慎行之说；另外方从哲因为久居京师，独相多年，潜势力很雄厚，两派互攻，恰好给了魏忠贤从中取利的机会。因此，对实际政治有了解的人，对明末大局都有言官误国的感想，而推原论始，孙慎行不可恕也！
当“旧辅”方从哲的罪名未定之时，另一个新入阁的辅臣在暗中已为阉人所勾结，这个人就是沈。他早年当过南京礼部尚书；提起此人，熟悉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历史者，对他不会陌生。
在孙慎行的想法，今日之事大坏，坏在万历末年，而自万历四十二年叶向高辞官回里开始，方从哲几乎独相六年之久，因此内而三案、外而辽东的失地丧师，方从哲都应该负责。就史笔论是非，方从哲固难逃误国之罪，但就当时实际情形而言，孙慎行的放马后炮不但无益，而且亦有丧忠厚。因为误国为神宗自误，天下有亡国之君始有亡国之臣，神宗让方从哲独相，就是因为他能听话的缘故。其时神宗躲在深宫，沉涸烟霞，不但朝政不理，连家事都懒得过问，如皇五子常浩二十五岁尚未选婚，皇六子常润、皇七子常瀛亦都二十未婚，这可以说是宫闱中从未有过的不正常现象。然则试问：即令有安邦定国之才的臣子，又何可有所作为？至于说方从哲无能作为而贪位不去为无耻，这话也只可责君子，不必责小人，小人原只以禄位为重，谈不到什么责任感。
孙慎行尤其错误的一点是，方从哲事实上在上年年底已经被攻去位。老实说，在明朝中叶以后，像方从哲这样能在正论谴责之下引退，犹不失羞耻之心。同时那时候也不是是非分明的时代，有这样一个结果，得来非易，应该加以珍视护视，不可以把顺风旗扯得太足，激出不必要的纷争——好比久病虚弱的人那样，当有起色之时，需要培元固本，投以清和的滋补之剂；而孙慎行为逞其快意，加用一副全无必要的狼虎药，以致弱者愈弱，引起别样外感，终于搞成虚不受补的棘手局势。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熹宗在大内“开内操”
十五、熹宗在大内“开内操”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沈在署南京礼部尚书任内，得到方从哲的支持，尽逐天主教士，天主教视作“教难”。沈与方从哲都是湖州人，一隶德清，一隶乌程，自少交好，所以在万历末年会推辅臣时，孔老夫子岳家的后裔当时召谏齐、楚、浙三党中齐党的首脑亓诗教，希附他老师方从哲的旨意，提名沈，神宗已内定召用，朝旨未发而崩。光宗即位，大量补用辅臣，沈为其中之一，于天启元年夏天入京。
沈与当时的大珰有师生的关系——明朝宫内设“内书堂”教太监读书，史玄《旧京遗事》记：
内书堂，宣德中创建，以教内臣读书，选年十岁上下者充补。始自大学士陈山为之师，今以翰林词臣教习……每学生一名，各具白蜡、手帕、龙挂香以为束之敬。所读之书，故事给《百家姓》《千字文》及《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写字给刷印《千家诗》《神童诗》影本。盖略取识字，不甚于悖高皇之制，垂世守焉。
又《明史·沈传》：
故事，词臣教习内书堂，所教内竖执弟子礼。李进忠、刘朝皆弟子。李进忠者，魏忠贤始名也。
按：魏忠贤为沈弟子之说，似乎不实，因为魏忠贤不识字，且内书堂选十岁左右的小太监入学，而魏忠贤进宫是在成年以后。不过沈既在内书堂教过书，则与太监有特殊渊源，转相牵引，固不必一定要教过魏忠贤的书亦可与魏接纳。
其时清太祖努尔哈赤已收服扈伦四部，取沈阳、辽阳，攻西平堡，广宁巡抚王化贞大败而逃，经略熊廷弼退入关内，京师戒严。魏忠贤借此为名，仿照武宗异想天开的“内教场”的办法，请熹宗在大内“选武阉、练火器”，开“内操”，沈从中附和，以为结纳。
明武宗即民间所称的“正德皇帝”，他有四分之一的瑶人血统，生性好武，是个有名的顽童，所以虽设“内教场”，自己还能统驭。熹宗则不懂兵事，魏忠贤、刘朝等人“开内操”，加以锦衣卫及东厂也控制在他们手里，如是一旦要造起反来，扑灭相当麻烦，因而正人君子斥附和其事的沈为“肘腋之贼”，群起而攻。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刘一坚卧不起
十六、刘一坚卧不起
户部尚书王纪则更指沈为北宋的奸臣蔡京。平心而论，沈没有蔡京那么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