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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密奏（按：即请熹宗放魏忠贤归私第一疏），忤忠贤，决计去，谓国祚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敌，公亦当早归。”
“蒲州”是指韩。叶向高既去，韩为首辅。《明史本传》：
向高罢，为首辅，每事持正，为善类所倚。然向高有智术笼络群阉，唯廉直自恃，势不能敌，而同官魏广微又深结忠贤，遍引邪党。其后，忠贤假会推事，逐赵南星、高攀龙，急率朱国祚等上言：“陛下一日去两大臣，臣民失望……”
结果不但逐去赵南星、高攀龙，而且又逐杨涟、左光斗、陈于庭，最后连韩自己也回了老家。
这时内阁中朱国祚成了首辅。照传统，辅臣虽有数人，但大权由首辅独掌。当韩还在位时，魏广微想分首辅之权，特由魏忠贤传旨，故意责备魏广微不可吃饭不做事，韩即因此抗疏而去。等朱国祚成了首辅，魏广微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这年冬天遂亦被攻去位。
因此，我们可以大书一笔：自天启四年十二月始，政府言路尽为阉党之天下。顾秉谦当首辅，对魏忠贤唯命是听；魏广微向魏忠贤报告枢务的函件，封面标明为“内阁家报”，直视大明为魏家天下了。
于是不久而再起汪文言之狱，正人君子不得保其首领；同时又修《三朝要典》，企图篡改历史。在那三年之中，一方面正气发扬，一方面戾气所聚，形成两个极端。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魏忠贤哭诉御前
三十八、魏忠贤哭诉御前
在此以前有个插曲，也可能是剪除魏忠贤的最好的一个机会，可惜未成事实。天启年间，关于对抗满洲入侵，曾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得力于以辅臣督师的孙承宗。此人是个奇男子，史书形容他“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殷墙壁”。他早年以教读为生，往来燕晋边关，每到一地，喜欢跟戍守的老兵谈关塞险要，因而熟悉备边的军事。万历三十二年榜眼及第，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供职。熹宗即位，充“日讲官”，为皇帝讲书。孙承宗的声音洪亮，善于辞令，兼以早年教读的经验，懂得深入浅出的方法，所以在经筵上庄谐并陈，头头是道，熹宗每听他进讲，总说“开心”，眷注特殷。
当杨涟、赵南星等人被逐时，孙承宗刚在蓟州、昌平一带视察防务，觉得魏忠贤太不像话，决定上书弹劾，但怕熹宗未必能看得到，恰好万寿节近，便上疏“以贺圣寿，入朝面奏机宜”为名，拜疏以后，随即进京。
哪知道魏广微得到了消息，造夜奔告魏忠贤，他说：“孙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朝内有兵部侍郎李邦华跟他联络。等孙承宗一到京城，立刻便有粉身碎骨之祸。”
魏忠贤一听这话，吓得魂飞天外。熹宗已经归寝，他进寝殿去把熹宗喊醒了，“绕御床哭”。熹宗一念不忍，会内阁拟旨，阻止孙承宗到京。
这时的首辅是韩，魏忠贤自然不会去请教他，由次辅顾秉谦拟旨，奋笔直书，以统兵将帅无旨擅离防区，法所不许，违者不赦。拟好上谕，半夜里开禁门，召兵部尚书进宫，把上谕分缮了三通，交兵部以飞骑分道投递。魏忠贤又矫旨守城门的太监，如果孙承宗一到，立刻将他逮捕，捆送进宫。
兵部的专差行到通州，遇到了孙承宗。既有上谕，孙承宗不能不遵。魏忠贤还不放心，派人去侦察，孙承宗只带了一名随从，哪里有领兵数万入清君侧的话？这一番虚惊，也让魏忠贤看透了规行矩步的正人君子干不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所以放手大杀东林，指使阉党梁梦环再度挑起汪文言之狱。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许显纯用苛刑逼供
三十九、许显纯用苛刑逼供
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等人的血海冤狱，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明末清初的笔记中，谈此案者不知凡几。左光斗识拔史可法的故事，在战前曾被选入初中国文读本（按：出于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然而，试问一句：杀杨、左五忠烈的真正凶手是谁？恐未见得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依我的研究，本案真正的凶手是冯铨。此人既是阉党，又是汉奸，双料无耻，合当遗臭万年！在未细谈全案以前，我先指出四点：
第一，汪文言第一次被捕，魏忠贤就想兴大狱，只以镇抚司刘侨接受了黄尊素的忠告，魏忠贤未能如愿。但《明史》上好几处都说，杨涟参魏二十四大罪，魏忠贤深为恐惧；然则何以不久便态度大变，不但不惧，而且想尽杀正人？此即出于冯铨的教唆。《清史列传·贰臣传》：
魏忠贤进香涿州，（冯）铨跪谒道左，泣诉父为东林党陷害（按：冯铨的父亲名冯盛明，官河南左布政，被劾回籍），忠贤怜之，起故官（按：复冯铨的官为翰林院检讨），洊升少詹事，充讲官、副都御史。杨涟劾忠贤二十四罪，忠贤惧，求助外廷，铨具书于忠贤侄良卿，言“外廷不足虑”，且教之行廷杖、兴大狱。
罪名重主谋，这就是冯铨主谋的证据。
第二，汪文言之狱再起，魏忠贤的干儿子、广东顺德的梁梦环为第一只猫脚爪，而梁为冯铨所引荐。而第一次汪文言之狱的发难者傅櫆，亦为冯铨所荐。
第三，二次汪文言之狱，牵涉到熊廷弼，此为冯铨的绾合，因为冯与熊有仇，必欲杀之而后快。
第四，冯铨要一网打尽善类始有入阁的希望，因为他的资望太浅，会推辅臣，无论如何轮不到他。
当时梁梦环受指使重新挑起已结之案，汪文言被捕到镇抚司，许显纯用苛刑逼供，要他招认杨涟等人贪赃受贿，这是出于阉党徐大化的献议：“彼但坐移宫罪，则无赃可指，不如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但徐大化作此献议，则系“承要人指”，早就力诋熊廷弼了，这“要人”就是冯铨。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杨涟等被捕到京
四十、杨涟等被捕到京
当然，这“要人”中还有一个兵部尚书张鹤鸣，但劝魏忠贤兴大狱者是冯铨，必欲杀熊廷弼者是冯铨，为坐实熊廷弼行贿，必须绾合杨、左，诬其受贿；是则冯铨虽无杀杨、左之名，而杨、左在冯铨如此用心之下，不死不可得，所以说冯铨为杀杨、左真正的凶手。
熊廷弼行贿之事并非空穴来风，只是行贿的对象不是杨、左。那么是谁呢？试看《明史·熊廷弼传》：
廷弼论死。后当行刑，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既而背之。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
这件事汪文言做得大错，与他后来的被冤，自有因果关系。君子立身处世，于此等处真是不可不慎。
当汪文言被捕送镇抚司后，许显纯交下来一纸名单，要汪文言诬供。汪不肯，受刑大呼：“世间岂有贪赃的杨大洪？”大洪即是杨涟的号。然而汪文言的“不合作”难不倒许显纯，他略通文墨，撕掉了汪文言的供词，自己伪造一份，东林中人“无所不牵引，而以涟、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为受杨镐、熊廷弼贿”。于是魏忠贤矫旨逮捕。
这六个人一半已罢斥为民，由锦衣卫派番役持“驾帖”，从他们的家乡逮捕到京，当时的情形是：
杨涟：坐“受赃”银二万两。被捕时“士民数万人拥道攀号，所历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涟生还”。
左光斗：坐“受赃”银二万两。被逮时“父老子弟拥为首，号哭声震原野，缇骑亦为雪涕”。
魏大中：坐“受赃”银三千两。被逮时“乡人号泣送者数千人”。
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则犹居官，在京被捕，一齐下镇抚司监狱，许显纯苛刑拷问，血肉狼藉。用刑之惨，如《消夏闲记摘钞》中“左光斗识史阁部”条所记，可见一斑：
史（可法）公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使更敝衣草屦，伪为除不洁者，引至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
在刑讯中途，杨涟等人又犯了一个错误，以致贻累子孙，这个插曲不可不叙。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许显纯改篡杨、左供词
四十一、许显纯改篡杨、左供词
杨涟、左光斗等人被捕受审，最初都否认受赃，但不屈则必用苛刑逼供。也许是他们自己的主意，也许是狱外的设谋，姑且先承认下来，可以不吃眼前亏，也可以说保住了一条命，这样全案就会移送刑部，那时再来翻供洗刷。谁知承认了正好，许显纯改篡口供，加重罪名，一奏报上去，魏忠贤矫旨仍由镇抚司追赃，五天一追比，追不出来就打，不但诬服，而且苦头吃得更多，此时大悔失计，可是已来不及了。
这时又有个奇士叫孙奇逢，也就是清初的理学大儒夏峰先生，他与参赞孙承宗军事的鹿善继是好朋友，孙承宗在上年十一月间准备入觐面攻魏忠贤，即由于间接受了孙奇逢的影响。此时见镇抚司“追赃”，孙奇逢便联络鹿善继的父亲鹿正，还有一个新城人张果中，发起募捐，为左光斗缴纳“赃款”。左光斗当过巡城御史，曾捕治吏部鱼肉乡民的不法书吏，破获过一桩伪造假印案，被捕的假官有一百余人之多，同时又曾有效地改善畿辅水利，第一次让河北人知道如何种稻子。老百姓对左光斗有极深的感情，所以“范阳三烈士”登高一呼，很快地就募集了数千两银子。
阉党一看这情形不妙，“赃款”一缴足，必须把左光斗放出去，但已打得不成人形，在如此激昂的民气之下，看见那种惨状，一定激出民变，后果不堪设想，至少限度要杀几个阉党才能平息民愤，也说不定孙承宗真的会带兵入清君侧。这就是所谓“擒虎容易纵虎难”，索性一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