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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要典》论三案的结论是如此：
其论梃击，以王之寀开衅骨肉，为诬皇祖，负先帝；论红丸，以孙慎行创不尝药之说，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终，更附不讨贼之论，轻诋皇上不得正其始，为罔上不道；论移宫，以杨涟等内结王安，故重选侍之罪，以张翊戴之功。于是遂以之寀、慎行、涟为三案罪首。（《明通鉴》卷八十）
这就是说，阉党认为神宗对光宗与福王之间，并无偏心；光宗的崩逝，并非为红丸所误；李选侍盘踞乾清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其时正在修《光宗实录》，凡事关三案的，都根据《三朝要典》加以“更正”。这是篡改历史！而从此魏忠贤要杀东林，只要根据《三朝要典》来编造罪名就行了。
幸好，《三朝要典》成书不久熹宗即已崩逝，历史真相始不致泯灭。崇祯初，首请毁《三朝要典》者是倪元璐，他的奏疏立论相当公平，他认为对三案持正反两种看法的，“各有其是”，譬如认定梃击一案为郑贵妃及其亲族的阴谋，用意是在保护东宫；而不以为有什么阴谋的，用意是在安定朝局。此正反两面，虽然主张不同，势如水火，但只是就事论事，并不像魏忠贤得势后，“逆珰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三朝要典》奉旨销毁
六十、《三朝要典》奉旨销毁
倪元璐认为三案“经此二借”，面目全非，“故凡推慈归孝于先皇，正其颂德称功于义父”；换句话说，在阉党谈三案，东林是欺诬先皇、离间骨肉的罪人，而魏忠贤则是苦心调护宫廷、安定政局的功臣，于是打击东林乃为势所必然。但“网已密而犹疑有遗鳞，势已重而或忧成翻局”，阉党为了使东林永世不得超生，于是“创立私编，标题要典”，因为是奉旨所编的官文书，自具有法律上的作用，在当时，可据要典所认定的是非入东林于罪；在将来，万一有翻案的局面出现，则魏忠贤可恃钦定的要典为有力的证据，免去死罪。因此，倪元璐提出非常通达明快的结论和建议：
三案者，天下之公议；要典者，魏氏之私书，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为金石不刊之论者，诚未深思。臣谓翻即纷嚣，改亦多事，唯有毁之而已。
思宗接纳了倪元璐的建议，降旨收集《三朝要典》成书以及原版，加以销毁。时为崇祯元年五月，魏忠贤死后半年。
魏忠贤死于思宗接位以后的第三个月，当时弹章纷飞，思宗都一概未发。以后有嘉兴贡生钱嘉征劾魏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过功；九、朘民；十、通关节。思宗看局面已经稳定，可以动手了，于是把魏忠贤找了来，叫一个识字的太监把钱嘉征的奏疏念给他听。
由太监念奏疏，是明朝皇帝处理政务的一种特殊方式。清朝皇帝，凡有奏章，都是亲自阅看，降旨亦必出于亲裁，此即鉴于明朝政柄下移之失的有力矫正。明朝皇帝由值书房的太监念奏疏，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懒，自己不高兴看，叫太监念，像明神宗那样，可能一面躺着抽鸦片，一面听奏章；再有一个原因是看不懂，像熹宗那样。不看而听，必生流弊。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由王体乾念奏疏，把其中要紧的话略而不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六十一、客氏步赴浣衣局笞死
至于思宗命太监念钱嘉征的奏疏给魏忠贤听，自是治罪的第一步，所以魏忠贤大起恐慌。其时思宗有个从王府带进宫的太监，名叶徐应元，算是心腹。魏忠贤跟他是赌钱的朋友，便走他的路子，送了一份极重的礼，希望他能在思宗面前说情。结果徐应元受了一顿申斥，发遣显陵安置；而魏忠贤得到了发凤阳安置的处分，行到安徽阜城地方，得到消息，已降旨逮捕法办，魏忠贤知道这一下绝无生理，被捕后徒然受刑吃苦，于是在旅途自缢，但亦并未落到一个全尸，奉旨“磔尸，悬首河间”——明朝的太监出在两个地方，南则福建，北则直隶河间府，此举的用意在警告那里的“净身男子”不可学魏忠贤。
魏忠贤一死，客氏的一条命当然也保不住了。她是先被抄家，发现宫女八人，《明史》上说她“盖将效吕不韦所为”，这也就是计划使这些宫女受孕后进于熹宗，生子继承大明天下，为李代桃僵之计。只不知预定中的吕不韦是魏良卿，还是客氏的儿子侯国兴。
客氏的毕命，使用宫内的单行法。按：明制，宫人年老退休或有罪者，发浣衣局居住。浣衣局俗称浆家房，所以有浆家房胡同，即北平西北的蒋养房胡同。客氏奉旨步赴浣衣局受杖，被活活打死，明人笔记上说，还有“焚尸扬灰”的身后之刑，可以想见思宗对她的深恶痛绝。
当魏忠贤发遣时，魏良卿亦下镇抚司狱。及至太监王文政奉旨抄客氏的家，发现宫女，思宗大怒，笞死客氏的同时，她的儿子侯国兴亦被捕，与魏良卿一起正法。《明史纪事本末》记：
良卿谨慎，稍善言词，国兴昏愚，与人坐，辄欠伸入梦乡。至是，俱骈首受戮，婴孩赴市有盹睡未醒者，天下以为惨毒之报，无不快之。
就当时客、魏流毒天下而言，固自有此一“快”；但三百年后的今天来看，侯国兴似乎是个白痴，在智力上还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些婴孩更属无辜，糊里糊涂降世，糊里糊涂送命，其间还糊里糊涂封侯封伯，有过一场他人辛苦一生所巴结不到的富贵，这样的怪事，实不知其为悲惨，是滑稽。
六十二、客、魏的亲属都被充军
其余客、魏两家亲属，如客氏的两个内侄客光先、客В褐蚁偷呐觯ò矗何褐蚁腿牍言诔赡暌院螅笔窃缒晟桓雠┭盍娑嫉昧瞬蛔际昊沟摹坝朗钡淖锩诘蹦甓祜额蹙偷溃渚诨摹！ �
客、魏伏诛，天下称快。当时社会宣泄郁积之情、表达是非之感，有个最流行的方法，就是编剧搬演。张岱的《陶庵梦忆》有一篇《冰山记》：“魏党败，好事作传奇十数本，多失实，余为删改之，仍名‘冰山’。城隍庙扬台，观数万人，台址鳞比，挤至大门外。”他又描写伶人扮杨涟一上场，观众无不动容，都说：“杨涟、杨涟！”仿佛真的杨涟出现了似的，这就是所谓“公道自在人心”。
在京里，元凶既除，次及阉党，一个个削官或者充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霍维华、杨维恒、阮大铖三人早就留下了后路。首先是阮大铖，从魏忠贤杀了杨、左，被召入京，当太常寺卿，此时他已看出魏忠贤不可恃，所以住了几个月，告假仍回原籍，同时做了消灭罪证工作，厚赂魏忠贤的门官，把他平日谒见魏忠贤所投的名刺全数收了回来。
这三个人是死党，等魏忠贤一败，祸将及己，阮大铖便写信给杨维恒，附了两个疏稿，一个参劾魏忠贤、崔呈秀，一个是所谓“七年合算”，把熹宗在位的七年都看作邪党当政，起先是王安，佐以杨涟及东林，王安一死便是魏忠贤，佐以崔呈秀。如果形势严重，便上前一疏；倘或事态缓和、犹有可为，便上后一疏。
阮大铖这个“七年合算”一说，确是政治上的高级手法，杨维恒得疏大喜，立刻缮上，大致是说：
汪文言以徽州库吏逃罪投王安幕下，引左光年入幕，移宫之疏，纷纷迎合，此中外倾谋宫闱之始。御史贾继春疏揭力争，汪文言等嗾台省谀王安，佐杨涟、左光斗。贾继春削职，此中外谋杀言官之始。汪文言处霍维华以谢王安，逆阉效之，逐感畹，撼中宫，此中外谋危母后之始。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思宗即位枚卜求贤
六十三、思宗即位枚卜求贤
以王安为“乱政”的罪魁祸首、东林为王安的帮手这个说法来抵消魏忠贤乱政及阉党这个名目，为阮大铖“七年合算”的主旨所在，目的是要搞成“一锅煮”，无所甄择，只好不了了之。其中最巧妙的一句话是“逆阉效之”，意指魏忠贤所做的坏事是学王安的样。阮大铖的奸狡，由此一端即已充分表现。
到了崇祯二年正月，终于开始“定逆案”。之所以迁延到这时候，主要的原因是，魏忠贤虽败，阉党犹满布朝列，没有适当的人可以来主持此案。《明史·钱龙锡传》：
庄烈帝即位，以阁臣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榗皆忠贤所用，不足倚，诏廷臣推举，列上十人。帝仿古枚卜典，贮名金瓯，焚香肃拜，以次探之，首得龙锡、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辅臣以天下多故，请益一二人，复得周道登、刘鸿训，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这六个人都是新进，资望较浅，还斗不过阉党，同时也不能获得思宗的充分信任，于是崇祯元年五月，召韩还朝，十二月抵京。下一个月就有定逆案的诏旨，由韩主持其事。
当时边患正急，而关中贼势已炽，韩和钱龙锡等人的意思，以阉党中的首要、次要分子斥逐已多，为了安定政局，不主张大张旗鼓来办，而思宗不允，《明史纪事本末》载：
逆珰既伏法，上欲因台谏言，定逆案。大学士韩、钱龙锡不欲广搜禁锢，仅列四五十人以请。上大不悦，再令广搜，且云：“皆当重处！轻则削籍。”阁臣又以数十人进。上怒其不称。
思宗不但要办外廷的阉党，而且还要办同恶的太监。阁臣以“外廷不知内事”推辞，思宗认为阁臣不是不知道，是不肯任怨。于是：
阅日，召阁臣，指黄袱所封章疏累累示阁臣曰：“此皆珰实迹也。宜一一按入之。”阁臣知势难遗漏，乃云：“臣等职司辅导，三尺法非所习也。”
六十四、大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