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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宫内火起，成祖曾派兵驰救。
第四，在仁宗即位之初，天下尚对成祖的篡夺不满，所以仁宗御制长陵碑文，不能不以谦卑的语气，婉转解释。
到了宣宗朝，大家对成祖的恶感比较淡了，而碑文中的语气，显得有些低声下气、做贼心虚，并且有些事实亦显然不符，如所谓“奸臣苍黄”这句话就已证明不实，原来“靖难”师起所指的“奸臣”只不过齐泰、黄子澄等人，连方孝孺都不在内；而齐、黄二人，城陷之日不独不在御前，且不在京城，然则“闭皇城门不内”虽为事实，而“奸臣苍黄”、“胁建文帝自焚”这两句话，却无着落。因此宣宗要在“实录”中“改正”。
历朝凡先帝有失德，子孙要瞒天下人耳目，辄以在“实录”中动手脚为主要手段，但作伪者心劳力绌，真相是无论如何湮没不干净的。且不说有许多私人笔记可作旁证，即以前后修改痕迹来看，亦足资为事实的判断，加以“长陵功德碑”和《成祖实录》对勘，诚所谓“越描越黑”。试作简单分析如下：
第一，宣宗要表示建文帝亦有投降之心，所以有“欲出迎”之语。
第二，宣宗要表示群臣离心，多以为天命有归，纷纷投诚，所以说“左右悉散，唯内侍数人而已”。
第三，因为无人为他引见成祖，所以自焚；“我何面目相见”之叹，是要表示建文帝自觉所谓“忠臣”，急难之时，各奔前程，弃而不顾，可见自己知人不明，还有什么面目见人？
第四，“长陵碑”中有个大漏洞，即对建文帝的“尸首”没有交代，因而宣宗补上一笔。此“中使”是成祖的太监，自然不会欺主，则所出建文帝之“尸”，可见绝不会假。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明成祖大索“奸臣”
十六、明成祖大索“奸臣”
为了眉目醒豁起见，成祖内犯陷京师的经过，我再撮要提示一遍：六月初燕师以都督陈瑄投降，得以渡江，取道镇江、龙潭，直薄京师；大约在六月十三，谷王及李景隆开京城西北的金川门迎燕，燕王入城，分遣诸将守城，致书建文帝；其时皇城已闭，燕王不愿以武力破宫，还驻龙江驿。约在午后不久，皇宫火起，成祖派兵驰救，火息搜索，由成祖的太监，找出一具尸首，说是建文帝已自焚。其实不是。那么建文帝到哪里去了呢？这个谜，留待以后再研究，先谈成祖入承大位之初的残忍暴虐。
成祖的本意，希望建文帝逊位让国，及至皇宫火起，才知如意算盘落空，于是一面拷问宫嫔太监，追问建文帝的下落；一面大事搜索，捉拿所谓“奸臣”。
这两件事，前者无结果，不得已肯定建文帝自焚，而在破城后的第八天将那具尸首下葬；建文马皇后亦无下落，相传被指为帝尸者，实为后尸。
搜杀“奸臣”则成祖可谓如愿以偿。他的第一个目标是齐泰、黄子澄，此两公以后不太为建文帝所信任，在进退失据的困境下，每每以此两人的名位作牺牲：与燕谋和时，他们被解职；对燕强硬时，则又召还。成祖陷京时，齐、黄都在外面募兵勤王，黄子澄在嘉兴为人所密告被捕，成祖亲自审问，不屈“磔死”，族人无论少长皆斩，姻亲一律充军。但留下一个儿子，改名田经，移居湖北，子孙中后来有人中了进士。
齐泰在燕师渡江时奉旨回京，走到半路上听说京师沦陷，走外郡想号召义士反攻。其时成祖已悬赏捉拿齐泰，他的那匹白马大概像关公的赤兔马那样，十分出名，成了一个很显著的目标，齐泰异想天开，用墨把白马涂黑，走不多远，马一出汗，墨汁淋漓，依旧褪成白色，有人诧异：“哟！那不是齐尚书的马？”因而被识破行藏，捉到京里。书生不经世务如此！而建文帝用他参国政，岂不是自找倒霉？不过话说回来，齐泰虽似书呆子，也讲原则，而且亦不算刚愎，比黄子澄要略胜一筹。
齐泰亦是不屈而死。成祖对他比对黄子澄要客气些，给他留下一个六岁的儿子。至于遭遇最惨的则是方孝孺。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方孝孺临危不屈
十七、方孝孺临危不屈
方孝孺是明太祖开国文臣第一位的宋濂的得意弟子，两蒙召见，太祖看出他是乱世忠臣的气质，认为一时用不着他，派为陕西汉中的学官。蜀王慕名聘为他的世子——嫡长子的老师，以礼相待，题其书斋名为“正学”，后世尊称他为“正学先生”的出典在此。
建文帝即位，方孝孺奉召入京为翰林院侍讲，这个官衔，顾名思义是侍奉皇帝讲读，实际上就等于建文帝的老师之一，第二年升为侍讲学士，权责也加重了，成为建文帝的最高顾问，凡有大政事裁决，往往先征询他的意见。不久，又成了建文帝的副手或代表：临朝奏事，当面决定了可否，建文帝往往就命方孝孺代为批答章折。一有空，君臣二人便商量如何臻于三代之治，甚至想复行经王莽试验失败了的井田制。建文帝对他的尊敬和信任，已驾乎齐、黄以上。
燕兵内犯，朝廷讨伐，一切诏旨檄令，都出于方孝孺之手，自然也参赞军事。他出的那些计策，道衍一望即知，不会上当。譬如说，仁宗为燕世子时留守北平，方孝孺知道他的弟弟高煦狡诈，曾想夺嫡，于是定了条反间计，在成祖兵次徐、淮时，特遣一名锦衣卫千户携带诏书赐燕世子，想为高煦制造口实，引起燕府的内乱，哪知燕世子不拆诏书，连同那名千户一起送至军前，轻易破了方孝孺的计策。但是那些义正辞严的讨伐诏檄，却引起了道衍惺惺相惜之心，所以成祖最后一次出兵时，道衍特以方孝孺为托。
道衍是这样对燕王说的：“到了京城，方孝孺一定不肯投降，请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了！”
成祖当时答应了他的要求，等方孝孺被捕下狱，成祖记起道衍的话，同时想借重他的名望及文笔，于是派人把他召入宫内，草拟即位诏书。
方孝孺一进宫就放声大哭，响彻殿庭，成祖亲自从御榻上走下来劝他说：“方先生不必如此悲苦，我不过想效法周公辅成王的故事而已。”成王是指建文帝。
“那么成王呢？”方孝孺问。
“他自己自焚而死了。”
“何不立成王之子？”
“国赖长君。”成祖有些窘了。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成祖灭方氏十族
十八、成祖灭方氏十族
所谓“成王之子”，是指建文帝的两子，长子名文奎，年方七岁，陷城后不知所终，大概是焚宫之时，烧得尸骨无存也。次子则尚只两岁，名文圭，禁锢禁中五十五年，号为“建庶人”，从小没有接触过高墙以外的人世，所以释放以后，形同白痴，连猪犬都不认得，此真人间惨不可言之事，“不幸生在帝王家”，正此之谓。
“主少则国疑”，所以“国赖长君”这句话，还勉强可以辩解，但“长君”应另有人——建文帝行二，他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吴王允熥、衡王允、徐王允，因而方孝孺反驳：“何不立成王之弟？”
驳得成祖哑口无言，只好这样说了：“这是我的家事。”叫左右拿笔墨来，坚决地说：“诏告天下，非先生来写不可！”
方孝孺一下子反了，把笔札掷在地上，且哭且骂：“死就死！诏书绝不写。”
成祖勃然变色，提出警告：“你难道不怕灭九族？”
“灭十族又如何？”
“好！”成祖接口，“我就灭你的十族。”
按：“九族”有两个说法：一说是高祖、曾祖、祖、父、本身、子、孙、曾孙、玄孙为九族；再一说是外祖父、外祖母、姨表兄弟、岳父、岳母、姑表兄弟、外甥、外孙，以及本身的族人，自然包括直系亲属在内。前一说为“九代”不是“九族”，应以后一说为是。但自古极刑无过于灭九族，现在再要加一族，倒霉了方孝孺的门生。被灭“十族”的人数不可考，只知方孝孺“外亲戍边”，于万历年间赦还的，共有一千三百余人之多。
方孝孺当然“磔死”，临终以前有首绝命词，不如《正气歌》出名，介绍在此：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死时年四十六岁，绝后。方孝孺有此决绝的表示，是因为他相信建文帝已殉社稷——这也是他的主张；如果他知道了建文帝生死成谜，或许会忍死须臾，以谋匡复。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卓敬被诛五族
十九、卓敬被诛五族
方孝孺既死，即位诏书还得有人来拟，成祖找到另一个宋濂的学生，侍读楼琏。他当面不敢辞谢，回到家对他妻子说：“我甘于学方孝孺那样而死，但怕连累了你们。”当夜自缢，不负本心。
成祖破京之初，类似的忠烈孤臣，比比皆是，其中有个卓敬，需要特加介绍。卓敬字唯恭，浙江瑞安人，洪武二十一年中进士后，除户科给事中。给事中与御史同为言官，御史以省分道，如“浙江道”、“山东道”等，而给事中配合六部分科，所以合称“科道”。卓敬为言官时，耿直无所避忌。建文初他上一道密疏，说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先帝；北平形胜之地，士马精强，金、元由此而兴，所以不宜让燕王镇北平，建议徙封南昌，就近监视，万一有变，亦易于控制。这确是曲突徙薪、防患未然的救时良方，可惜建文帝不听。
卓敬被捕，成祖虽责以离间骨肉，但颇有怜才之意，把他下在狱中，劝他投降。卓敬不屈，成祖亦不杀。哪知道衍与卓敬有仇隙，便在成祖面前进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