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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清修《明史》的争议
二十八、清修《明史》的争议
终明之世，对于建文帝未死而出亡，殆成定论，而钱牧斋于此在官史中显有牾的一大事，更煞费苦心，于不悖事实的原则下，为成祖开脱。他替山东赵士喆的《建文年谱》作序，说“唯是文皇帝之心事，与让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扬万一者”，因而他表而出之。“让皇帝”为南明对建文所上的尊号，肯定其“逊国”，他的“至德”不需赘述。所谓“文皇帝之心事”，照钱牧斋的说法：“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这就是说建文帝的行踪在成祖掌握之中，特意放他一条生路，而又唯恐建文帝不明他的“心事”，徒事仓皇，未能安居，所以特派胡和郑和“舍人求仙”、“舍近就远”，作为暗示。成祖有那么仁厚吗？当然不！不过钱牧斋是明朝的臣子，不如此调停其间，又如何说法？其人虽晚节有亏，在这些上面，不失史实之真，不暴君父之恶，立言得体，应该要佩服他。
谁知这已有定论的一重公案，到清修《明史》时，忽起争论。因为康熙初年有“朱三太子”一案，以清朝的立场而言，“朱三太子”真也是假、假也是假，才可以绝明朝的遗民志士之望，而安定人心，用意与成祖之对建文相同，所以在修《明史》时，主张建文焚死之说。其时明史馆曾为此事集议辩论，大部分迫于现实，主张“存疑”，作为对新朝的让步，小部分坚持出亡之说，而认定“焚死”者，大概绝无仅有只一个王鸿绪。王是江苏松江人，康熙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曾进呈《明史稿》，即为今《明史》的蓝本；《明史稿》原为一代大史笔万季野的原作，但在王鸿绪进呈时，为阿附清廷的意旨，改动原稿，成为建文焚死，并自撰《史例议》，力辟出亡之说为妄。钱大昕撰《万先生传》，不知其中有此一番偷天换日的伎俩，误以为万季野主焚死之说，而《清史稿·儒林传》，又采钱说入传，于是而成为对万的厚诬。
到了乾隆年间，“朱三太子”一案早成陈迹，既无顾忌，遂复其真，乾隆四十二年诏改《明史》“本纪”，建文的“书法”，重定为“棣（按：成祖名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数百年之谜，至此始正式揭出谜底。但修改过的《明史》未有通行本，目前听见，仍为乾隆四十二年的殿本。此亦是研究明史所不能不知的一番曲折。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幼帝不读书太后令长跪
第六章〓万历搜秘一、幼帝不读书太后令长跪
明朝的帝系有两次改变，第一次是由建文帝转入成祖，第二次是由武宗转入世宗。武宗就是民间熟知的正德皇帝，是个法鲁克型的顽童，身死无子，由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迎立兴献王的世子入承大统，是为世宗。兴献王为宪宗第四子，武宗的父亲孝宗为宪宗第三子，所以武宗与世宗是共祖的嫡堂兄弟。
世宗在位四十五年，此君性情严刻，私心甚重，十五岁继位，首先就为他自己和他父亲争名分，演成“大礼议”一重绝大的纠纷，为明朝党争之始。中年以后好道，数十年不朝，在宫内建坛设醮，祈求长生，平日又服方士药，慢性中毒而死。
世宗传位穆宗，在位六年；太子即位，是为神宗，年号“万历”。神宗是穆宗的第三子，名翊钧，即位时十岁，受顾命的张居正当国，为明朝第一权臣。
神宗幼时，因为“慈圣”与“张先生”督教过于严厉，反感甚深，对他一生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慈圣”者，神宗的生母李太后；“张先生”者，张居正。《明史·后妃传》：
孝定李太后……教帝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经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挈之登辇以出。帝事太后唯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内有严母，外有严师，而严母又每以严师来吓幼帝，《明史·张居正传》：
帝常赐居正札，称“元辅张少师先生”，待以师礼。……帝初即位，冯保朝夕视起居，拥护提抱有力，小扞格即以闻慈圣，慈圣训帝严，每切责之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渐长，心厌之。乾清小珰孙海、客用等，导上游戏，皆爱幸；慈圣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居正复条其党罪恶，请斥逐……因劝帝戒游宴……帝迫于太后，不得已皆报可，而心颇慊保、正矣。
“保”是冯保，为司礼秉笔太监，与张居正深相结纳，以后的结局都不好。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冯保宣旨逐首辅高拱
二、冯保宣旨逐首辅高拱
神宗对张居正的反感，固不仅因为他辅教严厉，而且在知人事以后，发觉他满嘴仁义道德，而行事不符所言。先谈顾命一事：当穆宗驾崩时，召内阁大学士受顾命，照资望以高拱为首，其次张居正，再次高仪。明朝首辅权重，而张居正又是不甘居于人下的，因此与高拱平日就不睦，坏在高拱不了解张居正居心深刻、手段毒辣，以致甫受顾命即遭斥逐。《明史纪事本末》记：
上（穆宗）不豫，己酉大渐，召阁臣高拱、张居正、高仪至乾清宫受顾命……上困甚，太监冯保宣顾命。翌日，上崩。六月甲子，皇太子即位，年始十岁，时太监冯保方居中用事，矫传大行遗诏曰：“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廷臣闻之俱骇。一日，内使传旨至阁，拱曰：“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为，吾且逐若曹矣！”内臣还报，保失色，谋逐拱。拱与居正俱负气不下，居正乃结保自固。……拱内虑保专恣，与居正、仪谋去之。居正阴泄之保，乃与保谋去拱。六月既望，昧爽，拱在直，居正引疾。召诸大臣于会极门，促居正至。拱以为且逐保也，保传皇后、皇贵妃、皇帝旨曰：“告尔内阁、五府（高阳按：前后左右中五都督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洗涤忠报，有蹈往辙，典刑处之。”拱即日出朝门。
冯保此举自然出于张居正的主谋，而成事的关键，在于神宗生母要结外援才能强化她的母以子贵的地位。清朝咸丰十一年“辛酉政变”，慈禧太后与恭王取得联络，回銮之日出密诏捕诛肃顺，整个谋略就是此案的翻版。
神宗最初敬礼张居正，颇见至诚。万历元年，也就是神宗十一岁那一年，命成国公朱希忠、大学士张居正知“经筵”——为皇帝进讲诗书，称为“经筵”；以神宗冲年而论，则张居正实为“师傅”，与平常的“经筵讲官”性质大不相同。有一天张居正忽然不舒服，大概是感冒之类，在直庐休息，神宗亲到暖阁，手调椒汤以赐；夏天进讲，特命太监为他打扇，冬天则以毡片铺地。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张居正死后抄家
三、张居正死后抄家
张居正的本质是法家而非儒家，他的相业，自有可观，虽聚敛太过，大伤本源，而知人、用人，以中枢而驾驭疆吏，真所谓万里如见，确有了不起的才具。但他个人的行为，实在不堪“夺情”之举，已使神宗鄙视。而侍经筵有失人臣之礼，更使神宗畏惮愤恨——有一次神宗谈《论语》，把“色勃如也”的“勃字”读作“背”字，张居正突然厉声纠正：“要读‘勃’字！”同列失色，神宗亦大吃一惊。
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其时神宗胞弟潞王的婚礼所需珠宝未备，太后向神宗提及，神宗答道：“年来廷臣无耻，尽献了张、冯二家。”张居正抄家之祸，起于此时。
万历十二年，辽府次妃王氏奏请籍没张居正家。按：辽王植于成祖即位后改封荆州，正为张居正的家乡。隆庆末年，袭辽王宪，颇为骄横，不理会张居正已为阁臣，对他家多所侵侮，张居正是个有怨必报的家伙，且又羡慕辽府壮丽，便存下了要扳倒辽王的心思。
不久，有人告辽王谋反，刑部讯治，侍郎洪朝选按验并无反迹，坐以“淫酗”，辽王禁高墙，废府，张居正夺辽府以为私第。至是辽王次妃修前怨，神宗降旨：
张居正诬蔑亲藩，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专权乱忠，罔上负恩，谋图不忠。本当斫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俱令烟瘴地面充军。
此诏已在张居正抄家以后，史称其籍没地产不及严嵩二十分之一，那也十分可观了。《天水冰山录》记严嵩籍没财产清单之后，附“籍没张居正数”，仅金银器皿首饰之数就有：
金器皿六百十七件，重三千七百十一两；金首饰七百四十八件，重九百九十两；银器皿九百八十六件，重五千二百四十两。
至于冯保，自张居正死后，太后亦久已归政，已失奥援而窃权如故，此因神宗从小由冯保扶掖提抱，别有惮畏；然而终亦由于朝臣的鼓励力请，把他发到南京居住，久之乃死，死后亦不免抄家。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养士厚薄不同之报
四、养士厚薄不同之报
神宗是张居正的学生，学生抄了老师的家，自然不会是个好学生，而老师的教育亦必定破产。神宗所得的严母严师之教，激出完全相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