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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复电：停战签字必须推迟。
1953年6月下旬，朝鲜金城前线，精力充沛的杨勇爬山越岭，到前沿阵地进行了现地勘察，了解了地形和敌情。前方炮声隆隆，两侧树木还在燃烧，飘着浓烟。
他看到，金城以南，是对方战线的突出部，约25公里宽。突出部是以轿岩山为主的一片山地，山高坡陡，易守难攻。而西部、西北部山势较低，尤其是金城西南地形开阔，双方阵地相距近千米，不易接近。突出部的东侧是长达317公里的北汉江，江水深约5米，水流湍急，不能徒涉。对方在这一带担任防御的是李承晚的首都师和第3、6、8师，这几个师都是李承晚的精锐部队，特别是首都师，是他的一张“王牌”。
这或许是朝鲜战争的压轴戏，这台戏该怎么唱？这是杨勇察看地形时一直在冥思苦想的问题。
杨勇眯着眼睛，眺望远方，想到很多：
就在2个月前──1953年4月18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毛泽东在中南海那间宽大简朴的办公室里，挥动着遒劲有力的大笔，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一项新的任命：调任杨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
杨勇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接到新的任命的。杨勇与杨得志、杨成武是人民解放军著名的三虎将。1930年参加红军，开始了戎马生涯。新中国成立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他曾多次要求参加志愿军。尽管周恩来也曾说过，要把“三杨”拿出去，让“三杨开泰”。但由于种种原因，杨得志、杨成武已先期赴朝，而杨勇一再要求参加志愿军，请缨杀敌。他常常面向军用地图久久地凝视和思考，在地图上画出各种标记，记熟了许多朝鲜地名，好象自己已经置身于朝鲜战地似的。他和大家认真学习和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如今杨勇终于如愿以偿。命令一下达，杨勇迅速交代了工作，带着简单的行装，急不可待地奔赴朝鲜前线。
作为一名军人，他深知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肩负的使命；作为一名将领，他比一般人更清楚朝鲜的形势：
进入1953年后，朝鲜战局仍处于对峙状态。年初，美国陆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发动了“陆空联合作战”。范弗里特在指挥朝鲜前线地面部队作战的两年多时间内，战绩一直不如人意。他就要退役回国了。选择了“丁字山”这个有利于进攻的阵地作为最后的攻击目标，1月25日发起了这次进攻。
那天，范弗里特邀请了一批高级官员和各国新闻记者，亲临战场前来观看他一手导演的“陆空联合作战”。那些应邀到场的客人们，每人抱着一本彩色精印的“进攻路线图”和“作战进程时间表”，以为这场“陆空联合攻击”会很快地占领山头。可是结果呢？伤亡比例是9：1。
美国合众社报道说：他们看到的是“联军这次进攻，被那些联军以为已被大炮和飞机打得粉碎的共军击退了。”
英国记者也报道：“‘丁形山’上深沟据守的共军，使联军丢了脸，联军在3个月以来所进行的最猛烈的攻击竟被共军击退”等等。
美国国会许多议员纷纷向国防部提出质问：“不管采取什么方法，美国的死亡名单必定更长。”
范弗里特就这样离开了朝鲜。这时，狭长的朝鲜半岛集结了300万军队，“联合国军”总兵力为120万人，朝中方面总兵力达180万人，已超过对手，火力也有很大加强。
双方实力的转换迫使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不得不又一次回到板门店谈判桌上来。1953年4月20日，中断6个多月的朝鲜停战谈判复会。杨勇由衷佩服毛泽东早在半年多前就预见到这一夭。
毛泽东那时就指出：
“……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
……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
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
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上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
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3个月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
现在是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每个战士都懂得要坚持到底。
究竟打到哪一年为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
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30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的，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
一、要死人；他们为扣留1万多个俘虏奋斗，就死掉了3万多人。他们的人总比我们少得多。
二、要用钱。他们一年要用100多亿美元。我们用的钱比他们少得多，今年比去年又减少一半。“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一年半。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
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
四、还有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们出兵侵略朝鲜，没有料到我们出兵援助朝鲜。
我们的事情比较好办。国内的事我们可以完全作主。但是，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美国的参谋长是他们自己的人。所以，朝鲜战争是否打下去，我们和朝鲜一方只能作一半主。
总之，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
杨勇听到毛泽东入木三分的分析，不能不佩服这位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杨勇一入朝，正赶上志愿军胜利结束1953年春季反登陆作战准备，井从5月13日发动夏季反击战役第一、二次攻击。
志愿军的卡秋莎火箭炮部队一个师首次参加了战斗，大显神威。晚上21时，卡秋莎准时发射，炮火形成数道火光，象刮大风似的飞向敌人阵地，红透了半边天，几平方公里的敌人阵地被全部覆盖，迅速燃烧起来了。
志愿军夏季反击战役这种势在必打、势在大打的架式使停战谈判中拖延将近一年半的最后一项问题——遣返战俘问题，终于在1953年6月8日达成协议，并公布于世。至此，朝鲜停战谈判全部达成协议，正在筹划签字仪式。双方心照不宣，都有一个大体的停战日期，即6几25日，朝鲜战争爆发3周年这一天举行签字仪式，结束战争。
就在彭德怀从北京前往朝鲜签字途中，李承晚从6月17日深夜起，“就地释放”了2．7万名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
李承晚企图利用北朝鲜和中国战俘问题，破坏和平谈判，并使战事再起。李承晚宣称，如果需要，韩国军队将单独战斗到“最后胜利”。
李承晚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那段时间，杨勇从报刊上、内部材料上不断看到一些国家对李承晚的强烈遣责。
《印度时报》说：“局势要求我们以全力拯救停战……必须尽一切力量追回被释放的战俘。必须给予严重惩罚，包括在必要时用立即把李承晚撤职的威胁来迫使甫韩政府在这个工作中进行合作。”
美国国会内对此议论纷纷，一部分议员甚至也认为美国应追回被劫夺的战俘，一个参议员说：“我们应尽我们可能尽的力量追回一切战俘，这样就表示了我们的诚意，然后，我们应该坚持立即停战。”另一个参议员指责李承晚是“老牌的、失败的、变化无常的统治者”。
英国首相邱吉尔于6月22日在下议院宣读了英国政府致李承晚政府的照会：“……作为一个有军队参加朝鲜战争的联合国成员，女王政府强烈谴责这种侵犯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权限的背叛行为，这种权限是韩国在1950年曾经同意的。”邱吉尔说：“事态显然非常严重充满着危险”。“现在看来，追回被放的战俘——象中国与北朝鲜共方所要求的——是十分明智之举”。
6月20日22时，彭德怀由北京赴开城，准备办理停战协定签字事宜，途经平壤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毛主席：20日晨抵安东，南北朝鲜均降雨，故白日乘车至大使馆，与克农、邓华均通电话。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须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万5千人（6月上半月据邓华说消灭伪军1万5千人），此意已告邓华妥为布置，拟明21日见金首相，22日去志司面商停战后各项布置，妥否盼示。”
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当即复电，表示同意：
“彭德怀同志：
6月20日22时电悉，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后，彭德怀亲自主持开会研究，决定立即在全线发起夏季第三次攻击。彭德怀说：“要捏紧拳头，狠敲李承晚军队一家伙，把它彻底打痛。”杨勇和兵团前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王平参加了会议，并接受了主攻任务。
24日，他向志愿军司令部电告，以5个军的强大兵力，在金城以南实施进攻，并以拉直金城以南战线，歼灭伪首都师、伪6、伪8、伪3师为战役目的。7月上旬完成战役准备，7月10日前后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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