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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矿上的副矿长舒楚生趁李立三离开安源之机，亲至俱乐部探听情形。一方面对蒋、蔡等人进行恐吓，一面又以津贴俱乐部经费、拨给俱乐部房屋进行拉拢，借保无事。蒋、蔡等未为所诱，反借机向工人大力宣传：“舒矿长都到了俱乐部，矿长都不敢轻视俱乐部，可见俱乐部是正当的机关了。”俱乐部日夜宣传讲演，听者日众一日，革命空气反而愈造愈浓。
舒矿长见威胁不成，利诱无效，且形势日趋“严重”，乃同路局机务处徐处长等联名禀报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说俱乐部是“乱党机关”，请以武力封禁。
蒋先云同朱少连等一起，不顾当局的威吓和利诱，猛烈推动工潮。此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劳动立法运动，安源工人俱乐部积极响应。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领导下，同粤汉铁路新河、岳州工人俱乐部一起，发起成立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和湖南劳动立法同盟，通电全国，赞成劳动法案，敦促北京国会尽快通过。与此同时，在工人中广为宣传劳动法案19条。经过这些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到9月初，党员增加到10余人，青年团员增加到30余人，工人俱乐部部员增加到约700人，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日益提高，斗争情绪日益高涨。
9月7日，赣西镇守使肖安国换防抵达萍乡，路矿当局便大施恐吓手段。路局职员徐海波装神弄鬼，以虚伪之友谊（与朱少连是同学关系），动员俱乐部副主任朱少连迅速离开安源，并进行恐吓：否则必有杀身之祸。还扬言要砍掉李立三的脑壳。次日，两局挂名职员沈开运也连续数次对蒋先云、蔡增准二人进行恐吓。他们以为把朱、蒋、蔡几人先行吓走，俱乐部必定自然瓦解。哪知，朱等强硬异常，不为所动。且声明：“禀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
9月5日下午，李立三在长沙出席了“泥木工会”成立大会，发表了富有鼓动性的报告。散会后，他去会见了毛泽东。两人约定在安源见面，随即离开长沙，顺路回到醴陵探亲。
9月7日，毛泽东到达安源，这时李立三还在醴陵，毛泽东召开安源党支部会议，向大家介绍了各地工人运动的形势，同时认真听取了蒋、朱等人的汇报，他不时点头称好。最后坚定地说：从目前安源实际情况来看，举行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要使资本家让步，非罢工不可。在罢工中，胆子要大，心要细。要有勇有谋。有勇无谋，就会站不住脚。毛泽东派人（俱乐部的易友文）送信给李立三，让他速回安源领导罢工斗争，然后就回长沙去了。
李立三于9月9日赶到安源，照毛泽东的指示，加紧罢工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召开党支部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决定立即着手组织路矿两局全体工人一致罢工，以争得工人俱乐部的合法权利，减轻工人们所受的压迫和痛苦。
9月10日，路矿当局请萍乡县公署正式发出布告，训令俱乐部自行关闭。李立三面对反动当局的恐吓而不惧，立即向工人明确表示：“誓死不离安源，坚决同安源工人一起战斗！”极大地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
此时，矿长李寿铨、副矿长舒修泰，一看形势不妙，见恐吓无效，立即改变为软化手段，请李立三不要把查封俱乐部的命令向工人公布，一再声称这里是一场误会。他还发誓赌咒，答应要往官厅疏通，对俱乐部加以保护。李立三识破这是矿局使用的缓兵之计，趁此，以俱乐部名义向路矿两局提出三条要求：
萍矿矿长钧鉴：
工人等为提高工人知识起见，组织俱乐部，成立已经数月，并已陈明行政官厅出示保护在案。乃近日谣言迭起，传闻肖镇守使欲封闭俱乐部。工人等异常愤激，各处传述，以为此次谣言起因，皆由路矿当局欲借外力破坏俱乐部。工人等势不承认。今将全体部员提出最低限度之要求如左：
一、请矿长会同株萍铁路局局长陈请行政官厅，明白出示保护俱乐部，严禁造谣；
二、俱乐部所设互济、游艺、学校等项，现每月开支预计约二百元，请路矿两局按月各津贴一百元；
三、请于七日内将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清。
以上三条，请于十二日午前十二时以前完全答复，以息众愤。如至期未蒙满意答复，工人等迫不得已当为最后之对付。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敬祝
公安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全体部员同启
1922年9月11日午前8时
同日，俱乐部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全国工友发出了快邮代电，请求全国的声援。电文称：“我们俱乐部成立有数月，我们本着我们光明正大的宗旨做我们光明正大的事业。不料路矿两局怀着鬼胎，时加破坏，施尽各种阴谋终不得其一逞。阴谋者乃于昨日假萍乡县知事之官威，下了一道指令，要我们自行解散。我们迫不得已，经全体议决，明白向路矿两局要求最低限制（度）之条件，并限明日答复，否则当作最后的对待。各地工友们呀！快来援助我们”！
12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接到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回复，声援安源工人的斗争，“请你们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有代价，死有价值！我们对于你们表无限的同情，决设法为诸君声援”！
12日，党支部书记、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又收到毛泽东写给他的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对“哀而动人”这一策略再次作了解释；“这样既可以动员全体工人坚决地同资本家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同时又可以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毛泽东还强调，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是要将绝大多数工人充分发动，严密组织起来，防止敌人分裂工人队伍。只有靠全体工人的坚固团结和坚决地斗争，敌人才会退让。
李立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这个口号既激励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战斗决心，又博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对于罢工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9月12日，路矿当局第一次答复。俱乐部认为甚不圆满，遂再通告路矿两局限即时答复。当日，路矿两局虽然改变了原来欺压的态度为谦虚的态度，作出了具体答复，但对积欠存饷一项之答复，仍不圆满。俱乐部又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剥削等条件，要求答复。
为协助李立三的工作，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派遣，刚从莫斯科学习回国的刘少奇，于9月11日抵达安源。
12日晚，李立三主持召开党支部会议，与刘少奇一起研究了罢工的具体计划。
首先，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由李立三担任总指挥，全面指挥罢工斗争。为防止敌人对李立三进行谋害，会议决定罢工开始后，李立三要隐避策应，由新到安源、很少有人认识的刘少奇为俱乐部全权代表，驻部应付一切；第二，起草了《罢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发清欠饷、废除封建把头制度等17项复工条件；第三，决定派人到各处向工人进行宣传鼓动，进行细致的组织发动，大肆宣传“我们要活命，我们要饭吃！”、“我们于死中求活”、“我们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等，每句言词无不入情动心；第四，为防范敌人捣乱，应付可能出现的紧急事态，决定扩大工人监察队，负责维持秩序；同时，组织工人侦察队，负责秘密探听消息，侦截路矿当局的电讯往来；第五、决定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对罢工作出部署，一俟俱乐部的罢工命令发出，除发电厂、锅炉房、打风机、抽水机等要害部位照常开工以争取社会同情和主动权外，全体工人一致停工，各归住房，听从指挥，各工作处所，由俱乐部派监守员严加守护；第六、为便于统一行动，确定乘早上换班时开始罢工。
为了争取社会同情，李立三注意运用斗争策略，一方面积极做商会的工作，争取商会对工人采取同情态度，充当调解人；另一方面他及时去做“洪帮”的工作，力求争取洪帮对罢工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当时的安源帮会林立，尤其是洪帮的势力最大，工人不加入洪帮就难以找到工作，所以加入洪帮的人很多。洪帮的头子是矿上的顾问，包工头大多数是他的徒弟。矿上资本家利用他们压迫工人，而包工头则又以“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幸福”等欺骗工人。这在当时的旧中国是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因此，要想取到罢工的胜利，不争取洪帮就没有办法。李立三最担心的是洪帮破坏罢工。为了争取洪帮，李立三积极做洪帮小头目的工作，并从中发展了两名党员。
9月13日，李立三找了两个小头目带着他来会见洪帮头子。李立三为此准备了一点礼物：两瓶酒、一只大公鸡。洪帮帮主章龙见身居工人俱乐部主任要职的李立三亲自登门拜访，觉得是看得起自己，所以非常高兴，热情接待，一口一声李主任。李立三爽快地与帮主一起共喝鸡血酒，喊了他一声“大哥”！然后说：我们要罢工。罢工是为穷兄弟谋幸福，保护穷人的利益，请你务必多多帮忙。帮主章龙拍着胸脯，连声说道：“一定帮忙！一定帮忙！”
李立三接着向章龙提出了在举行罢工期间的三个要求：（1）（鸦片）烟馆关门；（2）街上的赌场收摊；（3）不发生抢劫案。
帮主又连拍三下胸脯说：“第一条我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