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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 继蒋介石叛变之后，由动摇走向反动。各种反革命力量结伙向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扑来，党内思想混乱，党的领导“像迷失路途似的”。
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讨论中国问题，决定罗易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立即派罗明那兹同志去武汉接替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工作。
6月底，共产国际来电，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共中央，解除顾问鲍罗廷的职务并调回国。但鲍罗廷扣住了国际的训令，没有及时传达执行。因为他清楚自己和陈独秀的命运的一致性，陈独秀时代的结束就是他鲍罗廷时代的结束。他尽力拖延，希望峰回路转。拖了半个月，不能继续拖了，因国民党已准备公开叛变，汪精卫已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
7月7日（或8日），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传达了国际的训令。陈独秀一言不发，只点了点头。老鲍很伤感，在中国很多问题上，他与中共这位领导人是一致的。他宣布：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同志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瞿秋白、蔡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指定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政治局职权。
会后，陈独秀给临时中央写了一封信，称“我实在不能工作”，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后，收拾了自己的办公室，神情憔悴，似笑非笑地咧了咧嘴，拿着一把大大的芭蕉扇，拖踏着一双黑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
7月12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立，陈独秀停职，从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随后不久，共产国际来电，调鲍罗廷立即动身回莫斯科。因此，7月14日鲍罗廷在瞿秋白陪同下就上庐山去了。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本党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号召“国民党党员群众及一般民众起来，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
7月14日晚，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了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党计划。7月16日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取缔共产党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随之，汪精卫集团就同蒋介石集团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在蒋介石、汪精卫的疯狂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之三、 主持第一次九江会议 力主“独立的军事行动”
在大革命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面对汪精卫正在进行的反革命大屠杀，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并取得胜利，新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一方面部署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和把党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一方面在军事上又决定组织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把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叶挺所在的第11军（叶是11军下属、24师师长）和贺龙的第20军，开回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图再举。为此，党中央特派中央常委李立三与秘书长邓中夏去党的力量较强的第4军、第11军驻地――九江，做部队移师广东的准备工作。
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问题，李立三在1927年10月写的《“八一” 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文中指出：“我们动身（去九江）时，中央并未给我们准备此项工作任务。”也就是说，在此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要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
7月19日李立三和邓中夏奉中央命令抵达九江后，谭平山也到了九江。当天晚上，在九江的一幢二层楼房里，在李立三的主持下，召开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会议。
一向敢于冲锋陷阵的李立三在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时指出：“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 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生智）。张发奎态度虽然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精卫）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C。P。（即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C。P。’之表示。”“在军事上，4军、11军已向南昌移动，驻扎于马四岭、涂家埠一带，20军已渐次集中九江。朱培德之3军移驻樟树，9军移驻临川。程潜之6军经江西之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形势……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之时期，而张（发奎）尚徘徊于武汉，则张之不可靠，更可证明。”由于“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3、6、9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
邓中夏也表示了他的同感：“对，我们党内还有相当的人对张发奎抱有幻想，我认为应该抛弃这种想法。”谭平山当即提出：“现在的部队应集中南昌，在此联合贺龙的20军举行暴动。”三人商议“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20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3、6、9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这样，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建议就在这天晚上确定下来。”“在这次会议中，没有不同意见，遂将这项意见报告中央。”
此时，前中央常委瞿秋白正在庐山。李立三他们研究以后，3人分工：谭平山留在九江，20日，李立三、邓中夏“即赴庐山和（瞿）秋白商议，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瞿）秋白听完李立三、邓中夏的分析意见后，情绪激昂地说：“我们早就该这样干了，我们已经压抑得太久了，也许这次暴动会给我们党带来新的希冀。”“当时闻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之讯，（李立三）即请秋白代表在浔（九江）负责同志之意见，并请中央即速可决。”当时，林伯渠的堂叔在庐山英国人开设的饭店——仙岩客寓当大师傅，22日李立三又在他的厨房里召集了一次会议。他们用围裙遮起窗户，点起蜡烛，讨论有关武装起义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林伯渠等10来个人。大家都表示赞同。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对举行南昌起义建议的提出有明确记叙，他写道：
“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五人常委派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干部前往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中的部分力量，重返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老军阀。旋因军事形势变化，敌情紧急，李立三同志等一致向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征得当时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同志的同意。政治局常委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派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委员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遂于八月一日胜利地举行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
之四、第二次九江会议再议决暴动计划
正当李立三与邓中夏在庐山与瞿秋白商谈时，谭平山在九江得知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黄琪翔等将在庐山开会，要“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的共产党员”。
7月23日，恽代英、贺龙到达九江，“黄琪翔、 朱培德即邀其赴庐山开会，并百般拉拢。”“同时（谭）平山已将在南昌举行暴动之计划，探贺龙之意见，贺表示甚为热烈。”“又得叶挺出来说硬话，于是贺之主张更为坚决。”由于形势危急，谭平山、恽代英发电报通知仍留在庐山的李立三回到九江开会。
7月23日晚和24日，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会议，具体研究了南昌暴动的计划、政纲、宣言以及组织与宁、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问题。决定：叶、 贺“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为暴动之目的。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 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
第二次九江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 但在讨论要不要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时，发生了“很大的争论”。“立三、代英主张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为暴动的目的，因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中夏、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谓恐因此惹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分化，争论极烈，当日会议无从决定（两方人数一样），只决定报告中央征可否？”
7月22日，鲍罗廷与瞿秋白从庐山秘密赶到武汉。25日临时中央常委开会，鲍罗廷又宣布：瞿秋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秋白把（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决定（建议）由浔带到汉口，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在）南昌（起义）的决定。”会议同意了瞿秋白由九江带回去的提案。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他（周恩来）说，刚才接到李立三等由九江来信，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发起暴动。周恩来因而赞成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首先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工农群众，形成反武汉、反南京的中心。他估计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