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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南方局在汕头开会，对张国焘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决定推选张太雷任南方局书记。
9月28日，张太雷在汕头主持召开南方局会议，决定增加李立三为南方局委员。
10月15日南方局与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改组了南方局，由张太雷担任南方局书记，李立三在会上报告了《“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会议通过了第14号通告。
10月21日，中共中央在致广东省委的信中关于叶贺军队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问题中指出：关于溃散之同志……现尚在前敌（委员会）负重要工作的同志，无必要留在前敌的，须一律设法回沪。
10月23日，中央给广东的信称，张太雷已到，定于11月8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广东通知周恩来务必于11月7日前赶到上海。中央还决定取消南方局，广西归广东省委指挥。
遵照中央的通知，李立三于10月底由香港赶到上海。1940年李立三在《自述》中写道：
南昌起义失败后，党内发生派性斗争，蔡和森同志公开鼓动成立左派小组，我反对蔡和森，也反对张国焘，又不完全同意由瞿秋白同志领导的政治局……由香港到上海后，中央决定派我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会议，因准备出国，所以此间没有参加中央的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和《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他认为：广州时期为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的全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阶段；武汉时期为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土地革命阶段”；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为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革命”阶段。斯大林甚至认为“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潮成为事实。”
共产国际把斯大林的“三阶段论”奉为神圣的信条，并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因此，它在较长的时间内成为一种模式，成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也是历次“左”倾错误的根源。
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那兹来到中国后，按照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指导中国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提出“不断革命论”。
11月8、9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出席会议作报告，认为中国革命潮流是不断高涨，革命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革命任务是在中心城市搞武装暴动。会议接受了他的主张，通过了由罗明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强调“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并对全国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本来，那个时候革命已转入低潮，各地革命力量已遭受严重的摧残，共产党员由原来的六万锐减至一万多人。而决议案却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仍在“不断高涨”，“现时全中国的状态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它不承认1927年革命的失败，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错误地规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特别要求“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这个决议使“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次会议，还根据罗明那兹的提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的政策，指责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了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全部成员以警告处分（张国焘不是前敌委员会成员）。
因此，李立三与张国焘就住在中央招待所等待重新分配工作。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罗明那兹回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而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的任务，就交给了另一个共产国际代表诺依曼了。
11月会议形成的“左”倾盲动主义，特别是那种不顾客观条件的蛮干，在实际工作中导致了许多损失，使大革命失败后艰难地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进一步遭到破坏。
李维汉曾经写道：中央11月扩大会议规定的“现时形势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总策略”，实质上是幻想全国总暴动的策略，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广州暴动”问题上……中央扩大会议后几天，中央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讨论了广州暴动问题，决定了广东暴动的计划。
根据中央的决定，12月11日凌晨2时半，张太雷、恽代英、叶挺终于发动了广州起义，一举占领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早上6时，张太雷主持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工农兵执委代表联合举行的第一次联席会议，发表《广州苏维埃宣言》，宣告：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苏兆征，人民军事委员张太雷，人民内务委员黄平，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
但苏维埃只存在了两天。12日下午，珠江河南岸的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分兵直扑起义军总指挥部，下午2时，张太雷在西瓜园指挥战斗中，遭敌人伏击，身中三枪，壮烈牺牲。为保存起义有生力量，13日，起义指挥部决定撤出广州市区。国民党反动派于13日下午重占广州。在此后的五六天时间内，有2000多人被捕，惨遭拷问；共有5700多名工农兵士遭到杀害。苏联领事馆5人全部被捕，副领事哈兹斯也被杀害。1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宣布与苏联绝交，下令撤销苏联在国民党区域内的苏联领事馆及商务代办处，停止苏联国营企业，缉捕苏联共产党人，驱逐一切苏联人员出境。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起义终于失败。
15日，共产国际发表了《为广州暴动告全世界工人兵士及被压迫民众宣言》。
李维汉在回忆中写道：这次广州起义，由于盲动主义的指导，终于失败，使广州的广大人民群众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大屠杀，而成为“退兵的一战”。
尽管起义已经失败，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于14日又发出了第23号通告，指示广东省委：“在广东总的策略是广州的力量应迅速扑灭附近的敌人，向外发展与海陆丰势力结合，尤其要紧的是立刻发动全省各地工农暴动，以全省各地的暴动来保卫决定广州的胜利。”
三、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处理广州起义善后事宜
1927年12月15日，中央常委决定派李立三、阮啸仙即赴广东，让李立三以中央巡视员资格参加省委常委指导工作，处理广州起义（失败）的善后事宜，重建省委，恢复广东全省党的工作。
中央要求李立三贯彻执行中央11月扩大会议各项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普遍暴动”，“洗刷机会主义遗毒”和“党的干部工人化”。这实质上是继续搞冒险主义政策，开展反右倾斗争和以“干部工人化”为口号改造各级党组织。这是李立三去广东前，瞿秋白中央交给他的基本工作方针。
李立三接受中央委派后，携着妻子李崇善，化装成一位富商，于12月20日抵达香港。当天晚上就在香港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临时会议，讨论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广东各项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李立三于21日写信报告中央：省委认为中央指示的“广州暴动是全省暴动的开始，而不是最后一幕”非常正确。因此，除了暴动没有出路。省委反对任何失败观念。鉴于原省委书记张太雷在起义中已牺牲，此时在港只有一名省委书记，因此，会议决定暂时增加3人，以张善铭代理省委书记（另二人不详），李立三则以中央巡视员资格参加常委指导省委工作，俟1928年1月1日召集省委全体会议时再行改组。这是李立三到香港后，以广东省委名义向中央写的第一个报告。
22日，广东省委就东江暴动总策略致信东委，指示他们即刻执行由海陆丰扩大到全东江割据的计划，向惠州发展转向海陆丰周围蔓延……并派大批海陆丰农民到各县去指导、帮助农民暴动。同时指示，海陆丰政权对小商人要采取和缓政策，等等。
广州起义失败后，敌人在广州疯狂地进行大屠杀。在此紧急关头，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干部和工人赤卫队员，纷纷逃到香港。他们由于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一直在广州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分钟，陷于反革命军队的重重包围中，亲眼看到了同志被杀的惨状。因此，他们对起义的指挥机关有很大的意见，纷纷找党的领导人反映情况。有的甚至说他们被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人当做傻瓜，受了愚弄。李立三到香港后，很快就陷于这些脱险同志的包围之中，反复听到同志们的倾诉，也了解了很多情况。所以，在李立三到达香港一星期后，即12月28日，他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失败后的任务的报告”。
这个报告首先分十二个方面报告了“现在各方的情形”， 说在反革命疯狂反扑下革命力量遭到极大的摧残，党的“指导机关大多数还是旧的知识分子，七个巡视员没有一个是工人同志……执行起来便仍是旧的机会主义的方法。”“全是一种旧的军事投机，命令农军去打，群众全未起来。”李立三在谈到现在的策略和今后的工作时根据中央11月会议精神强调“现在广东客观的情形，革命仍是高潮，所以决定继续暴动之策略。”但是在具体工作部署上，显然是吸取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他提出“第一步在西北江南路均先从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发动暴动，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报告在谈到广州暴动的问题时提出了4点批评：
1．暴动时不但未尽力发动群众并且阻止煽动群众的工作，因恐加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