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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在大力批评和纠正“左”的情绪的同时，还深刻批评和纠正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的悲观消极情绪。有的人面对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散布悲观论调，说“革命没有办法”。李立三说，“现在革命，果然是没有办法吗？不，完全不是的。很明显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帝国主义正在更厉害地压迫我们，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广大群众的生活比以前加倍地痛苦，这样的局面能够安宁下去吗？就是没有共产党，恐怕洪秀全、杨秀清之流也要起来造反……单纯的白色恐怖之上，绝不能建设长期的统治，所以客观上证明革命是一定要来的，只怕我们不努力，坐待世界大战及世界革命的爆发。若只要坐待，那就恐怕到了爆发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
还有人习惯于“喊开会”、“散传单”、“贴标语”，无条件地号召“暴动”、“罢工”等一套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不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脱离群众，反而只怪“群众脱离了党”，说“工作没办法”。李立三在文章中指出，现在决不是工作没有办法，而是没有方法。他号召全党要“了解群众日常的痛苦”，“抛弃命令主义精神，深入群众中很实际地去学习工作方法”。他说，这就是我们目前工作上的主要口号……
1929年6、7月间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总结了近一年来的工作，在其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出：一九二八年七月党的六大以后，中国革命由遭受挫折到走向复兴。党已经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涣散的状态中挽救出来，并且建立了组织上的相当基础。”“主要的城市支部在群众中渐能起领导作用。”
四、李立三为毛泽东复职
六大以后，党中央和李立三开始十分注意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李立三在自己的文章中热情报道和评述毛泽东、朱德所领导的红军战争。如他于1929年7月1日在《布尔塞维克》刊物第7期上发表文章，写到：“现在散处各地的红军……最著名的自然是朱毛所领导的红军，两年间经过国民党之无数次的围剿，国民党的报纸也曾无数次宣布其围剿的‘胜利’，但事实终是事实，朱毛的红军直到现在还是日趋发展……朱毛是革命农民之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他所走到的地方……无疑义地要提高群众之革命情绪，扩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
这是李立三的由衷之言，也代表了他作为党的实际领导的一种态度。
同时，在代表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信中，也广为推崇朱、毛经验。如在《中央给云卿（贺龙）并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信》中，就明确指示：“据朱毛几年战争所得战争经验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这些经验很可以做你们参考。”
也就在那年，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红四军党内，在一些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由于毛泽东与朱德是争论的双方，在6月8日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主持在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陈毅在报告中宣布对“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大会改选了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只当选为委员，毛泽东离开了前委的主要领导岗位。
中共中央得知红四军的分歧后，通知红四军派人来中央汇报情况。因此，8月下旬，陈毅奉命抵达上海，并很快同中央接上头。身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秘书长的李立三首先代表中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当即表示：立即向政治局汇报，同时代表中央要求陈毅尽快写好几种上报中央的书面材料。陈毅根据李立三的意见，好几天深居简出，躲在旅馆内赶写书面汇报材料。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陈毅的汇报，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等出席了会议。李立三代表党中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正确领导，并且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会议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通过。这样，周恩来、李立三便一次次地到陈毅住的旅馆来聚会和陈毅一起讨论修改。李立三还与陈毅“边下棋”边讨论问题，以下棋作掩护。
经过三人讨论，由陈毅执笔，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指示信》。这就是后来所谓《九月来信》。这份指示信为后来的“古田会议”明确了指导思想，信中还明确规定“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
10月1日，受中央委托，陈毅离开上海，回到红四军后，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详细介绍了他这次上海之行，并转达了周恩来、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在11月28日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和李立三、周恩来对四军工作的口头指示。“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由此恢复了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
毛泽东得知李立三在主持中央的工作后，心中十分高兴。因此，会议结束当天，毛泽东立即给李立三写了一封充满极度友情的信，向李立三报告了他的近况；委托李立三替他与弟弟毛泽民以及爱妻杨开慧、儿子毛岸英取得联系；要求李立三帮助他解决“知识饥荒”，“时常寄书报”给他；请求这位上级领导“能抽暇写信（对他进行）指导。”
我们始终不知道李立三收到这封信后是如何处理毛泽东托办的事情的，但从信中可以看出，李立三作为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对他是尊敬与支持的，作为朋友和同志，毛泽东对他是信赖和寄予厚望的。这封信就是他们友谊的见证。
六大以后，由于实际负党中央领导之责的李立三认真贯彻执行了正确路线，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全党工作有了显著的进步，城乡革命力量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1929年，党在城市产业工人中的党支部已经恢复和发展到229个，一些主要大城市相继恢复了工会，学生运动也有发展。同时期，由于党中央积极推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影响，红军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也有更大的发展。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逐步新开创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后建立起来的红五军，恢复创建了湘赣和湘鄂赣根据地；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红十军创建了赣东北根据地。此外，郭树申、许继慎、邝继勋等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的洪湖和湘鄂西根据地也在这期间有很大的发展。1929年秋，党中央派邓小平去广西右江地区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左、右江根据地……据1930年6月统计，全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十几个军，约10万人，创建了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
五、与托陈反对派的斗争
六大以后，李立三积极参与了党中央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托派）结合而成的托陈取消派的斗争。
六大前后，一些在莫斯科学习的受到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少数留苏学生，先后回到国内，从事托派活动。1929年4月开始，他们出版自己的刊物，登载各种文章，极力宣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错误观点。他们认为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应当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产党员不应加入国民党；在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应该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他们认为，国民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当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争取关税自主，没收中外资本家的大企业、工厂，从而否定了农民土地革命的意义，并且主张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同意托派的观点，开始在中共内部组织“左派反对派”。他们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已经没有革命的形势，党不应当组织军队和进行武装斗争；他们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按照托派的观点，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革命任务和革命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提出了同党对立的主张。
1929年8月，李立三针锋相对，写出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的机会主义大纲》一文，发表在由他领导的《红旗》第36期《反托洛茨基专号》上。这个大纲全面系统地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理论错误及其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错误主张，批判了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错误，分析了陈独秀同托洛茨基派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基础，并根据六大的精神，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
李立三在文中谈到统一战线的观点时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因为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曾积极地起来与帝国主义斗争，很明显的有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作用，所以无产阶级应当与资产阶级实行暂时的协作，形成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推动这一革命更有力地向前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在这一民族联合战线中要力争革命的领导权，使这一革命不致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而半途失败。”
在谈到第一次大革命期间与国民党的联合时，李立三指出：“国民党原来就包含了各种复杂的成分，所以很有可能使它成为民族革命的各阶级联盟，所以共产党人应该加入进去，并领导广大群众加入进去，争取国民党的领导权，同时保存共产党的独立的活动，极力发展群众的组织与斗争，以监视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