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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李立三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
9月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共产国际，接受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
电文说：“中政局完全同意来电的指示，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正在坚决地执行转变长沙两次进攻，更加证明国际的指示以及反对武汉、南京暴动是绝对正确的……中央即开扩大会，接受国际七月决议与这一电示，将立即恢复党、工会、团的经常领导机关……中央坚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执行策略的转变，××坚决反右派及调和派的斗争，立三同志坚决，因此，政治局因为工作需要的关系，请准立三暂不来国际，可否××盼复”。
经过酝酿和准备，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
首先，由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工作报告。
向忠发在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称：从二中全会到1930年1月，是“革命开始新的高潮时期”，党中央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是“坚定的”。从1930年2月到三中全会，是“中国革命新高涨更加成熟的时期”，党中央的路线仍证明是“正确的”，是“与国际路线完全一致的”。
周恩来在传达了国际路线的要点之后问道：“中央的错误，是否路线上和国际不同呢？完全不是的，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的，中国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是和国际的指示无丝毫的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计，遂至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在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中央在检查了自己工作后的批评是很深刻的，中央在这一时期中，政治局是集体指导的，负责问题是整个的。当然，我们也批评到立三同志负责是要多一些。”批评了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
周恩来在全会上发言的这个基调，完全来自于1930年7月16日和23日他参加的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扩大会议。会议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说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当时共产国际的决议案的批评还是很温和的，甚至到8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及其草案中仍然说：“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
接着，李立三发言，勇敢地承担了责任，诚恳地作出了自我批评。李立三在发言时一开头就说：“听了特生（即向忠发）同志（所作的）中央工作的报告，少山（即周恩来）同志（传达的）国际决议案的报告，的确使我们感受到必须在国际指示下来充分检查我们的工作上与各方面的策略。在两个报告中都已指出中央过去在某些工作上的错误与缺点，这些，我完全是同意。在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上与策略上的决定，我个人的经验（责任）比较更多，因为在政治局我写的文件与提议都比较多。因此，这些错误，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因此，在国际指示之下，来检查工作，应先把我自己所已经了解到的错误在何处——不仅在表面的，而且应当检查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只有如此，才能根本肃清这些错误，切实改良和学习。特别是我们没有经过列宁主义好的训练，更是容易犯错误。如果没有学习教训的精神，那就更是莫大的危险……同时要知道也只有更深刻的自我批评，才能更有力量巩固正确的路线。”
随即，李立三就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党的总路线、苏维埃区问题、非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革命的转变、总行委组织以后、党内斗争等9个方面作了检查。指出“对三中全会郑重说明自二中全会以来有很大的成绩，但不少错误，这一次更加明显，在三中全会上，必须要使这些错误彻底肃清。我对错误应多负责任。要分析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到教训，使党以后在策略上能够稳定。我们已经知道进攻，但进攻策略知道太少，我们必须切实讨论与学习进攻策略，检查过去工作来学习进攻的策略。”李立三的态度是严肃诚恳的，不文过饰非，勇于承担责任，有改正的决心，受到大家的好评。
1940年李立三在回忆中曾经写道：
在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同志作了报告后，我发言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最近几个月来，政治局犯了一些策略性的错误，首先应该由我负责。我犯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原因是我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关键问题形成了错误的看法，过高地估计了革命运动的来势和发展速度，所以产生在南京、上海、汉口等地组织起义的错误方针。我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以不理解、也不重视建立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意义和巩固红军的重要性……”“当时，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下达了许多错误的指示，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想起这些（牺牲的）同志，想起给党造成的不可补救的损失，我简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犯错误的痛恨。我只能表示一点：我要用我毕生的精力努力向党、向人民赎罪补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全会接受共产国际7月23日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的决议案》，肯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指出：“在全国革命新高潮的形势之下，中国党一年来又有了大的发展，中央的工作有了大的进步。”这表现在：“党员增加到12万以上，《红旗》销一万份，赤色工会发展到10万以上，苏区将近300余县，红军10万，农民赤色卫队百万以上。”
《决议》承认过去“有个别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
全会补选李维汉、贺昌、陈郁、邓发为中央委员；补选朱德、陈云、林育英、陈潭秋、恽代英为中央候补委员；改选后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
10月3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三人组成中央常委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以及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工作。
这样，经过周恩来，瞿秋白等的努力，在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已离开原有的领导地位，武汉、南京的暴动和全国准暴动的计划已经被取消，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命令已不再执行，中央和地方的革命行动委员会组织已经被撤销，党、团、工会组织已经恢复，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工作，已提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总之，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已经得到了纠正。这标志着李立三的错误已经得到纠正和克服。
三、共产国际与立三路线
那么，立三路线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形成这条路线的理论基础及其源头在哪里？从实事求是地研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出发，很值得探讨并梳理一番。
“立三路线”的产生，具有复杂的因素。
从主观上说，是由于李立三本人为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能严格地把握住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从客观上说，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隶属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要听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挥。就连中共中央1929年11月15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4人的决议案，也都是遵照共产国际1929年10月26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而办的。该指示信说：“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托洛茨基派。”
在1930年6月11日以前，李立三对来自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一般来说，不仅不敢跨越雷池一步，始终都是步步紧跟，而且在可能情况下还必然会“创造性”地“更积极”地执行。
因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产生，在客观上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左” 的理论和策略直接导致的。
之一、“立三路线”与六大的决议有密切的联系
首先，李立三提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直接来自于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
中共六大，在政治决议案中有一点就是虽然承认广州暴动为“退兵时之一战”，使“革命降低于低潮”，但仍然认为“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的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因此，要求“宣传全国范围内武装暴动以准备新的高潮。”可见，六大并未完全接受过去失败的教训，而继续走着“左”倾的错误路线，不但秋白的盲动主义未被明确清算，而且为尔后的“立三路线”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也指出：“六大错误的方面也不少……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中共六大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亲自领导的，所通过的决议都是经斯大林亲自审定的。不言而喻，中共六大决议的错误与共产国际、斯大林是分不开的。
之二、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和李立三“左”倾错误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第三时期”理论，是布哈林根据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精神，于1928年8月28日在共产国际六大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中提出来的。
这一理论，把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