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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自己队伍中的一切小资产阶级动摇，它就不能起到发动、组织和领导新革命高潮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这些不正确的分析和要求，并不断作出决议要各级党组织努力贯彻，命令全体党员用尽一切力量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实行武装保卫苏联，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力争中国革命和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来信使李立三的头脑发热起来，1929年11月26日他在江苏省党代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为此，就得发动全国的武装暴动。
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接受国际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关于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提出了城市工人暴动、农村红军进攻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计划。
决议在规定党的任务时指出：“党必须以反军阀战争与武装保护苏联为发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必须在一切宣传鼓动上，最大限度地暴露国民党一切派别的反革命作用，必须在群众一切日常斗争中联系到目前两大任务，发动群众斗争到更高度经济的政治的同盟罢工，以至武装斗争。应准备群众，破坏一切军阀派的政权，破坏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联之一切企图，‘变军阀战争为国内战争’，‘变武装进攻苏联为武装保护苏联’，‘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成为党在群众鼓动中主要的紧急的口号”。
继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之后，2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个通告，即2月26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的《中共中央通告第70号》。
《通告》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不恰当的判断：“目前全国危机是在走向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发展”。“工人斗争是走上了政治的直接斗争的形势。加之农村斗争的发展和深入，红军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和胜利，敌人军队中的兵变之惊人的发展，更足以说明全国群众斗争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整个中国从广东到直隶，从四川到江苏”，“都笼罩着危机和革命运动。因此，我党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加强政治领导，加强主观力量以反抗和冲破反动统治的压迫与进攻，以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之来到，便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要求各地“组织工人的政治斗争，各地区的起义和军队的暴动”，“使城市工人政治罢工与示威的发展做成组织武装暴动的第一步”，要求“集中农民武装，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会合。”
《通告》说：“目前的形势很清楚，革命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省，特别是在武汉及其邻近的一些地区取得胜利”。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把士兵暴动同起义的计划结合起来”，“调到各大中城市去的红军能在革命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能把党变为直接推动革命高潮的因素”。强调指出，“目前总的政治路线是积极进攻的路线”，即“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
李立三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思想和要求，就在2月17日这次会议上，李立三在报告中说：“全国大混战又要爆发了。这一战争是比较持久的战争；今天在全国范围内固然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但这一混战有可能爆发一个直接革命的形势。在某几个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有坚决决定，首先就是湖北问题。”
1930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讨论了进军武汉和加速武汉起义的计划。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之下，李立三在3月26日的《红旗》上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的文章。他引用中共六大决议案说，因为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所以他主张在一省或几省中先建立革命政权，他写道：一次柏林暴动，也许会引起全德国的支持；革命在巴黎的胜利，也许就是全法国的胜利；但是在中国，却找不到这样的城市。上海是工业的中心，如果暴动成功，也许会影响到全中国、全世界。然而即使到那时，“反动势力”仍旧可以撤退到另一地域，继续作战。因此，中共的任务，就是要首先在一省或数省中争取政权，然后再成立革命政府，完成全国的革命胜利。
5月24日，李立三又在《红旗》上刊登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一文，不相信依赖当时的红军能取得城市基地。他说，“事实上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保证革命的领导者，农民不过是它的盟友。一切战略路线都不能离开这一原则。”
这就不难看出，李立三这个思想是直接来源于共产国际一系列指示的结果。正是共产国际一再强调的反右倾斗争，严重地助长了立三“左”倾错误的发展，从而一步步地把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推向了“左”倾的轨道。
之五、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是李立三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理论来源
共产国际把十月革命所提供的先城市后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经验加以模式化、绝对化，机械地要求中国共产党照样模仿，一再指令中国共产党以城市为中心组织武装暴动。比如：
1928年2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写道：“党在领导各省的自发的农民游击运动的同时，必须看到这种运动只有在跟无产阶级中心的革命新高潮结合起来的条件下，才能变为全民起义的胜利的起点。党在这方面也应当看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乡村和城市，在一系列邻近省份组织互相配合的普遍的起义，而且是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规模起义。”
在中共召开的六大上，共产国际继续以城市中心论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大会对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缺乏深入的分析，更没有把这一“不平衡问题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因而对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以及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共产国际不懂得应该把党的工作重点从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因而错误地把农村斗争看做城市斗争的配合力量，把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看做城市武装起义的辅助手段，甚至认为“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要低落些，这是中国革命现阶段非常特别非常危险的地方”。
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对正在兴起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和农村游击战争的估计很悲观。他认为农村游击战争“只能分散存在，不能集中。如果集中，则会伤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是不会满意的”，“到这个时候，农民一定要起来反对红军”。因此，他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虽然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但还是要调朱德、毛泽东去学习。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时，国际指责“不要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不要迷恋于“游击主义”。国际认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只是一个支流，是举行城市武装暴动的配合力量，念念不忘要红军离开革命根据地，进行城市暴动。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案》就指出：“必须反对对于零星分散，互不联系，从而必至失败的游击战争的迷恋（这种危险，在湖南、湖北以及其他地方都曾经发生过。）”
1929年10月26日国际给中共指示信中也说：苏维埃区域“以及南方的绵延不断的游击战争——这便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的雄伟高涨将顺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的最准确的最重大的特征，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已经走出1927年严重失败后的消沉状态。无产阶级的经济罢工斗争，正在发展着……这种斗争大有转变为政治战斗和游行示威的趋势”。
李立三就是根据共产国际不要“离工人阶级太远”，不要迷恋于“游击主义”的指示，把组织城市工人武装暴动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等同起来。他认为，如果不在城市里搞工人武装暴动，那就等于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1930年3月，李立三在《红旗》第88期上发表的《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一文中说，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组织工人的争斗，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工人的武装队。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置他于最后的死命。”而“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斗争，主要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斗争——武装暴动”。这是李立三坚持和照搬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既形象又典型的语言。
同年4月5日，李立三发表在《红旗》第90期上的“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一文也写道：“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是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他批评说：“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李立三特别强调“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胜利的条件，特别要加紧主要城市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创造武装暴动的胜利的基础，是准备一省与几省政权夺取的最主要策略”。
所以，中共中央在1930年6月11日的决议中规定要“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关于向城市进攻的指示，是李立三提出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理论来源。
之六、李立三主张的革命转变，来源于共产国际“不断革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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