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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夏天，李立三在上班途中把一个“公文包”遗失在电车上，第二天就从车站工作人员手中找回来，里面并无重要文件。但是，此事终于被王明“抓”住了。他趁机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硬说李立三泄露了共产国际的重大机密，抓住不放，多次召开会议给予严厉批判。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工作责任事故：外国文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在出版共产国际七大文献时，印刷厂排字工人在“七次大会”一词中，错将“大”字排为“犬”字。两字词意不同，写法上只差一点。校对员发现后向李立三作了汇报。李立三经过认真调查，确认是一个偶然错误。原因是当时有一个学徒工把铅字分格放进字盘时，错把“犬”字放入“大”字格里，排字工人没有发现，偶然弄错。所以只限于在生产会议上向这个工人提出批评而已。王明、康生得知后，更是抓住这个问题，不依不饶，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说是故意所为，定性为一起反革命事件，要追究李立三的政治责任。
康生知道王明对李立三有一箭之仇，为讨好王明，又对李立三下了毒手。对李立三横挑鼻子竖挑眼，百般刁难。有同志见李立三的处境日益艰难，就劝他“你还不如回国去吧！落在这两个人的手里，还能有你的好！”李立三琢磨着也有道理，拿起笔来，再次给王明、康生写了一个要求回国的报告。康生拿着这个报告递给王明。
王明问：“你的意见怎么办？”
康生阴险地说：“他回国，这不是放虎归山？这几年，我们没给他好气受，他对我们肯定是耿耿于怀。这个人，不是无能之辈，万一他将来东山再起，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我的意见，不能让他回去。理由嘛，他对错误认识还不深刻，还没做到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反正他的命运是在我们手里掌握着的。”
王明听了康生的意见，深思一阵表态说：“我也是这个意思，不但不让他走，还要让他检查，为什么要离开苏联？是不是逃避批评？”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调王明、康生等回国。两人对如何处理李立三的问题始终放心不下。李立三是前任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在莫斯科这几年，王明没有让李立三安静过，万一他回国，必将后患无穷。“不能让他回国”是他俩的共同意见。就在11月他们动身回国前夕，一方面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宣布李立三必须继续留在莫斯科（使李立三回国的多年夙愿完全落空了），同时，又通知苏联保安机关，“李立三是个托派，这是一个危险人物。”他们还向共产国际诬告李立三在上海时“贪污三万美元”。
从此，李立三的行动开始受到苏联内务部人员的监视。就在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后两个月，1938年2月23日李立三被逮捕入狱。
王明、康生复仇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苏联内务部强加在李立三头上“日本间谍”、“托洛茨基分子”、“恐怖集团首脑”一大串莫须有的罪名。罪名的全称是“以李立三为首的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的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反革命特务组织”，说李立三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任务是刺杀斯大林，执行推翻社会主义苏联的使命。
师哲在《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中写道：“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活动后被逮捕下狱的，幸而未被处决。1938年王稼祥和任弼时同志先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才逐渐审查了幸存而在押的中国同志，使他们重见天日，得以继续为革命贡献力量。对李立三的证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于1939年获释出狱。”
王明与康生的“加害”，使远在异国孤立无援的李立三，在苏联的监狱里吃尽了苦头，险遭被处决的厄运。
在苏联军事法庭1939年5月11日对李立三的审判结论中写道：
罪名：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特务恐怖在莫斯科的中国集团。
经审查确认：李立三于1930年作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内成立了托派反革命、反共产国际集团。名称：李立三路线。
集团目标：破坏中国革命主力军。
来苏联后，李立三与在莫斯科的中国托派分子：林德胜、李达克、特拉维金、克农斯以及其他人（所有这些人已被审判定罪），于1935年在莫斯科，在托派林德胜领导下，形成了托派、特务恐怖组织。李明（即李立三）加入了该集团。该集团直接受日本特务系统的领导。该团体进行了恐吓、杀害苏共、苏联国家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林德胜被捕后，李明成了该集团领导成员之一。
李立三在外国工人出版社校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审判资料译文时，有意识地歪曲原文本意，导致译文出现反革命性质。
该集团领导成员特拉维金、李达克、克农斯已揭发李明是该集团成员。
1938年6月，李立三在监狱中受到严刑拷打，面对种种非人的折磨，李立三经深思熟虑，先是违心地签署不真实的供词，但紧接着随后他又写出无数申诉材料，对在受到拷打时的供词全部加以否认，对强加在他头上的所有诬陷的罪名一一加以驳斥。
针对说他是“托派”的罪名，李立三申述道：“立三路线的确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相背而驰的，立三路线的一些思想和观点与托派的观点有所接近，但是，立三路线的政治立场与托洛茨基派的政治立场是不一致的。立三路线与托派不但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也没有政治上的联系。”
申诉材料写道：1925年和1928年他曾两次到过苏联。1926年在参加赤色国际工会会议后，共产国际原准备派他到西方某个国家去搞工人运动，为中共驻某个国家分局，以逃避中国国内反动派对他的追捕。李立三谢绝了共产国际为他作出的安排，坚持回到国内参加斗争。
他还写道：1934年和1935年他都在中苏边境的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工作，其任务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派遣，在那里建立起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转运中共到苏联来往人员，架设因中共红军长征中断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联络电台。直到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他被通知参加会议才回到莫斯科。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中共代表团派他担任《救国时报》的总编。
李立三为什么要先提供伪证，后来又加以否认呢？据说，这是他当时运用的一种对付诬告陷害他的一种斗争策略。目的是为了引起更高级别军事法庭对他的案件的重视，由更高级别的法庭来审理他的案子。
据李立三夫人李莎说：1993年4月她在莫斯科原苏联内务部查阅李立三案件的档案时，内务部一名上校军官对李莎说，当时李立三运用这个斗争策略是很高明的。他说，在他看过的案卷中，当时只有两个人采取过这种斗争手法。除李立三外，另一个是共产国际的×××。最后的结果，他们两个人都获得了释放。李立三认为，只有提高审判级别，才有获释的希望。那位上校说，“这是成功的策略”。
关于“贪污”问题，1939年10月26日即李立三还在莫斯科的监牢中为自己写的辩护词中曾经写道：（共产国际干部局负责人）马尔特维诺夫在“证明材料”中写道：王明似乎讲过“当李明在江苏工作的时候，那里有9个月没有向党提交财政汇报，他至少贪污了3万美元，具体数目很难确定，因为钱都是李明自己经手的。”
李立三在自我辩护中反驳道：“我在为党工作的一生中，从未在江苏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只有在1930年8—9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担任过江苏行动委员会主席。既然我没有在江苏担任过工作，又怎么可能贪污江苏省委的经费呢？我对王明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忆犹新，当时他说：‘立三路线的时候，以罗迈为首的江苏省委有9个月时间没有提交财政汇报，当时的总开支不少于3万美元。其中有400美元有李明签字的收条，这笔钱究竟哪里去了，很难查清。’这些话为什么会说成这个样子？我自然不清楚。但事实证明，这无疑是歪曲。因为据我所记，立三路线期间，江苏省委每个月的经费总额只有3000美元，9个月来，省委总收入不超过3万美元，那么罗迈和我怎么可能贪污3万美元呢？3万美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金额，假如我或罗迈果真犯有这类罪行，那么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早就会追究这个问题的，可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出来呢？这个问题被歪曲得实在荒唐，真是一派谬论。
关于有我收条的400美元的问题，据我所记，这笔钱是转交给南京市委的，先是通过我交给准备去南京的中央特派员，再由他转给南京市委。由于这笔钱是首先交给我的，所以我就开了收条。
这个问题可以由王明、周恩来、罗迈等人作证。”
……
1939年7月，周恩来去莫斯科医治臂伤，这才得知李立三被苏联内务部逮捕的消息，他当即向苏联有关部门进行交涉：“你们这里关了一位叫李立三的同志？”他们查了名册后回答：“有这样一个人。是根据你们驻苏代表团的建议逮捕的。”周恩来激愤地说：“那是一桩冤案。李立三是有错误，那是事实，但说他是托派、坏人，这纯粹是诬陷。”这样，经过多次交涉，李立三才终于被释放出狱。
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出狱后，王明曾向苏共中央提出，要把李立三流放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去，欲置李立三于死地。幸亏当时周恩来帮说话，李立三才得以留在莫斯科。但是李立三在莫斯科没有户口（当时苏联当局规定，凡坐过牢的人，户口必须迁出莫斯科100公里以外），没有了党籍，没有职务，没有正式的工作，不得不靠写文章、翻译文学作品挣些稿费维持生活。
这就是李立三得罪王明的可悲下场。
五、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