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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李立三得罪王明的可悲下场。
五、患难岁月中的甜蜜
李立三被苏联内务部逮捕时，他与丽扎正处在新婚的甜美之中。
雨果说得好：“人生是花，而爱便是花蜜。”
新婚给丽扎带来了无限的甜蜜。她在学校专心攻读法语，李明在主编《救国时报》，终日忙得不可开交，经常加班加点。在这个中苏合璧的家庭里，充溢着无比的幸福与欢乐。
当两个身着军服、荷枪实弹的人砸开李立三在“柳克斯”的房门，翻箱倒柜地进行搜查时，从酣梦中惊醒的丽扎吓得呆若木鸡。李立三在被带走前，穿了一套最旧的服装，摘下手上的瑞士表，镇静地对丽扎说：“丽扎，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我是清白无辜的。你去报告中共代表团。”
李立三被带走后，丽扎急促地敲开了隔壁房间的门，把李立三被捕和李立三被押走前留下的话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临时负责人陈潭秋作了汇报。当天，“柳克斯”招待所的管理员就把丽扎——这个“人民敌人的老婆”从大楼赶了出来，勒令她搬到院内一间阴森、潮湿的小屋，同其他“犯人”的家属挤在一起。可是，那里已经有了七八个人，无立锥之地，她只得到母亲那里去住。
丽扎确信李立三是清白无辜的，第二天，她再次向中共代表团陈诉了李立三的冤情，向外国语学院团支部作了汇报。这位支部书记毫无吃惊之意，绷着脸说：“我们要抓紧审查你的问题，好好反省吧！”随之而来的是，党团干部反复与丽扎谈话，要求她与丈夫离婚，划清界限。但丽扎始终坚信不移，李明不是坏人。
团组织召开全院大会处理丽扎的问题，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大会主持人向她发出严厉的警告：“你要慎重考虑，李明是人民的敌人，你是他的妻子，你的后果是可悲的，应该当机立断，马上同李明离婚，一刀两断，划清界限……”不管他们三番五次的警告，丽扎总是低着头，噙着泪，咬着牙，闭口不语。她暗暗自语：“李明不是敌人，是个好同志，我应该同情他，帮助他，绝不能落井下石，在他那受伤的心上再插一把刀……”最后，主持人追问她：“你是要你的‘特务’丈夫，还是要共青团团证？”丽扎一下子怔住了。她明白，在这严肃的讲台上，要么昧着良心与李明“划清界限”，要么忍受痛苦，离开共青团组织。泾渭分明，没有其他选择。她热爱革命、热爱共青团组织，当然不愿意离开她。但是，她同时也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丽扎据理力争。她说，她和丈夫共同生活了两年，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可以怀疑的地方。她坚信李明不是坏人，不是日本间谍和恐怖分子，而是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她不能同李明离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主席台前说到：“我相信党，也相信李明。在没有审查清楚李明的问题以前，我决不能说他的坏话。”她毅然决然地把共青团团证交给了负责人，愤愤地离开了会场。她一口气跑回家里，扑向母亲的怀抱，才让憋了半天的眼泪痛快地涌了出来。只有妈妈最理解女儿，她疼爱女儿，也喜爱李明。她能说什么呢？她只有长吁短叹，老泪纵横，频繁地在胸前划着十字——愿上帝保佑我们！
最后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丽扎被开除了团籍。当时，一些好心人劝丽扎及时脱身，找一个俄罗斯小伙子重新安排生活。可是，丽扎从她和他的相互了解和共同生活中，坚信李立三是革命同志，不是敌人。在李立三被捕以后，丽扎焦急不安，惦记着他的命运。在此千钧一发、危难之际，对一个远离他乡的外国人，除了她还有谁去关心他、拯救他呢？
在课余假日，她像迷失路途的羊羔，在漫山遍野呼唤；似失去伴侣的孤雁，在凄凉冰冷之夜哀鸣。当时，莫斯科新设立了许多牢房，她发疯似的去大海捞针，到处打探李明的下落。她去过布特尔斯克监狱、列沃尔托夫监狱、卢边卡监狱、罗捷斯特文卡监狱等等。每到一地都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队，挨到窗口一问，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两个字。她情真意厚，忠贞不贰，日复一日，整整跑了半年时间，才在塔岗卡监狱找到了李明。她要求与他见面，由于他是“政治犯”，是不允许会见家属的。经丽扎多次恳求，最后才争取到允许她通过狱方，每月可以转交给他50卢布。
苏联有句著名的诗句：“爱情不只是夜里的并肩散步，更是风雨中的携手同行。”李立三被捕以后，家庭的负担全部压在丽扎那柔弱的肩上。她拼命的学习，保持全优成绩。因为，只要出现一个“良”，助学金就会被撤销。就是依靠学院每月发给她的250卢布助学金，维持家庭的生计。尽管经济很困难，她还是每月从中挤出50卢布，准时送到监狱看管人员手中。后来，李立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告诉丽扎，当他第一次接到她送去的50卢布，激动得大哭了一场。因为，在监狱中，伙食极坏，几乎见不到蔬菜。李立三就是靠丽扎送给他的钱，买来蔬菜和生活日用必需品，才得以活着从监狱里出来。他从丽扎的行动中感到无限的温暖，莫大的支持，从而更加增强了他的斗志。他没有沉默，坐以待毙，而是挺身而出，奋力抗争。他鼓足勇气，一次又一次地给斯大林和苏联内务部写信，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信，陈述自己的冤屈，为他自己更为中国共产党的清白辩护。
苏联内务部把李立三关进牢房，但又抓不住任何可以定罪的把柄。审讯室里总是重复着这样的对话：
你叫什么名字？
李立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胡扯！你不叫李立三，也不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
你们搞错了吧！我的历史是清白的，我们党中央是了解我的。
你还是老实点，否则……
我再说一遍，我在党的面前是清白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
“审讯”无法进行下去了，李立三被押回牢房。
为了从李立三那里搞到可以证明他是“反苏分子”、“人民的敌人”的材料，苏联内务部黔驴技穷，编演了一场戏：派了一个假囚犯进入牢房，与李立三呆在一起。那个人开始与李立三拉近乎，随后就故意破口大骂苏联共产党、大骂斯大林，企图引诱李立三上钩，跟着他发泄对苏共和斯大林的不满，以便于能抓到李立三反对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的“把柄”。没有料到，李立三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正言厉色地去制止他，并警告说：“不许你胡言乱语，对共产党和斯大林不能任意污辱！”李立三这种无比鲜明的立场，使那个假囚犯——特工人员，立即改变态度，紧紧地握住李立三的手，连声说道：“你真是好同志呀！”
李立三在国内参加和领导革命斗争中，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面前，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从来没有胆怯过，他早已做好坐牢和被杀头的准备。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不曾被关进敌人的监牢，却被送进共产党人的铁窗。况且“罪名”又那么荒唐！冤屈吗？是的；困惑吗？难免；沮丧吗？不！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要领导人，是受党组织的委派到苏联学习、战斗和工作的。在铁窗下，对党、对共产主义哪怕有一点点怀疑和动摇，都会影响整个党的声誉。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是关系我们整个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为了亮明自己的观点，阐明我党的历史，同时也为了反映苏共方面某些工作人员在肃反中存在的问题，李立三大义凛然，他把监狱给他用来写“交代材料”的纸，拿来给斯大林写信。当然，这些信是否能送到斯大林手中那就不得而知了。
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冲击着每一个“囚犯”的信仰。很多人发牢骚、咒骂，甚至骂出只有帝国主义分子才能说得出口的话。听到这些谩骂，李立三被激怒了，虽然他自己同样身陷囹圄，也不容许任何人往共产主义信仰上抹黑。
激烈的辩论和争论在牢房里进行着。有人讥笑他：“你那个信仰有什么用？你崇拜她，她却不买你的账，把你关在牢房，可怜！可悲！”李立三反驳道：“这不是共产主义的过错，这只是某些人一时的过错。历史的误会迟早总会消除。只有那些对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的人，才是可怜的、可悲的，甚至是可耻的。”李立三认为自己目前所受的冤屈，总有一天会得到昭雪的。
丽扎默默地承受着一切苦难和不公正的待遇，始终保持着俄罗斯女子坚毅的个性和对爱情的纯洁忠贞。她深信李明是无辜的，她期待着丈夫出狱的日子，她相信这一天一定能够到来。
1939年夏天，丽扎从监狱得知：李明已被移交到苏联军事法庭。要丽扎为李明准备过冬的衣服。丽扎焦急万分，因为这意味着李明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她很快把过冬的衣服送到了监狱。
8月，丽扎从内务部秘书那里得知：李明的案件已被法庭驳回，要求内务部进一步调查。这表明对李立三的控告显然是证据不足。这个消息，使丽扎备受鼓舞。后来才得知：1939年夏天，肃反高潮已过，原来兴风作浪最厉害的内务部长叶若夫被撤销了职务，不久便被法办枪决了，新上台的部长贝利亚作出“纠偏”的姿态，释放了一些政治犯。
10月20日，内务部打电话把丽扎叫去，询问了一些问题后，问她是不是要给李明写点什么？丽扎听了，激动不已。因为李明已经有一年零八个月不知道家里的消息了。她有千言万语要向他倾诉。但是，条件不允许她这样做，她只能草草写了一封短信，告诉李明：她还在坚持上学读书，目前与母亲住在一起，通报一下家人平安罢了。
经历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煎熬，丽扎度日如年。她终于盼到了那一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