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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能逃于别有肺肝之责邪？
“以勤工俭学之所得，与中国之需求相权，其能等量齐观邪？当今中国所需求者为大学者，为大工程师，而勤工俭学所得，充其量仅得为东麟西爪、片纸只字之垃圾堆，鼓锉掺锥之机械人，则长此以往将何益于中国社会？若仅以垃圾堆、机械人自足，则在国内亦尽有其机遇，又何必倾中人之资逋逃万里为？
这时，在巴黎的勤工俭学生，响应克鲁梭同学的倡议，组织了各省勤工俭学联合会，并向各地工场学校发去通告，让各地都派代表集中到巴黎，商议他们的生存和求学两大问题。
李立三、赵世炎等在克鲁梭做工的同学于9月12日又发出第二次宣言。这次的主张更明确、更坚决，其目标有两项：
1．我们争回里比两大学的运动是在使两大学能合于全体勤工俭学生之需要，绝对不是使勤工俭学生迁就两大学：［注：“比”指用庚子赔款在比利时设立的中国大学］
2．我们争回两大学的运动，其目标是全体的，绝非部分的。
根据上列主张，他们还就入学问题、经济问题、课程管理及学校内部组织问题提出了具体办法。同时，他们还回应巴黎同学的通告，提议了几件事情，要紧的是，他们不赞成组织各省勤工俭学生联合而弃掉现在法国情状下的各地联合于不顾。他们建议在巴（黎）代表委员会，“将争回里比两大的旗帜，打得鲜明。因为，问题紧急简要，易于号召。”
与此同时，李立三等在克鲁梭勤工俭学的同学151人，还联名给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中国驻法国副领事李石曾发去一封长信，阐述了要求进入里比两大学学习的急迫心情。
在李立三、赵世炎的第二次宣言发表当日，里昂中法大学协会用法文向留法中国学生发了一个通告，宣布：凡入校生必须呈验文凭和进行考试；不收非官费生和无力支付学费、生活费者。
这个通告实际上等于是向勤工俭学生“宣战”了。“通告”说招收中国学生的目的，是在养成教授、科学研究和其他学识运用的三种人才。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们勤工俭学的学生很难有这种资格，尤其是说“非有财力上相当的保证，断难入此学校”……这更是给勤工俭学生一个最大的打击。
为此，勤工俭学生派代表与中国驻法公使陈箓谈判。老奸巨猾的陈箓在接见勤工俭学生代表时先是极力威胁，说：“法（国）外交部秘书白特洛，对于此次学生（指勤工俭学生）反对中法借款事件，非常愤怒，当时便通知我，谓已定妥1400船位，分两次将勤工俭学生运回”。当学生代表陈述要求里大开放之理由时，陈箓又装出极诚实的态度对代表说，“送回中国不是我的意思，是监督委员会因八月十三日的事（殴打王曾思），很为动怒，出此主张。我还是极力设法维持。我在法一日，学生一日没有回国的事。现在吴稚晖先生快到了，里昂大学可安排一部分，其余慢慢地设法。”学生代表又同他商量去“里大”的事，他假惺惺地答应说，愿支出十万元作为到“里大”的车费及生活费，并说：“你们先须去六七百人，乘吴稚晖未到，将校舍占住。他一到就不成功了，法人方面的交涉，我完全担任。中国人方面，你们自己去交涉，我不过问。”随即拿出二百元交克鲁梭方面代表带回，作先发队15人的车费。实际上，这是陈箓把勤工俭学学生骗去里昂的一个计谋。
在此形势下，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即刻向各地同学发出通知，请派代表赴巴黎。
9月17日，各地学生代表100多人齐集于巴黎华侨协社召开代表大会，讨论争回“里大”问题。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陈毅、李维汉等都到了会。一致署名通过了一个重要的宣言，提出的目标是：“为谋勤工俭学生全体的根本解决，以开放里昂大学为惟一目标。我们的信条是：①誓死争回‘里大’；②绝对不承认部分解决；③绝对不承认考试”。
但是，在如何争回“里大”问题上又分为三派。一是主张在巴黎请第三者做调（解）人；二是主张静候“里大”考试消息；三是主张先以一部分人迁入“里大”，再办交涉，主张直接行动，所谓“与的不如取的。”这后一种主张，是李立三他们在第一次宣言中就提出来的。
于此，李立三他们不得不又在9月20日早晨发出了紧急通告：
本会19日通告宣布根本解决全体勤工俭学问题惟一的目标“争回里大”与三个信条（同前）而后，接着严密地讨论争回“里大”方法。因历史的教训，四面空气的压迫，与时机的紧急，决定下列三事：
①本会今日移驻里昂中国大学，巴黎方面留驻代表5人；
②由本会于巴黎、圣日尔曼、芳丹白露、克鲁邹（梭）、沙多居里、墨兰、蒙达尔等处同学中，组织先发队百人，随同本会出发，占据“里大”；
③各学校各工厂勤工同学接到这通告后，请即日组织援里（昂大学）队，陆续向里昂大学出发，最迟于通告到后48小时内有代表3人以上赴里昂。
9月19日，赵世炎和李立三，作为克鲁梭的代表先期到达里昂。随后，蔡和森等也到了里昂。王若飞、李维汉等作为驻巴黎的代表，负责和陈箓进行交涉，并散发传单，制造舆论，争取社会同情。
在对全体勤工俭学生进行了广泛动员之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人分头发动组成了120多人的先发队，赶在吴稚晖从国内带来的“贵族学生”到来之前，于9月21日有组织有秩序地进驻“里大”。为便于统一指挥行动，出发前委员会发出命令：①每组举干事一人，对于该组负经济及行动秩序之责任；②每人只能带小提包一个，应带对象为毡子、刀叉、必用书物、随身护照；③队员必须绝对保持秩序，遵守时间；④队员不得擅离本队；⑤里昂下车后，由驻里招待员引导入校，未遇招待员时，由本队干事负责，队员不得自由行动；⑥入校不得自由出入；⑦饮食由委员会预备；⑧房舍由委员会指定。进行极有秩序，严同军队一般。
然而，校中早有准备，各处房屋都上了锁。学生无可奈何，只好先在后边草地休息。随即派出代表出面交涉，均被校方负责人褚民谊严词拒绝。“口口声声‘里大’是中法合办的，凡事须得法人同意，并怂恿法国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及中国‘里大’法国书记古朗出来说话。”不久，来了8名警察，对勤工俭学生严加监视，许入不许出。下午4时半，大学协会书记古朗带着警察来到同学面前，将大家的护照逐一收去。李立三等印发了法文传单，反对法国政府压迫中国学生。22日，又有数十名警察来到校内，李立三、赵世炎等出面与警察交涉无结果，学生们被法国警方强行用十几辆汽车将学生押送到一个大兵营，过起了俘虏式的生活。留巴黎的代表得知同学被囚，立即往公使馆找陈箓，让他赶紧向法国政府交涉，解除监禁，恢复大家的自由。23日，陈箓派副领事李骏往里昂调查，表面上说是去交涉，实际上是去策划更大的阴谋。
而此时，吴稚晖带着在国内收的120多名学生在马赛登岸了。他们25日来到里昂，威风凛凛地跟着吴“校长”走入炮台，这时，学校各处的门也同时打开了，一切的预备都齐全了，都被其事先安排好了。
27日，经过奋力争取，有10名被囚学生代表出兵营与吴稚晖谈判。他们向吴提出：①由勤工俭学团体调查勤工俭学生确实人数；②以“里大”房屋能容限度为招收勤工俭学生之标准；③不入“里大”者得以相当之经济额入其他指定学校；④自愿做工者得受相当之补助；⑤经费筹集由中法政府、中法少年监护处、“里大”及与勤工俭学有关系之团体共同组织经济筹备委员会筹集之，其方法运动（用）庚子赔款及向国内募集；⑥所筹得之经费由“里大”分配。
而吴稚晖却对学生代表说：“须知‘里大’为造成高等人才起见，与勤工俭学宗旨不合。‘里大’委员会早有宣言，诸君如欲渴望‘里大’有所作为，则属幻想。”他坚持两条根本原则：“里大”不开放，勤工生实行工读。这就把勤工俭学生进入里昂大学学习的可能性封得死死的。而褚民谊则更诬告百多名勤工俭学生“都不是好学生，是无钱无学的革命党” 。
这时又有石英、黄齐生二人出面调停，一面同吴稚晖商议根本解决办法，一面要求公使陈箓履行前诺，同法政府交涉，恢复同学自由。陈表面是“猫哭老鼠——假慈悲”，说什么“愿意去力争”、“屡向法外（交）部交涉。”其实骨子里深恨学生，大搞阴谋诡计，他既把学生鼓动起来“闹事”，又趁机挑唆法国政府，想借这个机会，行他一网打尽之计，以报私仇。陈箓与法国政府串通一气，意欲将同学们置于死地，为把同学们遣送回国制造根据。
李立三在回忆中写道：
当我们得知法国当局要把我们押送回国的消息后，我便和世炎同志商量下一步如何办。当时认为，回国也好，到国内去进行革命。但同时又认为法国还有那么多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没有人领导也不行。世炎劝我留下，我则认为他是勤工俭学会的负责人，因此建议他留下，他同意了。
在双十节我们绝食一天以示抗议。商议时本来打算较长时间的绝食，但内部有人不同意，而对外宣布时并未说明是一天。吴稚晖等人害怕事态扩大，因此在我们宣布绝食后着了慌，吴稚晖来和我们讲话，我也起而讲话驳斥他。骂他出卖中国勤工俭学生，和法国政府勾结压迫学生。吴稚晖看说服不行，便回去了，与法国当局商定把我们押送回国。
李立三等在开展绝食斗争时，还发表了绝食宣言：
自法兰西学者以自由平等之说，主民主政治之基，而吾国人乃有此双十节之纪念。吾人对于此以自由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