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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立三在大革命时代曾两次在武汉工作，许多在20年代就同他相识的一些人纷纷去找他，想通过他给他们或安排工作，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李立三让秘书尽量挡驾，有的老朋友前来叙旧，非见不可的，他出来热情接待，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进行思想工作。凡提出工作安排问题的，他都请当地党委或劳动部门去解决。
1954年，国务院成立了以贾拓夫为主任的第四办公室，劳动部归口受这个办公室领导。“四办”刚一成立，李立三就让秘书把他签署过的劳动部历年的文件选出一套，亲笔附上说明，送给贾拓夫审阅，供他了解情况加强领导。这件事充分反映李立三谦虚谨慎、不摆老资格的工作态度，给贾拓夫以及下级干部留下了良好印象。此事也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誉，他在一个党内会议的发言稿上，亲笔写了批语，说李立三在总工会工作受了批评之后，不气馁，不消极，继续积极工作，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应有品质。
这年5月，李立三计划到一些地方去搞调查研究，5月3日，他以书面形式向有关领导请示：
富春、拓夫同志并转少奇同志：
我想最近到上海、武汉、西安等地区研究一下地方劳动局的工作问题和工资问题，预定一个月左右回京。劳动部的工作，拟请刘亚雄同志代理，工资工作，拟请宋平同志代管。可否，请批示。并请考虑，可否请中央通知一下当地党委给我以指示和帮助。
李立三这个请示，当即得到贾拓夫、李富春、刘少奇、杨尚昆的批示同意。
5月6日，李立三又写出报告给邓小平副总理，请假一个月，邓小平、刘少奇于5月7日批示同意。
于是，他又带着劳动部的干部去了华东、华中、西北三大区，就劳动工资问题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实际调查。回来后，他在北京召开上述三大区的劳动工资处长会议，会议起草了一个关于工资调整问题的文件，为工资调整做了积极的准备。
正当他兴致勃勃地在思考着如何进一步改进劳动部工作的时候，1954年9月，迎来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国家政权建设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李立三作为人民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宪法，并依选举法程序，选举产生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机构。但是，李立三的名字被从部长提名名单中勾掉了，实际上等于宣布是免去了他劳动部部长的职务。
对李立三来说，这次“罢官”是他政治上的又一次跌跤。他不得不痛苦地接受从此“赋闲”的事实。经党中央批准，他去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地休假。各地领导同志仍然热情接待他，这使他十分感动。借此机会，他也顺路回了一趟湖南醴陵的老家。自1923年他离开家乡30多年以后，这是他第一次回到醴陵。他在有官有职时没有回过故乡，却在被罢官后还乡，其心情自然是微妙而又复杂的。所以他谨言慎行，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谁都知道，他的老家离当年他投身革命创造过辉煌业绩的安源仅一步之遥，但他就是告诫自己绝不踏进安源一步。他只是请了个别安源老工人到他家里来叙旧。
事后，他对秘书语重心长地说：安源是我很想念的地方，但是我去安源会引起人们对我革命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我年轻时在安源搞工运的成功，都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年轻时的成功，助长了主观盲动的倾向，是我后来犯错误的一个原因。
对于正在“赋闲”的李立三，党中央还是准备分配适当的工作。当时，党中央书记处下设4个办公室，分别归口抓几个业务部门的工作。中央准备分配李立三担任主管农业的第二办公室主任工作。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找李立三谈话，传达了中央的意图。李立三在感谢中央能继续给自己分配工作之余，还是诚恳地对邓小平提出，自己多年来对农业接触太少，几乎一窍不通，请示是否能把自己派到工业口，邓小平告诉李立三，党中央管工业的第三办公室已经派定李雪峰做主任。李立三接着说：“那么我去给雪峰当助手好了。”邓小平为难地说：“可他现在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话犹未尽，言下之意说你是中央委员，怎么会在不是中央委员的李雪峰领导下工作？当副手？邓小平的话还没说完，李立三就抢着说：“以党性保证，即使我在工作上犯错误，保证不会在组织原则上犯错误，我一定遵从雪峰的领导，请党中央放心！”只要有工作做，对于李立三来说，级别的高低、职务的大小从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于是，就这样，李立三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当时，笔者之一作为一个年轻的小干事，正好也刚调入“中三办”，与李立三的第一次见面的情形至今仍记忆犹深。
那是1955年2月的一天，春光乍现，天气晴和，在北京西苑大院3号楼的会议室，“中三办”召开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李雪峰、李立三、高扬到会与大家见面。正式开会前，会场内窃窃私语，议论纷纷。只见个头高大的李立三，花白的头发，带着一副玛瑙色框圆形近视眼镜，满面笑容地端坐在那里。在李雪峰作简单讲话，向大家介绍了李立三、高扬之后，李立三出人意料地自我介绍道：“我就是那个在党内犯过‘立三路线’严重错误的李立三。我在苏联呆了15年，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比同志们要缺乏一大截。回国以后这一段时间，在全总又犯了新的错误，在劳动部的工作也没有做好，我要向同志们学习，请同志们多给以监督和帮助。”他的态度是那样诚恳、真挚，对于像我这样参加革命时间不长的年轻干部来说，确实被深深打动了。
中央三办后来改称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工业工作部撤销后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共中央华北局，李立三在李雪峰领导下一直工作到1966年“文革”爆发。
4。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奠基
在李立三一生当中，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在苏联生活工作了15年，他的俄文水平有深厚的功底，因而使他能够在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作出特殊的贡献。
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国内后，于1947年就曾亲自组织领导了一个以他和林莉为总校阅的俄文编译小组，办公地点就设在哈尔滨李立三的家里。参加这个小组的还有王一飞及夫人刘凤香、欧阳菲、赵洵等。其任务就是把我党的重要文件，包括《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南斯拉夫的文件、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晋察冀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及毛泽东的其他重要著作翻译成俄文，介绍到国外，同时，又把苏联和国际上的一些重要文件与著作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来。
当时，李莎刚来中国，还没有担任别的工作，也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俄文的编审校订工作中去。
1952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书出版后，党中央极为重视，曾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特别是中央各部委和省级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学习。因为斯大林在这本书里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重要论点，诸如：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人们不能消灭或创造它，而只能利用和限制其发生破坏作用的范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要发展商品生产，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特别是斯大林在书中承认并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要认识并及时地克服这种矛盾，等等。这些论点，对于我国即将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来说，都可以从这本书里受到一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教育。
可是，斯大林这本书的翻译者是谁，书上没有署名，读者无从得知。据原全国总工会工资部副部长、劳动部工资司副司长王榕同志回忆，这本书的最初译者就是李立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52年2月至5月，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杂志连续刊载了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几篇重要论文和书信。当毛主席、刘少奇和周恩来得知后，都想能尽快看到斯大林的这些文章。鉴于李立三的俄文功底，就把翻译这些文章的任务交给了李立三。
1952年7月，盛夏之时，李立三受命根据俄文杂志亲自进行翻译。当他译完第一节后，感到工作进度太慢。为加快进度，就打电话把王榕同志请到家里来帮忙。李立三手里拿着俄文杂志，口授中文译文，由王榕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由于李立三的中、俄文功底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素养都十分深厚，所以，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把第二节到第十节全书的主体部分译出来了。第二天，又把斯大林《答A．N·诺特京同志》和《关于刀．刀．雅罗申科同志的错误》两篇文章译完。随后，李立三对译文稿反复进行文字修饰加工，力求做到完美准确，万无一失。书中最后一部分，即斯大林于1952年9月《答A．B·萨宁娜和B．r·温什尔同志》一文，又是李立三自己动手译出来的。
本书第一版是竖排本，发行了30万册，但没有署上翻译者的名字。李立三受命及时翻译出的这本书，使斯大林的这一本最新理论著作，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这是他对党的又一个默默无闻的贡献。
1953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局正是在李立三当初在哈尔滨组建的这个编译小班子的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其任务是有计划地系统翻译出版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