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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为给高扬进行甄别平反问题，李立三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向邓小平请示。
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再次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李立三见到中央的通知后，立即找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启龙、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商量，由中央组织部出面把高扬调回北京来工作。同时他责成有关人员及时写出了“关于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对高扬同志所作处理的甄别决定（草案）”。5月18日，李立三反复进行文字修改。
5月下旬，高扬一回到北京，李立三就赶到厂桥中直招待所去看望，当面表示慰问并道歉。5月25日他亲自把“甄别决定”（草案）交由高扬本人签字同意。经与中央组织部商定，因工业部已不存在，高扬是中央管理的干部，故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主持，于5月31日在中央组织部机关内的会议室，召开了原工业部在北京的17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公开给高扬平反。李立三在讲话中代表原中央工业部领导班子作了自我批评，向高扬本人道歉。高扬也在会上发了言。散会后，李立三自己拿钱在华北局招待所东方饭店设宴，请高扬、刘祖春、薛光军吃饭，再次向他们表示道歉。
会后，李立三立即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向邓小平汇报了给高扬进行平反的情况。“我在关于对高扬同志平反问题写给雪峰同志的信中提到过，并同高扬同志当面谈过，当时拟定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事前和高扬同志谈好，在平反会议上我发言时，只作自我批评，说明把他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不对的；然后由他发言作自我批评，说明他自己有那些缺点错误。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平反会议上就是这样做的。”
李立三在给邓小平的信中还向中央提出建议：对“平了反的同志，可以官复原职”。“对在过去运动中受到批判处分，现在证明是搞错了，而在受委屈的过程中，表现得很好的同志，在平反以后，可以从中提拔一批到中央某部门、中央局或省、市、自治区党委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工作。”
中央采纳了李立三的建议，不久后，高扬被中央任命为化工部部长（原来是副部长级）。高扬的家由贵州搬回北京后，李立三再次到化工部高扬的新住处看望慰问。
在华北局书记处给薛光军平反后，4月8日，薛光军写信给李立三，一再要求到中南局陶铸同志那里去工作。经与中央组织部商量后，6月19日，李立三复信薛光军，转告他同意他去广东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
经与中央组织部商量后，刘祖春也从下放所在地返回机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研究室主任职务。
给高扬、薛光军、刘祖春同志平反后，紧接着7月2日，李立三又召集原中共中央工业部在京干部开座谈会，讨论给其他处级干部王竞成、寇有信的甄别平反问题。
12月26日，李立三再次召集张铁夫、黄文、刘玉柱、解金声等人商谈给原中央工业部干部处长王竞成平反问题。当有人在发言中提出，王竞成（在被批判过程中）曾经自杀过，以作为不给她平反的理由时，李立三反驳说：“中央也没有规定，自杀就一定要给处分”，坚持主张要给王竞成平反。
这样，由于李立三的辛勤操劳，总算把对原中央工业部受过错误处分的人的甄别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了却了李立三的一桩心愿。
10。冷遇中的真情
60年代初前后，李立三有一次在与我们的谈话中，突然流露出一句忧心忡忡的话：我从1946年回国工作到现在，是我犯“立三路线”错误以来最平静的13年……
这话当时给我们以强烈震动。其实，就我们所知，他回国工作的这13年风风雨雨不断，实际上并不平静，可他仍然认为是最“平静”的。那么，言下之意，今后可能会更不平静了？
当然，后来的事实不幸被他言中。只不过当时的我们一时还难以理解他话中的全部含义……
其实，尽管李立三早在50年代初期就在政治上又遭受打击，一度也被“罢”了官，但他以坚强的党性和对党充满激情的工作信念，很快自己总结了经验教训，又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中去。真正使他对党、也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产生深深的忧虑，是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开始的。
李立三在庐山参加八届八中全会时，党内批判彭德怀的斗争已经开始。他对中央突然从纠“左”转向反右很不理解；他也不相信彭德怀“反党”；特别是会上无中生有地提出了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也使他受到很大的震动。他敏锐地发现党内生活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时过不久，果然就有康生写信给毛主席，说李立三也是“里通外国”的，云云。不久，又有人提出，李立三还“反对三面红旗”，要批判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此关键时刻，是刘少奇“救”了他一驾，刘说：要再批判李立三，他就爬不起来了，让他自己检查一下吧。这样就保护他过了一关。
但是，随着党内生活不正常情况的继续发展，李立三的处境就越来越困难了。在这种情形下，李立三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处处小心谨慎，决不让别人再抓住他什么新的“把柄”。有这样几件事，充分反映出李立三当时的心境：
三年困难时期，李立三对自己的家庭要求相当严格。他早在免去劳动部长职务之后就曾给中央写报告，请求免去给他的部长级的一切物质待遇。到困难时期他的炊事员多次向我们做秘书的反映说，李立三家里食品供应严重“不足”，他这个炊事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当然对此了如指掌，既然炊事员提出了，我们便趁机向中央机关食堂的负责人反映了这些情况，终于得到批准允许他们家去食堂额外买些食品。哪知这件事很快便被李立三发觉，他把我们找去狠狠批评了一顿，并立即停止接受这份额外的供应。
1962年，安源老工人到北京来看望刘少奇和李立三。老工人在见到刘少奇时说，李立三老家的房子已经倒了好几间，破烂不堪了，国家应该出点钱给修葺一下。刘少奇表示同意。老工人回到醴陵后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县委，县委马上准备给李立三家修房子。这个消息传到北京，李立三赶紧写信制止了这个工程。
60年代中期，他有一次因公去江西，有人建议他顺路去南昌，正好赶在“八一”时看看老朋友。李立三考虑良久说：我当年只注意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没有认清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我虽然参加了“八一”起义，但贡献不大。我还是去井冈山看看更有意义……结果，他抱着虔诚的学习态度，认认真真地在井冈山转了转，还写下了一组名为《井冈好》的诗，由衷地赞颂了井冈之路：
井冈好，太阳出得早，
照破迷雾，万物皆觉晓。
井冈好，红旗举得早，
星火燎原，东方初破晓。
井冈好，红军建得早，
工农齐武装，成败已分晓。
井冈好，东风吹得早，
压倒西风日，全球皆报晓。
在那段岁月里，由于他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很自然的，同他“来往”的人比以前也大大减少了，只有陈毅、刘少奇等少数几个老同志还时常到李立三家里来。特别是陈毅，仍像从前一样同李立三谈天、下棋，假日里有时两人一坐就是半天。在我们秘书眼里，李立三与陈毅之间的“围棋情”，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堪称一段佳话。
记得那是1961年7月，李立三把夫人李莎及二女儿雅兰送上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后，即带着大女儿李英娜到了北戴河西山中直疗养区，住在中央分派给他固定使用的别墅里。它与之相邻的刘伯承、陈毅、陈伯达等人的别墅相较，面积是最小的了。李立三每年夏天都带着全家到那里住上一个多月。但那次到北戴河，不单纯是避暑休息，还有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就是参加由薄一波主持起草《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简称工业七十条）。李立三为了参加这项工作，早在半年前就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深入到工业企业特别是煤炭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起草小组集中了有孙冶方、马洪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逐章逐节进行讨论修改。八月底由邓小平专程到北戴河主持定稿。
在此期间的一天上午，我到中央办公厅在北戴河的办公所在地送修改稿去了。返回时，看见陈毅正在与李立三下围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立三与陈毅下棋，有幸在旁观战。只见他俩谈笑风生，亲密无间，真是一对好友，但有时也会为一粒棋子的定位，争得不可开交。到吃午饭时，李立三挽留陈毅。陈老总推辞说，他那里已有准备，就不给李立三添麻烦了，并约李立三午休后到他那边继续“战斗”。下午，我随李立三去陈毅的住处，他俩又对弈了半天。晚饭后，我陪李立三在海滩散步，我问李立三：不是中央在庐山开会吗？怎么陈毅到北戴河来了？李立三解释说，他今天从庐山坐专机来北戴河，是为了明天接待一起外宾，今天可以休息一天，所以一下飞机就到我这里来下棋。同时，饶有兴趣地讲了他与陈毅的亲密关系。
李立三说，他与陈毅是1920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认识的。1921年夏秋之间共同参加和领导了“拒款斗争”和“争回里大”的斗争。北京政府勾结法国当局对学生进行镇压，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里大”，把学生的护照强行收走，押解到芒特吕克炮台军营，最后策划押送回中国。
回国途中，李立三等104人在船上组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充满乐观的精神和旺盛的斗志。他们千方百计设法同沿途的华侨接触，宣传被迫害情况，接受侨胞的捐赠。他们还想法在船上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