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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接着深沉地说：“中央停止我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说明我在华北局工作期间有错误。办公厅通知我，××不适合做秘书工作，要给我换秘书。我考虑这一段主要是你同我在一起工作，了解这一段情况，还是请你回来好，希望你能帮助我回忆和清算这一段工作中的错误，你看好不好？”
我问：“中央有领导同志跟你谈过话没有？什么原因？”
李立三说：“接到华北局通知第二天（6月6日）起，我曾经多次给李雪峰和华北局书记处写信，要求谈话，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人找我谈话。”
一个在1921年就加入共产党，连任第四、五、六、七、八届中央委员，并曾两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主持过中央工作的老党员，在没有任何人说清缘由的情况下，就凭这个手写的一句话“通知”，被“罢”了官。
3。“文革”中的奇特现象：都找李立三“要材料”
“文革”兴起不久，中央正在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李立三是八届中央委员，但是没有让他参加会议（后来得知，在应出席会议的141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26人被“决定”不让参加会议，李立三就是这26人中之一）。
客观地说，运动初期李立三虽然靠边站了，还没受到太大的“冲击”，因为在一些人看来，他毕竟只是只“死老虎”，暂时还顾不上他。那段时间，李立三每天披着个军大衣去看大字报，或是学习和批判《海瑞罢官》、批判所谓“三家村”等，这时他还发议论说，“旧社会不能没有清官和贪官之别”，“清官总比贪官好吧？”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后，他作为陪斗者参加了几次批斗会，也曾经去一位老同志家里躲了几天风，但他还是可以自由活动的。一次他被通知参加批斗陶铸的大会，他听到那些造反派们的胡言乱语，看到对陶铸进行无情折磨时，他愤然离开了会场。他还公然对一些造反派说：“陈毅是好同志，你们打不倒﹗”这时期，他见到一些熟人，还互相关照要经得起“考验”；对于很要好的同志，他还偷偷地议论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有点像苏联的1938年肃反运动，他说他自己准备上万人大会，但无论怎样也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牵连别人，活下去看吧。这年的10月份，他还按照华北局机关造反派的“勒令”，向机关群众大会再次做“系统检查”，诚恳交代和批判自己来华北局前后的所有“严重错误”。
到了1967年“一月风暴”，“揪斗头号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开始后，形势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1月23日，“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的两个专案人员找到了李立三，对他说：“你工作时间很长，据说刘少奇在上海、东北、武汉、广州你都与他在一起工作过。请你谈谈刘少奇的情况。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现在的罪行要清算，他的历史问题也要清算。”
两人态度和气，意思是：好好揭发刘少奇的“罪行”，对你会“将功补过”。
李立三同这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作为他秘书的我有幸成为这次谈话的记录者，而这份纪录也有幸被保存下来了，成为研究李立三在最后一次的考验面前，始终如一地坚持党性原则的有力见证。
李立三详细地讲了安源时期、五卅运动时期、武汉政府时期三个历史阶段的真实历史。他说，安源时期，“1922年9月，快要罢工时，主席派刘少奇来安源”，“罢工期间刘少奇初到，认识人少，我认识人多。工人们把我保护起来，由刘少奇出面。《燎原》电影，就是反映这个事。电影中的雷唤觉，是把我与刘少奇写成一个人。”又说：“二七罢工后，主席的思想是挽弓待发之势。”这时我从安源被调走，刘少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领导那里工人“只提出一些要求，威胁矿上，但没有罢工”，因此，“安源没有受到镇压”。刘少奇是正确的。他得出结论说：“这段时间（半年）中，我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这一段没有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李立三接着讲了五卅运动时期。他说，五卅运动中我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调来担任总务部长（类似秘书长性质）。由我出头露面。当时工商联合会，我代表工人去的。工会具体工作，刘少奇做得多，我做得少。“这段期间与刘少奇相处三个月，也看不到他有什么问题。”
“第三次是武汉时期，1926年到1927年，全国总工会，我是负责人，他是第二把手。”在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刘少奇是支持群众的。这段时间也没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他指出，他在7月下旬离开了武汉去搞南昌起义，这以后就再没有和刘少奇一起工作。总之，“这三个阶段没有看出有什么大问题。”
……
无论从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还是从李立三、刘少奇当时的特殊处境来看，李立三面对极端险恶的形势，勇敢而公正地为已经成为“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刘少奇如此“作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从那以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来找李立三，找他“要活材料”，让他“立新功”，贡献出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或者别的一些老干部的什么“罪行”。因为他们都知道李立三在党的历史上是党中央的重要负责干部，掌握许多老干部的情况。然而，李立三就是不买账。他以对党负责的态度，以自己正直、无私的优良品格，实事求是地讲述他所知道的干部的历史功过，永葆了自己作为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气度和节操。
4。迫害升级了
由于李立三不肯出卖自己的灵魂，他的这种“不识趣”的态度，终于触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于是，从各个角落里伸出了一双双看不见的手，开始指向李立三，对他的迫害也随之开始升级。
首先是康生，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们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彻底地烧一烧。”于此，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先后开始制造各种政治谣言，点名揪李立三。
接着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跳出来，编造出离奇的谎言，说李立三曾经反对，并且企图谋害过林彪。
1967年5月20日，在提前出版的《红旗》杂志第7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黄锡章的文章：“反动电影《燎原》与中国的赫鲁晓夫”。
文章一开头就气势汹汹给这部影片“定性”说：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达到他们篡党、篡国的罪恶目的，也把他们的魔爪伸进了意识形态方面，伸进了文艺领域。他们不顾毛主席的警告，伙同周扬、夏衍、陈荒煤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八届十中全会后不久，就抛出了反动电影《燎原》，这部影片就是他们搞反革命复辟的一个罪证。
文章接着就“点”到了李立三的大名：电影一出笼，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群起为之喝彩。老机会主义者李立三连续发表文章，公开声明，‘雷焕觉’就是某某人。这个某某人，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十足的老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的《红旗》杂志非同小可，一旦被它点了名，被公开宣布为什么什么分子，就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其人的“死刑”。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中央文革就要拿李立三“开刀”了！
更为荒唐的是，这篇文章为了贬斥刘少奇、李立三，竟然不顾历史，公开篡改已经流行了40多年的安源工人自发创作的民间歌谣。
在20世纪20年代初，安源的路矿工人中曾广泛传唱着一首长达840多句、其中有歌颂李立三、刘少奇内容的长篇叙事歌谣——《劳工记》，又名《罢工记》。原文中是这样描述的：
不唱三皇和五帝，听唱一本劳工记；
……
工人受苦难尽表，有个英雄天下少；
名号能至李先生，出洋俄国转回程；
年纪只有二十四，祖居湖南醴陵住。
他从长沙到萍乡，要救工人出牢墙；
工会湖北来办起，劳动工界结团体。
能至安源办学堂，先禀知事到萍乡；
知事替他出告示，准他办成俱乐部。
刘少奇与朱少连，倡首发派到安源；
……
可到了这篇文章中，摇身“变”成了如下模样：
……安源的工人日夜思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们编了一首歌谣，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怀念：
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雾散见青天；
有个能人毛润之，打从湖南来安源；
他和工友把话谈，解除苦难不为难；
提议要给办工会，劳动工界结团体；
工人听了是真情，个个难舍又难分。
……
造足了上述这些舆论还不算，再接着，是关锋、戚本禹这些“文革”新贵们，不惜亲自出马，破天荒地“接见”了华北局机关名为“红色造反团”的一批造反派头头，直接“指示”他们要“联合起来”跟李立三“斗”。
一份保存下来的纪录清楚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形——
时间：1967年5月24日晚10：40点至25日0：45点。
戚（本禹）：同志们，你们等很久了。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今天的会怎么开？
关（锋）：先学《最高指示》。
戚：（领着学《最高指示》）
关：中央文革委托我们来了解华北局的情况。你们不是写了很多信吗？（接着问了几个群众组织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
关：刘莱夫怎么样？为什么不斗他？（当汇报到张邦英是漏网分子时）
关：对、对，应该造他的反。（当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