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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中央委员的老婆，没有根据我们能抓你吗？
……
好在事实是不能伪造的，他们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
在狱中，专案组逼着李莎交代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问题”，逼她承认她是早被招聘的“苏修特务”，是“特务上级”。这些都被李莎一一顶了回去。专案组的人恼羞成怒，让她站着交代问题，从晚上十时直至下半夜三四点钟，对她轮番审讯，长期进行精神和肉体折磨。然而，李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说半句假话。
在伙食方面，对这个所谓的“苏修特务”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吃的是窝窝头，老菜帮子熬汤，碗底混杂着厚厚的泥沙，表面漂着一层蜜虫。既吃不饱也饿不死。1972年初，毛泽东得知监狱的恶劣情况后，下了一道指示，约法三章：一让犯人吃饱；二让犯人睡足；三让犯人在没有疾病时才可以审讯。并责成监狱管理人员，不仅要遵照执行，还要原原本本地向犯人传达，征求犯人意见。从此，才停止了对犯人的虐待，伙食也有所改善，由全部粗粮变成全部细粮，即使讨要玉米窝窝头也是没有。李莎对笔者说：当时看到这样好的伙食，心里想，像这样的监狱，再住几年也没有关系。
在狱中，狱方只允许李莎看《毛选》和《人民日报》，这给她创造了一个学习中文的极好机会。遇到不认识的字，她就敲门，向外面的警卫战士请教。战士见到这个外国老太太谦虚好学，大为赞赏，谁都非常乐意教她。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被关押8年的日子里，她曾请求给一本字典学习汉语，监狱就是没有满足她的要求；她想练习书写中国字，但专案组只在让她写交代材料时才发给她纸张和笔，而在写完材料后一张不少地要全部收走。李莎对笔者说：“我在秦城监狱蹲了8年，如果他们给我纸和笔，我肯定能学会写汉字。现在，我只是认得汉字，却不会写汉字。”
8年的铁窗生涯，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在长达2880多个日日夜夜里，没有笑脸，后来没有审讯，也没有人同她讲话。她张开嘴，发现喉咙已经不会发音，她抬起脚，发现两腿已难迈步。只有在那种逆境下侥幸生存下来的人，才知道寂寞是多么可怕！她日盼丽阳，夜盼繁星，对残酷的现实，无所畏惧；对未来的命运充满希望。8年的铁窗生涯，锻炼了她的意志。她要活着，不是为别人而活，不能看别人的眼色而活。她有着自己的路，有着自己的追求。她坚信风暴、乌云是暂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
8年的寒霜染白了她的头发，8年的日日夜夜，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她的丈夫、女儿、同志、学生……
1975年，在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以后，5月22日，一位公安人员通知李莎要带她离开秦城监狱。李莎询问：“要我去哪里？”回答：“到山西运城去。”“是去运城坐监狱吗？”“不去坐牢，是去那里养老。”监狱看管人员从李莎进监狱前在银行的存款中拿出200元，为李莎购买了更换的衣服，随即通知李莎，把公物全部整理好，只带上属于私人的物品。李莎本来不想带走任何东西，“把一切屈辱的痕迹都留在这里算了”，但又想到为了不忘记这8年的历史，她把狱方发给她的一条贴身棉布内裤带走了。这是8年铁窗的纪念品，十分珍贵。
从秦城监狱乘上了同8年前进秦城监狱时一样的小轿车，在一名女公安人员和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党总支书记王德胜、山西省委组织部女干部韩江兰的“陪同”下，直奔北京火车站，转上了开往山西运城的火车。在途中，李莎向“陪同”人员提问：“李立三现在在哪里？”她们闪烁其词：“到了运城再告诉你。”李莎满以为李立三已在运城迎候她，暗怀喜悦心情期待着与丈夫的团聚。
李莎回忆说：“我刚到运城，他们为我安排的住处，只见整洁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双人床，有崭新的被褥，还有一双枕头。我实在太天真多情了，不禁想起立三，想到他也可能来这里，我们又可以生活在一起了……唉！这不是在做梦吧！”
冷酷无情的事实证明，她的确是在做梦。他们没有把李立三早已离开人世的真相告诉她。还是在1976年春节期间，两个女儿获准去运城看望她时，她才得知：就在她被送进秦城监狱的头一天（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就已离开人世。这对李莎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她怎么也不相信，渡过了那么多折磨的李立三会自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才得知：两个女儿都受到株连，与她同一天被送进了同一个监狱，坐了两年牢。母女三人，近在咫尺，却互不知其下落。小女儿在监狱中留下了久治不愈的病根。此时，她还得知李立三的二儿子李人俊在湖南衡阳还被判了死刑，险些送命。
在李莎抵达运城以前，运城地区农科所奉上级的指示，为李莎腾出一住房。这里原来没有围墙，上级拨专款修起了高高的围墙。但是，尽管有围墙，却比秦城监狱自由多了，可以看到蔚蓝的天空和漂浮的白云，…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接受阳光的自由照射，可以在小院内种花、放养鸡群，还可以到农贸市场上去买来鲜嫩的蔬菜、食品，到商店采购生活日用杂物……
李莎的住处外面，有派出所的人员常年住在那里，对她这个政治犯来说，警卫和监视双重任务兼而有之。刚开始，人们都用奇异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政治犯，不敢接近她，背地里都称她为洋婆子。
农科所的人，对李莎是友好的。冬天，住室较冷，他们帮她买来蜂窝煤，生上火炉子，李莎有机会学会了封火炉的技术；李莎要养鸡，有人帮她搭起鸡窝，帮她买来鸡饲料，鸡蛋做到自给有余。日久天长，人们发现这位洋婆子不仅中国话说得很好，还虚心好学。她在学习《毛选》时有不认识的字，有人给她讲解，教她认字。墙外负责监护的公安人员，似乎混淆了“阶级界线”，常到李莎的房里来同她下跳棋，既完成了任务，又使她不感到寂寞。她很快就同那里的群众交上了朋友。
李莎的女儿花300元，给她买来一台9寸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当地已是奢侈品了。李莎请所里的职工及家属子女到她房间里来看电视。每天晚上，她的房间都挤得满满的，大家有说有笑，和谐欢乐。
就在这种半“流放”的苦中作乐的岁月中，李莎企盼着将来…
第十三章 阳光灿烂的日子
1。做秘书的我给李英男出主意
1969年7月底，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经过整党，大部分干部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李英男、李雅兰从秦城监狱出来，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送到华北局机关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改造，与我同在办公厅所在的汉沽农场，经常可以见到面。但是，由于我们双方都还处于被审查的地位，尚未解脱，为避免被说成与“苏修特务”划不清界限，我是不能与她俩姐妹交谈的。直到12月底，我因要到甘肃去工作，一天中午我背着行李往火车站去的路上，碰见她俩姐妹收工回营，我才鼓起勇气对她们说了一句：“我到甘肃去了，你们要多保重。”算是跟她们俩说了一句话，也算是告别了。
1978年11月底，我因公出差从兰州到达北京，住在原华北局机关招待所——东方饭店。当时，北京的政治空气十分活跃，真理标准的讨论、“两个凡是”的争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召开……于是，我设法打听到李英男还在北京外语学院，第二天就到了李英男的家里。一见面就很自然地把话题集中到她妈妈李莎的身上。
“你妈妈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山西运城。”
“什么时候到哪里去的？”
“1975年。”
“回北京来过没有？”
“不允许妈妈回北京，但我们在假期中可以去探视。”
“你们找过中央组织部没有？”
“找过，他们说现在顾不上，目前主要先解决健在的一些老同志的问题。”
“给耀邦同志写过信吗？”
“写了。中央组织部就是那样答复的。”
我略加思考后说：“这样吧，你再给耀邦同志写封信，只提出一条要求，就说妈妈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山西无人照顾，要求把妈妈接回北京。对你爸爸的问题、对你妈妈的其他事情都不要提。信写好后，千万不要邮寄。那样，耀邦本人是看不到的。可以在晚上6点以后，送到家里去，利用他回家吃饭的时间，交到他手里。”
“我不知道耀邦的家住在哪里？”
我说：“由灯市西口往西进去，第一个胡同往北：富强胡同甲6号。”
李英男按照我给她出的主意，于12月4日晚拿着写好的信，到了胡耀邦的家里。遗憾的是，当晚胡耀邦没有回家，是由胡耀邦的儿媳、安子文的女儿安黎接待的。安黎向李英男表示：等爸爸（胡耀邦）回来，一定交到他手里。让英娜放心。不出所料，胡耀邦于12月5日在英娜写给他的信上批示：“先把人接回北京。”中央组织部及时向北京外语学院党委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并说，北京的手续不要办，把人接回来再说。已经通知山西省委组织部了，你们派人到山西去就行了。
12月7日，李英男、刘和忠夫妇在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的程立贞陪同下，登上了去山西的火车。进入山西后，兵分两路，一路到太原找省委组织部，一路直抵运城，让妈妈尽快得到回京的喜讯。
省委组织部的负责人见到李英男，当即表示：我们已经接到中组部的通知，随时可以回北京去。不过你母亲这次离开山西后，今后恐怕难有机会再来了。问问你妈妈，对山西的名胜古迹，愿意到哪里去看看，我们一定做好安排；对山西省的土特产品，需要什么就提出来，我们一定照办，千万不要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