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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出来”而不是“站出来”的。
延安时代，毛泽东向“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扩大化”了的好同志们反复脱帽鞠躬，据说感动得很多人热泪大弹，这样的主动道歉行为，我们听到的毕竟有限。更多的时候，人们习惯于以法律责任、行政责任、政治责任来替代道歉。一个官员，如果没有组织追究，几乎不会在错失发生以后向公众舆论表达歉意。一个学者，如果自己政治运动中的行为没有被下过什么组织结论，也认为“根本不须忏悔”。对一般中国人来说，出现问题时，心中首先生发的不是愧欠之感，而是“这将要受到怎样的处理”，外在的惩罚永远大于内心的自省。所谓“检讨书”，与其说是出于良知上的不安，不如说是争取宽大处理的手段，这也使得“反省”基本不再可以作为诚信的标尺。
一个文明的社会，不仅是基于法律的，更是基于道德良知的，道歉就是良知的显现。没有必要再次申述什么是真正的“面子”。如果我们希望未来不是永远生活在良心的荒野上，如果我们希望社会中的人不只是被“绳之以法”、“绳之以纪”或者绳之以别的任何外在的东西，而是每个人首先都被自己内在的良知所召唤，那么道歉吧，为你的任何错失，为你的任何疏忽，庄重严肃地向被伤害的人说声“对不起，我感到不安”。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0期
希望；我终于看见了
作者：滕洋
我猜：这还是一个孩子，大概她也只有十七或者十八岁。她一定是第一次独自乘火车，她的父母还很不放心。她一定是乐观且任性，偏选了一双拖鞋开始这也许漫长、也许短暂的行程。但不管怎样，我们只只是萍水相逢。
列车颠荡着向下开去，车上很安静，有间断的广播和音乐。这个夏日的午后，空气浓稠得像胶冻一样，让人疲乏无力。单一的隆隆声在脑海中如丝线般绵延不绝地扯过，也不知要走多久，更不知道走了多久。我常常是怀着这样一种近乎疲惫的情绪，任人推挤着，在单行线一样的人生轨迹上“勇往直前”，没有希望，更无所谓失望。我也幻想成为一个设计师或是厨师，更简单的，做个建筑工人，可那仅仅是幻想，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街上女孩子的漂亮衣服，炉台里跳动的火焰或是高楼上缠绕如蛛网的脚手架，我也仅仅是听说……
“啪”。我想我一定是碰掉了什么东西，用手去摸，一直放在腿上的钥匙不见了。我俯下身子去摸，钥匙却被什么人推到了我手边。
“谢谢。”我拍拍沾上尘土的双手，对着空气道谢。
“不用客气。”那声音如明亮跳跃的音符——是那个穿拖鞋的姑娘。
也许，我不应该再同她交谈了，我是一个“陌生人”，该维持在安全的距离外，就像女孩的父母叮嘱她的那样：不要同陌生人交谈。我也常常被人这样好心的嘱咐，我明白：我看不见东西，要更加小心。但，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喂，你看不见东西吗？”女孩首先打破了沉默。
我想她这样唐突的问题应该让我很生气，因为所有的规则都告诉我，作为一个盲人，我应该避讳这样的问题。但现在，真的有人这样问了，我倒并没有什么不舒服，我想起那个大叫“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
“是，看不见，一生下来就看不见了。”
“好可惜啊。”女孩的语气显得十分惋惜，我甚至可以想像她懊恼地看着窗外，微微偏着头的样子。
“也没什么，一开始就看不见也就习惯了。要是中途瞎了，一定难过得要自杀。”说出“瞎”这个字，连我自己都有些惊讶，我从不说自己是瞎子，只是说“我看不见”，但今天，面对这个很不把我的“盲”当做一回事的女孩，我似乎是得到了极大的尊重，愈发地，不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喂，我讲给你听好不好，外面的风景很美的。”
“好，谢谢你。”我微微地笑，愈加肯定这是一个对世界毫无戒备的孩子：善良且单纯，她早已将父母的叮嘱抛到一边，以她的方式来表达她的友善。
“……对，那些种在两边的树，我一直觉得她们像中世纪的欧洲妇女，提着裙子向前奔跑，呃，中世纪的裙子，应该是……”
“……像高更的一幅画，高更是我朋友最喜欢的画家了，我有一本高更的画册，上面的画都美得像天堂，柔软的沙滩，碧绿的海，丰腴的裸女……”
慢慢地，这女孩的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如水汽一样蒸发，我进入了她带来的世界，很难形容，就像我做过的一个梦，我觉得那应该是彩色的，许多斑驳的色块在眼前晃动，但梦醒了，我才明白：我根本不曾看见什么颜色，只是感觉到了快乐。
“……那边有一个村子，唉，那有个孩子冲我招手呢！”女孩的声音变得很兴奋。
“他不过是冲着整列火车招手罢了。”我忍不住提醒她。
“那又有什么关系，他看见了火车，我在火车里看见了他，于是他也是在冲我招手。”她的声音没有丝毫的不悦。
我很想像她那样对一切都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和希望，但怎么说呢。总有些羞于表达，有时我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罩子中，就像时钟一样，每天只要一成不变地走一走就好了。或者我希望我已经死了，躺在墓地里，等着清明有人送一束花给我。
“你在想什么呢？”女孩突然不讲了。
“没什么，有一点累了。”我摸着手里的钥匙，上面的每一个齿我都清楚，它简直可以啮合到我心里面去。
“噢，对了，你是做什么的呢？”
“按摩师。”我苦笑，一个看不见的人还能干什么。
“那很好啊，我妈妈腰不太好，后来听人推荐找了个按摩师治疗了一段时间，现在好多了，我曾经也想学……”
我明白这是她的礼貌或是客气：健全的人，谁会想到要当按摩师呢。
“你呢，还在念书吧？”我问。
“对，念美术学校，其实也不是什么正式的学校，正式的学校大都不收我，但我又喜欢这个，就让爸爸找了一间私人的学校念。”她的语气有一点低落，这么长时间，第一次的低落。
每个人都会有烦恼，哪怕这个似乎什么都难不倒她的女孩。只是她这样小小的烦恼，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消散，我却不同：像这列车一样，她是行驶在平原上的那列，偶尔穿越隧道，就如生活在调剂一样新鲜刺激；而我，将永远在黑暗的隧道中穿行，永无天日。
我嫉妒你，你明白吗？
“对了，给你画张画吧。”女孩像要拨开黯淡的情绪一样大声地问。
“可以。”我并无多大兴趣。听着她起身，请邻座帮她把放在上面的行李取下来，然后是开合拉链的声音，把什么东西支在了我对面的小桌子上。
“这可真挤。”女孩的声音的确像一个挤得喘不上气的人。
我只是笑，无论你画得好不好，我都看不见，有这个必要吗？
“我尽量画得好一点吧，但如果你的朋友说不像你，你可千万不要笑话我啊。”她很认真地说。
我听见笔在纸上“唰唰”划过的声音，我想像女孩一边用手来比配景框，一边在纸上画——有人告诉我，画画是这个样子。这么多年了，虽然不断有人告诉我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我仍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是我不想接纳外面的东西，而是，我无法想像除了黑夜以外的东西是什么样子，哪怕自己的颜色。
“你能摘了墨镜吗？”女孩试探着问。
这没有什么不可以，无论她看见我的眼睛时，那表情是厌恶也好，惊讶也罢，我都看不见。我取下眼镜，心里暗自期待一个评价。
“有没有人告诉你，你的眼睛很漂亮，只是有点浑浊。我介意我把它们画得明亮一点吗？”女孩诚恳地问。
“随便吧。”我有一点焦躁不安，像动物一样被人看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而且，列车广播下一站我就到站了。
时间在我身边流过，女孩不再说话，突然的安静让我有些不安和尴尬：也许别的乘客也都在看她画画，他们都在看我这个瞎子。真是讨厌透了。
列车进站了，我马上站起来：“我要下车了。”车厢里很嘈杂，有人在起身拿行李。我听见女孩把画纸撕下来的声音，她站起来。车身巨烈地晃动一下，我失去重身心，下意识地去抓女孩的手，希望不要摔倒，但我还是摔在了地上。因为，我只抓住两条空荡荡的袖管。
“你不要紧吧，对不起，我没办法扶你。”女孩蹲下身。
“你，我……”我嗫嚅着，不知说什么。
“没什么，小时候被电的，然后就没有手了。”她好像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幸好，我还可以用脚画画。”
我明白她为什么穿拖鞋了……
我拄着我的手杖在人流里穿行：
妈妈，我懂事起，你就告诉我，我跟别人是不同的，我是残缺的，我不懂。
妈妈，你告诉我头上三尺有希望，但我不跳起来就永远抓不到，我不懂。
妈妈，你怎么不告诉我，除了残缺，我也没什么不同。而希望，我终于看见了。
这街上车来车往。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0期
信任
作者：逄丽华
1999年冬天，爷爷因为过马路的时候没有听到汽车喇叭声，而被急驶的汽车挂倒．虽然经过医生的检查，没有造成任何身体上的伤害，但92岁的老人也着实被吓了一大跳。
其实爷爷耳朵有些背；这件事我是知道的。几年前就为他买了助听器；那是最常见的盒式助听器；它的一端是一个耳塞；放在耳朵里；另一端则是一个装有扩音器的小盒；声音由它放大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