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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民营企业掠夺性的判断，还是对产权改革的质疑，无论是反对人民币升值还是对宏观调控的肯定，这些都是郎咸平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思维沉淀，虽然这些结论学界还存在争议，必一定就很能为外界接受，但是都是他长时期研究的结果，所以，他会不断通过很多方式表达出来。
他可能过分高调和强势，可能太多时候采取和内地学者方式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但是，这些让人不适应的地方，和他学术研究的价值没有关系。他的态度和情绪，也不能成为抹杀他充满勇气提出独立特行的学术观点的价值。
当然，我不是学者，对于经济以及企业的研究也有限，所以不是郎教授的每一个结论我都能理解和支持。但是，我耳闻目睹，以及由郎教授的学生和同行之中得来的信息，都能体会到郎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专注和专业。因此，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接到律师信的时候会怒不可遏。因为，那是他最看重的东西。
《新财富》杂志原主编张信东，是郎咸平教授在内地的第一个亲密合作者，他们联手推出的“德隆系研究”、“坏帐魔术”、“担保圈”和“类家族企业”等等十几篇研究报告，是透视中国资本市场深层次问题的经典之作。后来张信东谈及对郎教授印象最深的两点，其一是他对学术的专注以及研究之中的无情——对自己以及对他人。其二，就是郎教授生活的尽量简单——最大限度地投入学术研究。
认识郎咸平教授三年多来，我得到的感觉也和张信东类似。不平则鸣，这是我对郎咸平的最大感觉。
郎咸平教授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思考的人，和我们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和方法论都不一样。印象所及，大凡财经领域之中的学术问题，是他研究过或者研究之中的，郎教授都会有问必答，侃侃而谈。有时候，他也会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于是半天或者一天之后，我就能收到他的电话，说你刚才问的那几个问题已经答复了，给你邮件发了过去。他几乎是问题不过夜的学术“原教旨”主义者。不过，如果是那些没有涉及的领域，他会斩钉截铁地第一时间给你说没有看法，说这个我没有研究，多问他也不上当。
我曾问及郎咸平教授，你是如何看待对你提出种种批判的学者们？郎教授非常坦诚：“我虽然不同意这些观点，但是，我仍要向这些人表示感谢和尊重。无论大家的认识有何不同，能在一起争辩影响国家发展和社会福祉的重大问题，本身就是十分有意义的。而且，学术的探讨本就应当在一种公平、坦诚却又激烈的氛围中进行。”
郎咸平桀骜不驯，看人不顺眼就会直接发作：“我讨厌他！”而在这次大争论之中，需要肯定的一点是，我所见到的郎咸平，对于争论对手的态度表现出了国际级学者的水准。即使是面对颇为直接的人身攻击，他最多也只是用“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来表达不满，从来没有任何不雅的言辞，他可能会讨厌一个学者，但是他不会口出恶言。
这一点，联系到他高调的，充满修辞和富有感染力地对知名企业提出严厉的盗窃国有资产的批评，似乎郎咸平是矛盾的。但是看深一层，这也正说明了郎咸平的统一。一方面，他提出严厉得令人感到是否苛刻的批评，因为这是他学术研究的结果，他相信自己看到了危机；另外一方面，同样是对学术研究的尊重，所以他对于经济学同行的反驳乃至谩骂，都觉得是必要的，也是必须接受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1期
日行一善
作者：刘燕敏
他父亲是位大庄园主。七岁之前，他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上世纪60年代，他所生活的那个岛国，突然掀起一场革命，他失去了一切。
当家人带着他在美国的迈阿密登陆时，全家所有的家当，是他父亲口袋里的一叠已被宣布废止流通的纸币。
为了能在异国他乡生存下来，从十五岁起，他就跟随父亲打工。每次出门前，父亲都这样告诫他：只要有人答应教你英语，并给一顿饭吃，你就留在那儿给人家干活。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海边小饭馆里做服务生。由于他勤快、好学，且不取报酬，很快得到老板的赏识。为了能让他学好英语，老板甚至把他带到家里，让他和他的孩子们一起玩耍。
一天，老板告诉他，给饭店供货的食品公司招收营销人员，假如乐意的话，他愿意帮助引荐。于是，他获得了第二份工作，在一家食品公司做推销员兼货车司机。临去上班时，父亲告诉他：“我们祖上有一遗训，叫‘日行一善’。在家乡时，父辈们之所以成就了那么大的家业，都得益于这四个字。现在你到外面去闯荡了，最好能记着。”
也许就是因为那四个字吧！当他开着货车把燕麦片送到大街小巷的夫妻店时，他总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比如帮店主把一封信带到另一个城市；让放学的孩子顺便搭一下他的车。就这样，他乐呵呵地干了四年。
第五年，他接到总部的一份通知，要他去墨西哥，统管拉丁美洲的营销业务，理由据说是这样的：该职员在过去的四年中，个人的推销量占佛罗里达州总销售量的百分之四十，应予重用。
后来的事，似乎有点儿顺理成章了。他打开拉丁美洲的市场后，又被派到加拿大和亚太地区；1999年，被调回了美国总部，任首席执行官，年薪740万美元。
就在他被美国猎头公司列入可口可乐、高露洁等世界性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候选人时，美国总统布什在竞选连任成功后宣布，提名卡罗斯·古铁雷斯出任下一届政府的商务部部长。这正是他的名字。
现在，卡罗斯·古铁雷斯这个名字已成为“美国梦”的代名词，然而，世人很少知道古铁雷斯成功背后的故事。前不久，《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去采访古铁雷斯，就个人命运让他谈点儿看法。古铁雷斯说了这么一句话：一个人的命运，并不一定只取决于某一次大的行动，我认为，更多的时候，取决于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善举。
后来，《华盛顿邮报》以“凡真心助人者，最后没有不帮到自己的”为题，对古铁雷斯做了一次长篇报道。在这篇报道中，记者说，古铁雷斯发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简单武器，那就是日行一善。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1期
他和她的故事
作者 潘萌
他和她的故事是我所遇见的最迷人最深刻最忧伤最宽广的爱情。
他说她的人生经历了两次黑色的秋天，一次是含冤被打为“右派”，一次就是现在。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席葬礼。第一次来到被叫做殡仪馆的地方。
早晨7点，我就乘车来到了这里，这儿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的小工厂，只是大门口一个阴森的“奠”字直慑人心，让我下意识地提一口气，抓紧了黑色的连衣长裙的下摆。我一步步地朝那堆有我熟悉的，也有完全没有见过的。我看到我熟悉的那些人全部穿着统一的黑色，有种古怪的感觉。
爸爸说：“我们去看一看卫生和化妆的工作做好了没有，你一个人就去陪陪他吧。”顺着他手指向的方向我看到了一个清瘦的老人失神地坐在台阶上。那是死者已经七十几岁的丈夫。我点了点头，安静地走过去，坐在他的旁边，轻轻地握住他的手。
那是一双冰冷的只有皮包裹着筋骨的满是皱纹和苦难的颤抖的苍老的手。
我要参加的这场葬礼是一个女人的葬礼。被安排在今天早上的第二场，在东南角的梦寝厅里举行。梦寝，原来火化厅也可以有如斯美丽的名字，但愿已故的她真如梦寝一般长长久久地睡下去，不知道是否梦见了第一次与他的相遇。
……
他是徽商丝绸大家的少主人。他，少年书生，最是斯文清秀。她是他家的家生子，跟着父亲演戏，都是他家的下人。但她，也是远近闻名的水灵乖巧，一曲黄梅调唱得门前的小溪都打了几个转儿。
都是最鲜嫩的年纪。他们就遇见了。
或许，是他刚从私塾里放学回家，碰巧路过侧房，就看见院子里自顾自陶醉在戏文中，款款挪动莲步，和着唱腔舞动水袖的她，不由得被那样清凉透明的声音牵绊住脚步，驻足侧耳。直到太阳落到山的那头去，直到树上的小鸟儿都飞回了窝里，直到，直到她蓦然回首发现了他。脸倏地就红得和天上的晚霞一般，低着头道声“少爷”，还未等他回答，就扭身羞涩地跑回屋里了。
或许，是她负责打扫他的书屋。她轻柔地擦拭着书桌、椅子、笔架、香炉，带着满心的喜悦忙碌着，一点一点地触碰这些他的东西，然后发现了书桌上那首临了一半的《虞美人》，不禁捧起来碎碎地念道：“碧桃天一栽和露，不是凡花数……”纸上尚有浅浅的墨香，就和他侍郎的眉目一般。一念就是好久，连他进屋了都没有察觉。她凝望着纸上的诗句，倚在门框上的他凝望着她。
两情相悦，两心暗许。
一抬眉，一低眼，一辈子就拴在一起了解，从此不离不弃。
……
粗鲁的哭喊声陡然响起，惊得我慌忙把思绪收了回来。原来第一场的告别仪式开始了。我惊讶地忘着那一队真材实料的孝子贤孙们，由一个人领哭，众人合哭，捧着遗像，披着麻戴着孝一路往大厅挺进，一路鞭炮不停。他缓缓地对我摇了摇头说：“她不喜欢这样，我们，不这样。”我宽慰老人道：“对，我们不这样的。”
我知道他们的故事本来就是和世俗理念无关。
……
他的家庭怎么可能允许产业的继承人娶家里的丫鬟过门。
可是他们相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