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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
克拉克总理放下电话，发现丈夫正在门口怔怔地望着她，她正要张口说什么，丈夫率先说话了：“刚才的电话我全听见了。如果你有事，就不用陪我去农贸市场了，我一个人出去走走就行了。”
望着丈夫的强作笑容，克拉克的眼角有些湿润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1期
红头绳儿
作者：王鼎钧
一切要从那口古钟说起。
钟是大庙的镇庙之宝，锈得黑里透红，缠着盘旋转折的纹路，经常发出苍然悠远的声音，穿过庙外的千株槐，拂着林外的万亩麦，熏陶赤足露背的农夫，劝他们成为香客。
钟声何时响，大殿神像的眼睛何时会亮起来，炯炯的射出去；钟声响到那里，光就射到那里，使鬼魅隐形，精灵遁走。半夜子时，和尚起来敲钟，保护原野间辛苦奔波的夜行人不受邪崇……
庙改成小学，神像都不见了，钟依然在，巍然如一尊神。钟声响，引来的不再是香客，是成群的孩子，大家围着钟，睁着发亮的眼睛，伸出一排小手，按在钟面的大明年号上，尝震颤的滋味。
手挨着手，人人快活得随着钟声飘起来，无论多少只小手压上去，钟声悠悠然，没有丝毫改变。
校工还在认真的撞钟，后面有人挤得我的手碰着她尖尖的手指了，挤得我的脸碰着她扎的红头绳儿了。挤得我好窘好窘！好快乐好快乐！
可是我们没谈过一句话。
钟声停止，我们这一群小精灵立刻分头跑散，越过广阔的操场，冲进教室。再迟一分，老师就要坐在教席上，记下迟到的名字。看谁跑得快！可是，我总是落在后面，看那两根小辫子，裹着红头绳儿，一面跑，一面晃荡。
……如果她跌倒，由我搀起来，有多好！
我们的家长从两百里外请来一位校长，校长来到古城的时候牵着一个手指尖尖，梳着双辫的女儿。校长是高大的、健壮的、声音宏亮的汉子，她是聪明的、伤感的、没有母亲的孩子。家长们对她好怜爱、好怜爱，大家请校长吃饭的时候，太太们把女孩拥在怀里，捏她，亲她，解开她的红头绳儿，问：「这是谁替你扎的？校长吗？」重新替她梳好辫子，又量她的身裁，拿出料子来，问她那一件好看。
在学校里，校长对学生很严厉，包括对自己的女儿。他要我们跑得快，站得稳，动作整齐画一。如果我们唱歌的声音不够雄壮，他走到我们面前来叱骂：「你们想做亡国奴吗？」对犯规的孩子，他动手打，挨了打也不准哭。可是，他绝对不禁止我们拿半截粉笔藏在口袋里，他知道，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喜欢找一块干净墙壁，用力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军过境的日子，他不处罚迟到的学生，他知道我们喜欢看兵，大兵也喜欢摸着我们的头顶，想念自己的儿女，需要我们带着他们找邮局，寄家信。
「你们这一代，要在战争中长大。你们要早一点学会吃苦，学会自立。挺起你们的胸膛来！有一天，你们离开家，离开父母，记住！无论走到那里，都要挺胸抬头……」
校长常常这么说。我不懂他在说什么。我怎么会离开父母？红头绳儿怎么会离开他？如果彼此分散了，谁替她梳辫子呢？
……
芦沟桥打起来了。那夜我睡得甜，起得晚，走在路上，听到朝会的钟声。这天，钟响得很急促，好象撞钟的人火气很大。到校后，才知道校长整夜守着收音机没合眼，他抄录广播新闻，亲自写好钢板，喊醒校工，轮流油印，两人都是满手油墨，一眶红丝。小城没有报纸，也只有学校里有一架收音机，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不能让许多人蒙在鼓里。校长把高年级的学生分成十组，分十条路线出发，挨家散发油印的快报。快报上除了新闻，还有他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拚到底，救中国！」我跟红头绳儿编在一个小组，沿街喊着「拚到底，救中国！」家家户户跑到街心抢快报。我们很兴奋，可是我们两人没有交谈过一句话。
送报回来，校长正在指挥工人在学校的围墙上拆三个出口，装上门，在门外的槐树林里挖防空坑。忙了几天，开始举行紧急警报的防空演习。警报器是疯狂的朝那口钟连敲不歇，每个人听了这异常的声音，都要疏散到墙外，跳进坑里。校长非常认真，提着藤鞭在树林里监视着，谁敢把脑袋伸出坑外，当心藤鞭的厉害。他一面打，一面骂：「你找死！你找死！我偏不让你死！」骂一句，打一下，疼得你满身冒汗，哭不出来。
校长说得对，汗不会白流，贴着红膏药的飞机果然来了。他冲出办公室，亲自撞那口钟。我找到一个坑，不顾一切跳下去，坐下喘气。钟还在急急的响，钟声和轰隆的螺旋桨声混杂在一起。我为校长担心，不住的祷念：「校长，你快点跳进来吧！」这种坑是为两个人一同避难设计的，我望着余下的一半空间，听着头顶上同学们冬冬的脚步响，期待着。
有人从坑边跑过，踢落一片尘土，封住了我的眼睛。接着，扑通一声，那人跳进来。是校长吗？不是，这个人的身躯很小，而且带来一股雪花膏味儿。
「谁？」我闭着眼睛问。
「我。」声音细小，听得出是她，校长的女儿！
我的眼睛突然开了！而且从没有这样明亮。她在喘气，我也在喘气。我们的脸都红得厉害。我有许多话要告诉她，说不出来，想咽唾沫润润喉咙，口腔里榨不出一滴水。轰隆轰隆的螺旋桨声压在我俩的头顶上。
有话快一点说出来吧，也许一分钟后，我们都要死了……要是那样，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
时间在昏热中过去。我没有死，也没有说什么。我拿定主意，非写一封信不可，决定当面交给她，不能让第三者看见。钟声悠悠，警报解除，她走了，我还在坑里打腹稿儿。
出了坑，才知道敌机刚才低飞扫射。奇怪，我没听见枪声，想一想，坑里飘进来那些槐叶，一定是枪弹打落的。第二天，校长和家长们整天开会，谣言传来，说敌机已经在空中照了相，选定了下次投弹的地方。前线的战讯也不好，敌人步步逼进，敏感的人开始准备逃难。
学校决定无限期停课，校长打算回家去抗战，当然带着女儿。这些可不是谣言。校长为人太好了，我有点舍不得他，当然更舍不得红头绳儿，快快朝学校走去。我已经写好了一封信，装在贴身的口袋里发烫。一路宣着誓，要在静悄无人的校院里把信当面交给她……怎么，谁在敲钟，难道是警报吗──不是，是上课钟。停课了怎么会再上课！大概有人在胡闹吧……我要看个究竟。
学校里并不冷清，一大群同学围着钟，轮流敲钟。钟架下面挖好了一个深穴，带几分阴森。原来这口钟就要埋在地下，等抗战胜利再出土。这也是校长的主意，他说，这么一大块金属落在敌人手里，必定变成子弹来残杀我们的同胞。这些同学，本来也是来看校长的，大家都有点舍不得他，尽管多数挨过他的藤鞭。现在大家舍不得这口钟，谁都想多听听它的声音，谁也都想亲手撞它几下。你看！红头绳儿也在坑边望钟发怔呢！
钟要消失，红头绳儿也要消失，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要毁坏变形。钟不歇，人不散，只要他们多撞几下，我会多有几分钟时间。没有人注意我吧？似乎没有，大家只注意那口钟。悄悄向她身边挤去，挤两步，歇一会儿，摸一摸那封信，忍一忍心跳。等我挤到她身后站定，好象是翻山越岭奔波了很长的路。
取出信，捏在手里，紧张得发晕。
我差一点晕倒。 她也差一点晕倒。
那口大钟剧烈的摇摆了一下。我抬头看天。
「飞机！」
「空袭！」
在藤鞭下接受的严格训练看出功效，我们像野兔一样窜进槐木，隐没了。
坐在坑里，听远近炸弹爆裂，不知道自己家里怎样了。等大地和天空恢复了平静，还不敢爬出来，因为那时候的防空知识说，敌机很可能回头再轰炸一次。我们屏息静听……
很久很久，槐林的一角传来女人的呼叫，那是一个母亲在喊自己的孩子，声嘶力竭。
接着，槐林的另一角，另一个母亲，一面喊，一面走进林中。
立刻，几十个母亲同时喊起来。空袭过去了，她们出来找自己的儿女，呼声是那样的迫切、慈爱，交织在偌大一片树林中，此起彼落……
红头绳儿没有母亲……
我的那封信……我想起来了，当大地开始震撼的时候，我顺势塞进了她的手中。
不会错吧？仔细想想，没有错。
我出了防空坑，特地再到钟架旁边看看，好确定刚才的想法。钟架炸坍了，工人正在埋钟。一个工人说，钟从架上脱落下来，恰好掉进坑里，省了他们很多力气。要不然，这么大的钟要多少人抬得动！
站在一旁回忆刚才的情景，没有错，信在她的手里。回家的路上，我反复的想：好了，她能看到这封信，我就心满意足了。
大轰炸带来大逃亡，亲族、邻居，跟伤兵、难民混在一起，滚滚不息。我东张西望，不见红头绳儿的影子，只有校长远远站在半截断壁上，望着驳杂的人流发呆。一再朝他招手，他也没看见。
果然如校长所说，我们在战争中长大，学会了吃苦和自立。童年的梦碎了，碎片中还有红头绳儿的影子。
征途中，看见挂一条大辫子的姑娘，曾经想过：红头绳儿也该长得这么高了吧？
看见由傧相陪同、盛妆而出的新妇，也想过：红头绳儿嫁人了吧？
自己也曾经在陌生的异乡，摸着小学生的头顶，问长问短，一面暗想：「如果红头绳儿生了孩子……」
我也看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