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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对女儿说，写作的题目就在你眼前。
“写抢位子啊？”女儿问。
“对！”
“这有什么好写的。天天都是这样的。”
从前不是天天都这样的。
老爸说，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讲乘火车的见闻。鲁迅说，车子快要开了，但一群乘客却还在作揖打恭，互相谦让，谁也不肯先坐。结果火车一开，“顷刻间跌倒了五六个。”鲁迅当时看不惯中国人的迂腐、繁文缛节，认为与现代文明的迅速发展脱节，就写文章挖苦。假如鲁迅还活着，他看到今天中国人的样子，老夫子会作何感想呢？
鲁迅身高只有一米五十八，又生了多年多年肺病，体重不到七十斤。
他来乘车，被人轻轻一推，就要跌出好几米远。老夫子是脾气极坏的，他爬起来，骂不过别人，打不过别人，回到家，拿起笔，一定会用最刻毒的语言嘲笑、讽刺、挖苦这丑陋的国民性。
鲁迅会写些什么呢？当年他那样激烈地反对礼教，如今天下弄成这付样子，他还会反对礼教吗？
老爸对女儿侃侃而谈。
老爸说，世界上大概没一个地方象中国人这样不守秩序，这样粗鲁无礼，这样野蛮。老爸说，我们以为在世界上被人看不起，是因为穷。其实，我们中国人被人看不起，最主要是没有礼貌，缺少最基本的道德操守。
在公众场合大声讲话的是中国人，随手扔垃圾的是中国人，欢喜插队的是中国人，至于抢座位，更是中国人的家常便饭。连没有位子可坐的电梯，中国人都要一马当先，抢在前面。
女儿正入神地听老爸骂中国人时，一位乘客硬挤进已经坐满六个人的长椅里，老爸拉了女儿站起来，把位子让出来。
老爸说，德国人为中国设计建造地铁车厢，是依据中国人平均身高身宽及体重，来设计地铁座椅的长度和宽度的。一排长椅坐六个人，还略有宽余，相互之间的空隙为三英寸左右。这一设计一方面照顾到胖的人，另一方面也照顾到乘客的尊严，使乘客坐下来，相互之间有点空间，不至于贴得太紧。但这一考虑到人的尊严的设计，到了中国恰恰变成了对人的尊严的摧毁。
女儿说，有的人一天上班很吃力了，既然能坐七个人，为什么不挤一挤呢？ 老爸说，如果先坐下来的六个人，主动挤一挤，再挤出一个位子来，让给站着的人。那我们这个社会就太美好了。这表明这个社会的人，相互关爱的精神已经形成了普遍的风气，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现在的情况是相反，已经坐下来的人，并没有再挤出一个空位的意思，而站着的人，看见那一点空间，不去占领就觉得吃了亏，非要挤进去。
你说上了一天班，人吃力，很想坐。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要上班打工，而且国外的上班打工比国内要吃力多了，八小时一点懒也不能偷。为什么人家那里没有挤位子现象呢？这涉及对他人的尊重和对自己的尊重。你看刚才硬挤进来的那个人，他拨开两边乘客时，把别人当作人来尊重了吗？他明知道别人在对他翻白眼，装作没看见，他不在乎别人的蔑视。对他来说，占到一个位子坐一会，比起别人的白眼来更实惠。这一现象，如果用一句成语来描述，你会用哪句成语？女儿不假思索就说道：“寡廉鲜耻。”对了。老爸接着说，有个位子坐一会，只是身体的一阵舒服。为了身体的一阵舒服，宁可粗暴地侵犯他人，宁可被人轻视。这种心态既下贱又可怕。为了区区一个座位，就这样不顾廉耻，遇到更大利益时，将会怎样呢？简直不敢想象。你千万不要和这种人交朋友，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千万不可和这种人交朋友，明白吗？女儿点点头。
老爸又说，你看刚才车门一开，疯狂抢位子的人中，还有些穿得很时髦很光鲜，有的长相也蛮好的小姐和女士。我看到她们这样这样不顾仪态和风度，实在难受。如果我是外星人，第一次到地球，看到这样的场景，我立即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地方的人，只知道追求物质享受，他们对人的优雅、人的风度、人的气质、人的体面，还一窍不通。这是一个文明尚未发展起来的野蛮民族。如果我告诉外星人，你错了。这块土地，在历史上曾被称作礼仪之邦，只是现在的人不看重这些，认为是虚的，没价值，不如一个屁股有价值，因此他们宁可牺牲这些。外星人一定更加觉得不可思议，他会说，这个地方的人，准是疯掉了。难道他们不知道，如果人人变得丑陋不堪，物质再多又有什么用，还不是生活在动物世界里。
父女俩到站下车了，但老爸的话还没完。
他愤慨地说，中国人的自卑，病态的自尊，既不习惯尊重他人，也不尊重自己，一百多年前是给洋鬼子的枪炮打出来的，如今却是被自己人弄出来的。但我们并没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总认为是别人故意在歧视自己。
老爸对女儿感叹说，我小的时候还经历过一段女的不参与抢位子的美好时光。那时候，坐车抢位子都是男的，女乘客只是在旁边观看。观看的女乘客中，有的人向这些粗暴野蛮的男人投去蔑视的眼光，有的是期待着自己的男友或丈夫替她抢到位子。渐渐地，蔑视的眼光暗淡了，麻木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女的和男人一样，也奋不顾身抢起位子来。我第一次看到女人抢位子时，惊得目瞪口呆，回家还当作新闻讲，说今天看到一个老结棍的女人，跟男人一样抢位子。 老爸似乎自言自语地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出现这种现象，实际上已经预示着一场更大的道德崩溃开始了。
他靠近女儿的耳朵问：你看见过女的硬要挤进地铁里六人座位吗？
女儿摇摇头说，这怎么可能啦，女的总归要点面子的。
哼，老爸说，我小时候也决没想到女人会和男人一样抢位子，可是到你这一代，已经不知道女人还有过不抢位子的历史。
也许意识到不应该让天真的孩子过早面对阴暗的现实，老爸又安慰地说，但愿现在的状况就象股灾之后惨跌的股票，现在已经是底部，以后就要开始上升了。我看见你的修养这么好，这么有礼貌，心里就非常开心。
我相信你们这一代长大后，一定是很有文明修养的一代。
受到老爸的夸奖和鼓励，女儿得意地笑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4期
如果你为四郎哭泣
作者：龙应台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地带了八十五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敌人的公主，在异域苟活十五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异乡对儿女已是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老母的片刻。身处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失声痛哭：“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十六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只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纸巾。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止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四周多的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各奔东西，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关系紧密、温情脉脉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四郎探母》，每一次都会遇见父老们和他们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地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俄底浦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的自责和痛苦。艺术像一块蘸了药水的纱布，轻轻擦拭他灵魂深处从未愈合的伤口。
文化艺术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种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它使零散的、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四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