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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外出约会，还不知羞地卖俏。不时有些罗曼蒂克的插曲，那是真正的罗曼蒂克，想想看，个性的自由远离我数十年了。在我四十多岁的年华里，那些令人激动的事情就不必言明了。那几年我发现我自由了，我做一切年轻女孩婚前所做的事情。
不可否认，我离婚后新的生活是有趣的，但并不令人满意。我需要不停地向乔讲述所发生的趣事。我心目中他的影子太深了。在新结识的人群中，我很孤独。我想念我曾嫁给的那个温存的、稳健的、有胆识的男人。
儿子伦纳德经常说他记得乔到佛罗里达的每一次来访和离去。他记得每当父亲不得不离开时，他是怎样痛苦地哭泣，因为他爱乔。我也记得孩子的眼泪，每次都令我心碎。
我们俩十分小心地对儿子说，我们是离婚，不是分离，但是“爸爸要睡在离办公室更近的地方，再也不和妈妈一起住了”。伦纳德只能理解这些。
孤独经常袭击着我，渐渐地，我受不了了。乔、伦纳德和我渴望家庭，更重要的是，我们曾经就是一家人。
四年过去了。有一天，伦纳德开始发高烧，接着就说胡话。乔立即赶来，呆了整整一个下午，和我分担忧愁，一起读书给伦纳德听。到了傍晚，伦纳德的病令人欣喜地好转了。我记得，当他看见父母呆在同一个屋子里时，他脸上闪烁着喜悦的光茫。
这么多年来的第一次，乔在我这儿过了夜，我们住在同一个房间。第二个晚上他还在这儿，后来也是如此。
第四个晚上，在起居室里，乔坐在我身边，他问我：“艾斯蒂，我们做了些什么呀？我们应该是在一起的。”
我思索良久，我做了些什么呢？我拥有一个爱我的男人，我也爱他——用一切最重要的方式爱他。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孩子。我们彼此完全信任，没有这个男人在身边我活不下去。
我对乔说：“原谅我，乔，我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后来乔吻了我。
我们的第二次婚姻意义重大，感人肺腑。我们的再结合是坚不可摧的。我们再也不会分离了，哪怕是几天。我们一直紧握着手，互诉衷肠，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一个我一生中最黑暗、最悲伤的日子。
一位英国皇家成员曾对我说：“我结了婚，我很幸福，一直幸福。每个人都需要在那些寂寞的、黑暗的时刻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伴侣。”
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些话，因为它们于我是如此真实可信。在与乔分离的那些日子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度过了一段不可言喻的令人激动的时光。但是，我决不会忘记夜晚回到家，却没有那个使我感到生活甜蜜、值得信赖的人和我一起分享我的快乐、我的秘密——独翅难飞啊。
我不得不承认我尝尽了离婚的苦头。在美国说声“拜拜”太容易了。很多情况下，当妇女再婚时，她们是改头换面了，却没有解决实质问题。太多的离异朋友发现她们的第二任或第三任丈夫比第一任丈夫缺点更多，而她的结发丈夫在别人的臂弯里却显得越来越好。我总是努力告诉人们：不要轻易离婚。
第六章 一屋子的爱和欢笑
就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我的确是很晚才踏入社会。我出生的时候，母亲41岁，父亲42岁，而我哥哥已经10岁了。这条过分明显的代沟也许和我那独特的血质一起造就了我的一生。
我的母亲，凯瑟琳，出生在苏格兰。我父亲，安尼罗，是第一代到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就这样，我似乎被什么从中间分成两半。倾向于苏格兰那一边的是讲求实际的、逻辑性的，甚至有一点古板；倾向于意大利的一边则是爱吵吵的、追求独特的、爱嘲笑别人也被人嘲笑的。
第一条我钓到的鱼
我父亲总是试图说服我去做一些户外运动。他会说：“你为什么不去钓鱼呢？”钓鱼？对我来说，那只是徒劳地举着一根拴着长线的棍子而已。
“去吧，”母亲说，“如果你能钓到一条鱼，至少可以向你父亲证明你已经试过了。”
有一天，我在学校里听说有人在排干我家附近的那个湖，那儿到处是死鱼。于是我马上骑了车赶到那儿，捡了25条鱼。
回到家，我冲着父亲大叫：“嘿，老爸！看我抓到了什么？”
我父亲一听就自豪地笑了：“好小子！瞧瞧他搞到的鱼！”
妈妈接过我弄到的鱼，把它们剖开。她嘀咕道：“这鱼已经发臭了，我们不能吃！”
“好了，别抱怨，我肯定它们是新鲜的！”爸爸理也不理她，还说，“好一个棒小伙子！”
最后，我母亲把我拉到一边，我只好在苍蝇拍的威胁下坦白了：“妈，好吧，好吧，是我在湖边捡的！都是死的！”
妈妈非常恼怒，但为了不让爸爸失望，她还是赶紧出门到铺子里买回了新鲜的鱼，做给我们吃了。爸爸从来没有发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磁带在转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哥哥帕特参军入伍，被派到维也莱姆。因为家里谁都不太会写信，所以父亲有了个主意：买一台小型录音机，录下我们的声音以后寄给帕特。
卖电子产品的商店里，店员问我们：“您想要多长时间的磁带——15分钟？”
“15分钟！”爸爸说，“我们甚至不能在15分钟里说完‘你好’！你这儿最长的磁带有多长？”
“90分钟。”
“这还差不多！给我4盒！”
回到家，爸爸把厨房餐桌上的东西收拾好，然后宣布：“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和帕特说话了！”他按下录音键，用他那独一无二的方式开始了：
“你好，帕特！家里一切都好！我很好！你妈很好！这是你弟弟！杰米，和帕特说话！”
我走向前来，说：“嘿，帕特！希望你过得不错！在那儿当心点。这是妈妈。”
妈朝机器弯下腰来，说：“你好，帕特！自己学着照顾自己！别做傻事！”
然后爸爸说：“嘿，那狗哪儿去啦？把布鲁斯带到这儿来，让它叫！”
布鲁斯叫道：“汪！汪汪！”
然后，当然了，父亲不得不说明：“这是狗，帕特！这是那只名叫布鲁斯的狗！”
我们在3分钟以内就做完了这一切。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帕特，一切都很好！这是狗！”
“汪！汪汪！”
几个星期以后，我们才录了不到9分钟的带子。最后，父亲说：“我看，还是让我们把它寄出去吧！什么鬼东西！”
然后我们把这奇妙的玩意儿包装好，寄给了帕特。现在回头想想看，他也许更想收到几封信。
请安静
直到“晚间剧场”成为我的全职工作以前，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在全国的每一个州演出晚间节目。我的生活把我母亲弄糊涂了。过了很久，她都不明白我在做些什么。
1986年，我有幸在肯尼基剧场演出，我的父母绝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那天他们来了以后，领座员把他们带到座位上，第十五排的中间。当我开始表演时，观众们立即就投入得不得了，他们马上就哄堂大笑。我母亲却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回过身来，把食指放到嘴唇上，对后排那些笑得很厉害的观众们说：“嘘，嘘，请安静！”
我从台上看到了。后来我对她说：“妈，别犯傻了！这是一出喜剧！他们就是该笑！”
这使她很窘迫。在公众场合被人们孤立是能够想象到的最糟的尴尬，而且还是在肯尼基剧场！
我常对父亲说，如果我从演出事业中赚了钱，就为他买一辆卡迪拉克。所以我一开始做乔尼·卡森的经纪人，就带着父亲去商店。售货员直接把他带到一辆崭新的白色卡迪拉克车跟前，车里面是红色的座椅。父亲一眼就看中了。
我们把车开回家，给母亲看。她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炫耀。当她看到红色的座椅时，她的眼中满是羞愧。对她来讲，这就像车轮上的妓院。
从那天开始，每当他们开着卡迪拉克到处逛，母亲总是要弯下身子。这样，父亲对镇上每一个人大嚷的时候，人们就看不到她了。
“嘿，”父亲说，“我儿子为我买了这辆车！”
终身的保修证书
我父亲钟爱证书。任何一件他买的产品，他都要为保修证书做一个卡片，以及一张封面——“作为我们的文件”，当然，用到这些文件的时候只是万一。
曾经有一次，我旅行回家，发现抽水马桶的座垫坏了。合页已经锈烂，我想把它扔掉。
可父亲说：“等等，别扔！我有一张20年保修期的证书！”
几分钟以内，他已经把那东西找了出来——一张泛黄的纸片，看起来像老式的黑白照片。
我说：“这不行，爸爸！我可不想举着这副锈光的马桶座垫穿过镇上的大街！”
“那么，我来。我有保修证书！”
我只好开车送他到杂货店，还有那副难看的破座垫。卖出它的人已经在十年以前退休了。他的儿子走了出来。
爸爸说：“我的马桶座垫坏了。我想要个新的。”
小伙子看了看，说：“它锈光了，我不能给你个新的。”
爸爸给他看那张证书：“是吗？那看看这个，还有92天！”
然后我们拿到了一个新座垫。
新座垫的保修证书保证它可以用到2008年。我们到家以后，爸爸又填了张卡片，用很大的字写上我的名字。这说明它将由我来继承。
最后一个故事将告诉你，我的父母究竟是哪种人。
我读高中的时候，曾经需要一笔钱来买一辆福特的二手车。每天放学以后，我就开始工作——搬沙土，刷油漆，为邻居打篱笆——我拼命地干，干得很带劲儿。最后，我终于搞到了买一辆车的钱。作为礼物，我父母送给我一个崭新的纳格哈德牌汽车椅套。
不过，只要我关车门的时候稍微重一点，车窗玻璃就摇个不停。但我没钱换它。我开着车到处跑，包括去学校。
我的学校有一座很庞大的建筑物，你能从许多间教室直接看到停车场。有一天突然下起了雨，我坐在课堂上，心疼地看着我的车——和我那崭新的椅套——被透过破车窗的